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全球走出此輪危機必由之路

黃劍輝 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

去年11月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中國政策體系中的一個熱門詞匯，並成為“十三五”及未來一個時期的重點工作。實際上，早在2012年初，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劃司司長徐林和我等七人，以走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需要經濟學理論創新為著眼點，一起發起成立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並圍繞供給側改革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為什么要強調從供給側入手

我們之所以強調從供給側入手，主要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從國際對比的角度來看，一方面，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政策主要是從需求側入手，盡管出臺了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效果並不理想，目前仍未走出危機，且局部有加重跡象；另一方面，無論全球還是中國，都面臨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其中發達國家收入高但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陷入“低生育陷阱”，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速快但收入低，陷入了“低收入陷阱”，而需求管理手段對這種結構性問題幾乎束手無策。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來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1年加入WTO，供給側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主基調。其中，“農村改革”主要是1978年開始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城市改革”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承包制、股份制和國企改革等方面的探索；“金融改革”主要是1993年開始把工、農、中、建等國有商業銀行同政策性銀行分離，創造了金融新供給，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從加入WTO之后一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甚至在2005-2006年為防止經濟過熱，中國政府加強宏觀調控和政策緊縮。這一時期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2003年撤消了國家體改委，把相關職能並入國家發改委，一定程度上導致並標志著供給側改革的停頓和弱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適當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繼續把著眼點放在供給側，重啟改革；另一種是實施大規模刺激計劃。眾所周知，中國最終選擇了第二條路，出臺了4萬億投資計劃。這在推動經濟增速反彈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包括地方政府債務高、企業杠桿高、部分產業產能過剩等。期間，中國買什么，什么就漲價，尤其是2009-2010年全球石油和鐵礦石價格的快速上漲，石油、頁岩氣產能迅猛擴張，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狀況繼續加劇。

目前這個階段，中國同樣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像歐洲、日本一樣，繼續采用新一輪的刺激性政策；另一種是把眼光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構建促進中國經濟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新型驅動力。中國政府已經明確選擇了第二條道路。實際上，中國所面臨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沖擊，而是中長期的、結構性的、內部的壓力。因此，通過以“改革開放、創新創造、生態民生”的新三駕馬車作為主驅動力，以基於中長期高質量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為核心的“供給管理”部分替代短期凱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才能真正提升要素供給效率，不斷拓展市場空間。

著力從供給側入手，改革才能大有可為

從農業來看，中國除黑龍江、內蒙古等地，其他省市仍然是小農經濟、小塊土地。限於土地制度的問題，很難實現現代農業的專業化運作，農產品供給質量相對較低。因此，在推進農業現代化方面，如果能夠進行土地制度改革，推行“股田制”試點，以農民承包權入股，很快就能釋放出生產力。而且，不同的區域引入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例如德國模式、美國模式，江浙一帶可以用日韓的農業耕作模式等。

從制造業來看，中國生產的產品以中低階為主。如果能夠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同時推進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把石油等壟斷領域向民營資本開放，通過制度優化來擴大供給主體，將會增強市場競爭強度，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從而促進中國制造的產品由中低階走向中高階。中國現在並不是沒有需求，例如形容中國人的“暴買族”一詞去年曾在日本流行，中產階級具有很強的購買力，關鍵是缺乏有效的產品供給。

從服務業來看，中國民眾普遍面臨入托難、上學難、就醫難等問題。這些“難”，反映的主要是有效供給的短缺。以北京等大城市為例，此前一直面臨打車難的問題，后來有了優步、滴滴等打車軟件，一方面引入了專車等新的供給主體，另一方面可以加價進行激勵，不僅破解了打車難的問題，而且提升了服務質量。這個案例可以很好地解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理，同時也可以應用到教育、醫療等多個領域。

從基礎設施來看，中國仍有很大空間。以中部的河南、湖北為例。河南是中國人口第一大省，但省會鄭州市目前只有一條地鐵；湖北武漢是華中第一大市，但三年前卻連一條過江隧道都沒有。因此，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與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前景依然廣闊。

必須處理好兩組供求之間的關係

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供給側的視角、通過改革的手段、解決結構性的問題”。從具體路徑來看，要著力推進兩組供求關係的匹配。

一是金融有效供給與實體經濟有效需求的匹配。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實體經濟的主體，但金融體系卻仍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眾多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德國經濟金融發展模式，從金融供給側入手，用間接金融匹配制造業，放寬民營資本準入，大力發展民營銀行，同時建立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破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要。

二是實體經濟有效供給與居民實際有效需求的匹配。當前，中國實體經濟在中低階產品與服務方面存在產能過剩的同時，在高階產品與服務方面存在有效供給不足。中國需要加大創新投入力度，提升產品品質和服務質量，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通過這兩組供求的匹配和聯動，才能真正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到實處。

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需有機結合

我們強度供給側改革，但並不是說需求側不重要，實際上，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需要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相結合。其中，需求側管理類似於西醫，即通過“服藥”、“手術”等手段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為改革贏得時間；供給側改革類似於中醫，即通過“強身健體”“固本培元”等手段提高經濟的韌性，為長期持續發展拓展空間。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需要有機結合。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的指導思想是“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其中，“求真務實”，可概述為體現中國黃河文明、漢代主流思想的“梅花精神”；“開放包容”，可概述為體現中國長江文明、唐代主流思想的“牡丹精神”。“融匯古今”、“貫通中西”，就是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要體現“四個結合”，一是將馬克思主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原理與中國國情緊密結合；二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原理與不斷發展的實踐動態需求緊密結合；三是將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和文化的精華與當代文明先進認識成果緊密結合；四是將經濟學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與經濟學勢在必行的創新突破緊密結合。總體而言，古今思想、中西理論不是兩組非此即彼的關係，需要古為今用、西為中用，最終實現相互統一、融合發展。

通過“新供給”淘汰“老供給”，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借鑒生活中“更換洗澡水的道理和方法”。把一桶或一盆臟的洗澡水變清，可以選擇多種方式。其中，一種方法是等水靜下來，臟東西慢慢沉下去，但時間會很久，且最終的水未必清澈，這表明：不主動作為，僅是坐等觀望，產能過剩的行業可以實現市場出清，但過程會很慢很難；另一種方法是通過排水管把臟水排出，同時打開進水管引入清水，一段時間后洗澡水將會清澈透明。淘汰過剩產能同樣如此，短期內將會導致大量員工失業，必須同時新建高階產能，政府需要在職業培訓和下崗員工再就業方面給予政策支援，最終實現“新供給”淘汰“老供給”，產業從中低階走向中高階。

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解決債務問題可以借鑒美國政府救助通用汽車的做法。2008年前后，美國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等三大汽車業巨頭均陷入幾近破產境地。奧巴馬當選總統后，成立“汽車特別工作小組”，果斷對通用和克萊斯勒實施救助，先后兩次投入500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為美國拯救了超過100萬個就業崗位，避免了工業體系遭到重創和民眾家庭財富巨額縮水。早在1999年，中國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解決產能過剩和債務問題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未來需要設立促進企業改革基金，增強地方和企業改革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確保各項改革政策措施落實到實處。

2016年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鑒於農村改革成本最低、阻力最小，可以從農村改革開始，加快發展股田制試點，探索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與此同時，在制造業、鋼鐵煤炭等領域，應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促進“三去一降”（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實現市場出清、產業升級；在服務業方面，可以放開教育、醫療等領域市場準入，引入更多供給主體，促進市場競爭，更好的滿足消費者需求。

從全球視野看，也應當借鑒中國經驗，盡快將宏觀政策著力點從以貨幣政策為主的需求管理，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走出此輪危機，實現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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