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經濟尋找"失落的十年"

本報記者觀察發現，浙江GDP增速連續10年下滑，區域經濟存在資本、產業空心化苗頭，正在面臨擠出中國經濟增長第一方陣的危險。

“浙江經濟多年來的持續深度回落，在國內經濟競爭中呈現明顯頹勢。”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近日回應了這一說法。2001年至2008年浙江經濟增速從全國第六位跌落到第22位。浙江工業增速自2004年6月至今持續下滑，這是浙江近年來的罕見低谷。

浙江這幾年較低投資增長中，制造業投資比重相對更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接受采訪時也指出，浙江“十一五”規劃的重大建設項目中產業類項目比重只有13%，近三年制造業投資比重比江蘇、山東低8-10個百分點。

記者在浙江采訪下來，類似的觀點并不鮮見。

國家發改委長三角區域規劃專家陳建軍亦向記者提醒：“浙江在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地位的下沉，是在新五年規劃期間所必須面對的現實。”他稱，浙江在長三角經濟總量中的比重自2003年達到33.43%以來，在長三角經濟總量的份額呈持續下降狀態。

浙江制造業后勁問題，決策層早有洞見。9月7日，浙江省政府專題會議通過了9大新興戰略性產業專項規劃。浙江省長呂祖善諄諄告誡：“如果我們不能順應趨勢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就會被時代所拋棄、所淘汰。”

浙江經濟的“黃金年代”

借助改革開放崛起的國內消費市場，浙江民營經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代”。“浙江模式”由此聲名鵲起。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30多年前，金銀煥還在老家諸暨大唐鎮種田。村子里有人從上海買回手搖襪機，每天生產50-60雙襪子，每雙可掙一元錢純利，而他在生產隊干一天才掙0.40元！

就在1970年代末，全球襪子生產基地從日、韓轉移到長三角嘉興、諸暨等地。由于大唐襪子比國營大廠便宜，天南海北的采購員蜂擁而來。老金們前店后廠、專業市場的交易形態，正是浙江民營經濟模式的雛形。

這種好日子持續了十年。1997年3月，資本大鱷索羅斯攻擊泰銖引起東南亞金融風暴，中國經濟風聲鶴唳。

“那場風暴好啊，把‘洋人’都刮到了大唐。”永新集團老板金銀煥說，外國人涌進小鎮，租下了辦公用房，直接下單給襪子企業。因為省略了中間商環節，加工費甚至比以前高了許多。

當時，浙江量大面廣的服裝、紐扣、眼鏡等民企業主，大多放棄日趨激烈的國內消費市場，轉而為國際采購商貼牌生產。浙江經濟發展也保持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增長勢頭。

到1998年底，浙江仍然保持了外貿出口繼續以兩位數快速增長的勢頭。其中，溫州出口增長17％，義烏增長11．l％，臺州路橋則增長70％。

借助改革開放崛起的國內消費市場，浙江民營經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代”。“浙江模式”由此聲名鵲起。

浙江制造錯過三次“機遇”

一般認為，1998年至今浙江錯失了三大機遇期：1998年，國內消費有向國際消費轉移的趨勢，浙江經濟沒向產業高端提升；2003年國內宏觀調控，浙江產業資本外溢變為游資，徹底走上不歸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浙江部分傳統產業外遷中西部，導致浙江經濟增速全面落后。

但是，浙江方面的政府智囊人士指出，浙江經濟抓住了第一波國內消費市場的機遇，但隨后出現的國內消費市場向國際消費市場轉移升級的發展趨勢，浙江制造并沒有完全把握這些機遇。

記者在浙江采訪下來，一般認為，1998年至今浙江錯失了三大機遇期：1998年，國內消費有向國際消費轉移的趨勢，浙江經濟沒向產業高端提升；2003年國內宏觀調控，浙江產業資本外溢變為游資，徹底走上不歸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浙江部分傳統產業外遷中西部，導致浙江經濟增速全面落后。

1998年為第一個時間節點。

由于國際訂單的土豆效應，金銀煥們嘗到了這種簡單加工業的甜頭，很快形成了對紡織服裝等低端產業的外貿依賴。

此舉導致浙江產業結構變動較慢，產業層次長期低于全國。以紡織服裝行業為例，1985年浙江省產值比重為27.3％，高出全國8.9個百分點。到2008年該產值份額高達21.3％，30年間僅下降6.0個百分點。

而在新興產業發展上，浙江則沒有迅速跟上。例如，1985年浙江電氣電子產業份額為12.3%，到2008年僅上升2.2個百分點。而江蘇和上海的領頭行業，均已成功轉變為電子行業。

浙江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所長朱李鳴對本報記者指出，這種外向型的單邊市場取向，加大了市場結構轉型的難度。

但直到2002年中國加入WTO，這種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換取產能擴大，通過“低成本、低價格、低利潤”實現市場空間拓展的模式并未改變。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史晉川向記者指出，1978-2002年浙江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7%，增長速度居全國之首；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由38%提高到43.8%，傳統產業占有支柱性地位。

與之相伴的是日益高昂的投資代價。1979~2003年，浙江省固定資產投資率從26.4%上升到49.4%，大大高于GDP年均增幅。到2003年，每增加１億元GDP所需的固定資產投資高達3.38億元。

彼時，有關“中國拉高世界能源、原材料價格”的輿論撲面而來，浙江民營企業普遍遭遇了煤炭告急、拉閘限電、原材料價格飛漲等“致命傷”。

2004年宏觀調控不期而至，地方建設項目紛紛下馬。

“我那時候相中的一塊土地，到現在都沒審批下來！”溫州柳市鎮春城開關廠廠長黃信飛對本報表示，由于缺地、缺水、缺電，許多民資從制造業外溢，成為短期博利的游資。

據不完全統計，僅溫州一地就有高達8000億的民間資金轉戰全國。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對“在外浙江投資創業人員及企業基本情況”進行摸底，結果顯示，截至2003年底約有400萬浙商在省外發展，占該省總人口的1／10，投資總額約5300億元。

為此，浙江“十一五”《綱要》明確提出，“加強引進內資工作，積極支持浙商回歸發展”。

2006年2月，浙江再度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國內引進工作的意見》，明確“國內引進”要作為各地、各部門年度目標責任制考核的重點內容。

誰料新一輪金融風暴席卷而來，招架不住的浙江老板們決定向中西部轉移。溫州奧康集團就在重慶璧山縣投資10億元，設立占地2600畝的工業園，吸引90多家配套廠商入駐。

浙企外遷，直接導致本省工業投資不足。

2005年以來，以民間投資為主體的浙江規模以上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增速，開始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9年全年浙江民間投資只增長7.4%，2010年一季度環比下降近45%。

卓勇良分析，2007年浙江規上工業的固定資產凈值利潤率，由2000年的全國前3位降至第14位，企業對于投資省內傳統產業的意愿大大減弱。

如何找回“失落的十年”

去年6月，浙江省發改委召集專家討論申報國家戰略的方案。此間出現了“制度派”和“區位派”的分歧。“制度派”專家認為，受土地、資源、環境約束，浙江不宜大力發展重化工業，應重點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新興產業。“區位派”專家認為，浙江體制機制優勢一直在弱化，應該從國家級試驗區角度著手。

全球金融危機的暴風雨，一度讓浙江進退失據。

“去年第一季度，浙江GDP增長下滑到了3.4%。” 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公開表示，那是一個很危險的數字。

為此，趙洪祝力主積極推進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雙引擎”，建立現代產業體系。《浙江省服務業發展規劃(2008-2012年)》提出，到2012年全省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47%，到2020年超過55%，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2009年，浙江省緊急出臺《加快工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制定12個重點產業規劃。這一年，該省爭取到國家

技術改造補助資金5.1億元，同時省財政設立了總額達7億元的工業轉型升級專項資金。確定146家工業行業龍頭骨干企業享受“一廠一策”，引領當地工業轉型升級。

但對于是否優先發展服務業，浙江各界觀點并不一致。

去年6月，浙江省發改委召集專家討論申報國家戰略的方案。此間出現了“制度派”和“區位派”的分歧。

“制度派”專家認為，受土地、資源、環境約束，浙江不宜大力發展重化工業，應重點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新興產業。“區位派”專家認為，浙江體制機制優勢一直在弱化，應該從國家級試驗區角度著手。

但到今年2月，國務院審批通過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綜合試點”。由此可見，建立體制機制優勢，仍是浙江今后比較強調的引導方向。

“在人均產值沒有達到1萬美元以上，浙江不宜把第三產業作為主導產業”，陳建軍表示，應該采取一種和長三角省市趨同求異的發展戰略，發展重化工業和高科技外向型經濟。

浙江省經信委主任謝力群認為，浙江工業結構調整進入關鍵期，將由過多地依賴輕工業向重化工業為主轉變，由過多地依賴傳統產業向裝備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為主轉變。

浙江工商大學副校長張仁壽支持發展重化工，他認為浙江在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缺乏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如果不轉變依靠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模式，那么出口越多，就意味著浙江面臨的資源壓力和環境壓力都會越來越大。

“對于浙江經濟而言，最大不確定因素是外貿。”浙江省發改委主任厲志海說，2009年浙江外貿原計劃增長9%，但實際負增長13.8%。根據近三年浙江出口和GDP的關系分析，如果出口下降1個百分點，將導致全省GDP下降0.3－0.4個百分點。

今年，浙江已經制定了出口增長5%以上的目標。然而，今年是經濟發展環境最為復雜的一年，世界經濟依然具有許多不確定性。

對于先進制造業，厲志海表示樂觀。9月7日，浙江省政府專題會議原則通過了9大新興戰略性產業專項規劃，將于近日下發《關于支持產業集群示范區加快轉型升級的若干政策意見》和《關于支持行業龍頭骨干企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

厲志海對記者說，預計到2015年該省戰略性新興產業銷售收入超過兩萬億元，占到全省工業比重的30%以上。未來5年，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成為浙江省新的支柱產業。

“與去年保穩促調的基調不同，結構調整被提至今年浙江政府工作的首位。”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公開表示，要進一步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繼續克服各種體制障礙，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本報獨家獲悉，由浙江省發改委、浙江省政府咨詢委、浙江大學、浙江省社科院擬訂的4份浙江“十二五”規劃草案均已上報浙江省政府，目前已進入初步評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