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有色,四分之一的成功率

自2006年8月出任華東有色地勘局（下稱“華東有色”）局長以來，邵毅開始了他一周工作六天的生活。短短四年不到，這個不起眼的國內地質勘探單位，竟因海外并購聞名于業內。

從澳大利亞的Arafura Resource（下稱“ARU”）到非洲的Weatherly International Plc（下稱“WTI”）、南美洲的Jupiter項目，再到澳大利亞的Northern Uranium（下稱“NTU”）和GLOBE METALS & MINING（下稱“GBE”），當國內礦業大佬還在摸索“走出去”路徑時，華東有色儼然已成為國際礦產資本市場的老手。

“現在的經濟環境，確實給了他（邵毅）一個難得的機遇。”作為一同在江蘇宿遷打拼過的同事，江蘇省工商局局長佘義和，如此評價華東有色大舉海外收購。

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國需要全球化的資源供給。對礦產資源的極大需求和國內礦產資源的捉襟見肘，讓中國企業有了“走出去”的充分理由。作為中國最早進行大規模收購國外礦產資源的代表，紫金礦業董事長陳景河曾對本報記者表示，其所收購的海外資源，目前的價值已十倍于投資成本。

但就如中國經濟崛起引發的擔憂，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也引發國際礦業界的“敵意”。此前，最著名的案例莫過于中鋁夢斷力拓。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副會長尚福山稱，為避免國家形象遭受損壞，中國政府準備對進行海外礦產資源并購的企業進行資質認定，鼓勵像華東有色這樣的地質勘探單位走出去，“通過幫別人找礦發現財富，既滿足了國內的需求又增加了別國財富，避免了對立”。

2009年6月至今，在華東有色介入的5個海外項目中，1個已經成功，3個失敗，1個仍在進行。它的經驗和教訓，將為其它中國礦業公司提供有益的借鑒。

避不開的敏感地帶

現在，邵毅在談到華東有色的海外并購時，已經很少談到稀土了，而半年前，他還在高談海外的稀土機遇。

2010年11月，當華東有色對GLOBE METALS & MINING公司（下稱“GBE”）并購協議在資本市場公布后，第二天，這個以鈮礦項目為主的上市公司，忽然被澳大利亞當地媒體稱為“新興稀土供應商”，邵毅感到不解和擔憂，或許還有一點憤怒，“它的稀土項目是否有商業價值還很難說”。

11月12日，華東有色與GBE簽訂股份認購協議，前者以0.345澳元/股的價格收購GBE約51%的股份，總價約為2.67億元人民幣。

“鈮才是GBE的核心資產，它的稀土資源能否被開發，目前還未可知。”但邵毅沒有想到，他在談判中“都沒有正眼看過的”GBE公司的稀土資源，竟會引起如此大的風波。

半年前，邵毅與眾多海外礦產商一樣，為中國實行稀土出口限制大喜不已。因為，這將讓他2009年的一宗收購大幅增值。

2009年6月，華東有色與澳大利亞稀土上市公司ARU公司，正式簽訂股權認購協議。華東有色以2294萬澳元的代價，成功收購ARU公司24.86%股權，成為其最大股東。

在中國稀土管制政策的推動下，世界稀土產品價格快速回升，至今已基本漲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歷史最高水平。而稀土產品價格的快速回升，也推動了ARU股價的快速回升，時至今日，華東有色對ARU的投資，已升值至二倍以上。

不過，當稀土成為一種全球敏感的資源，華東有色也因此遭遇打擊。

2010年9月，華東有色對Northern Uranium Limited（下稱“NTU”）的收購宣告失敗，因為，這同樣是一個涉及“稀土”的項目。

此前的8月7日，華東有色與NTU簽訂股權收購協議，以約1億人民元獲得NTU51%的股權。NTU是一家在澳大利亞證交所上市的公司，其核心項目為高品位鈾礦Gardiner-Tananmi，總體礦權面積達1萬平方公里。如能實現對NTU的收購，華東有色將能獲得夢寐以求的海外上市平臺。

但NTU在澳大利亞北部省的兩個高品質的稀土項目，最終令華東有色敗興而歸。在華東有色與NTU的交易公布之后，澳大利亞最大的稀土企業Lynas，開始出手爭奪了。

雖然，NTU當時的股價已經大幅上漲，但仍擋不住爭奪者逆市而動的熱情。Lynas開始高價收購NTU第一大股東的股份，一家疑似中文名的個人投資者，也開始對NTU第二、第三大股東進行收購。

8月底，NTU高管告知華東有色，除非提高價格，否則交易很難繼續進行。

對邵毅來說，競購者Lynas的出現，是一個巨大的意外。僅僅幾個月前，資金鏈緊繃的Lynas，曾一度接近于被中國企業并購。

2009年5月，中國有色礦業集團稱（下稱“中國有色”）將出資2.52億澳元，收購Lynas 51.6％的股權。但2009年9月底，在交易被多次推遲后，中國有色宣布放棄對Lynas的收購，原因是，無法滿足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下稱“FIRB”）尋求的“更多承諾”。

雖然未能獲得來自中國的資金，但全球稀土市場的突然回暖，卻拯救了Lynas。它最終從日本礦產商那里獲得一單數額巨大的稀土供應合同，資金問題迎刃而解。對于華東有色來說，這當然不是個好消息。

在Lynas介入之后，9月，華東有色與NTU之間剛剛簽訂了一個月的收購協議，最終宣告撤銷。

監管機構的門檻

事實上，NTU同樣沒有得到交易監管部門——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FIRB）的“祝福”。

2010年10月，包括邵毅在內的華東有色高層，集體拜訪了澳大利亞礦業部部長Martin Ferguson以及FIRB。雖然，對NTU的收購已告失敗，但華東有色還擁有另一個澳大利亞稀土公司——ARU。

在2009年6月完成了對ARU收購后，2010年3月和11月，華東有色卻未能參與ARU的配股。邵毅稱，對于ARU的配股，華東有色并非不愿意，而是面臨困難時所采取的一種策略。

根據澳大利亞當地的法律，國外國有獨資或控股企業在澳大利亞的資本運作，必須獲得FIRB的批準，“即使在二級市場買賣一股也要審批”。如果華東有色想要參與ARU的配股，亦是如此，但邵毅稱，目前，澳大利亞政府對所有與稀土項目相關的審批，基本均持否定態度。

據邵毅透露，在拜訪FIRB時，華東有色還承諾，無意代表一個國家在澳大利亞搶奪稀有資源，其收購只是一種商業行為，為避免引起政治敏感問題，華東有色愿對ARU采取更為靈活的政策，不僅公開聲明“絕不控制和參與稀土的銷售”，對ARU的融資配股也將持更加謹慎的態度。

而從當時與FIRB接觸的情況來看，對一般性的資源，澳大利亞政府都歡迎中國企業來合作，甚至鈾也可以，但提到稀土問題，卻比較敏感和謹慎，邵毅稱，“對方雖然沒有直說，但今后想要在澳大利亞投資稀土項目，難度一定是可想而知的”。

讓他頗感郁悶的是，“日本政府以及西方國家為稀土問題大打口水戰，但對我們企業來講，這完全是一種商業行為，我們既沒有對稀土的包銷權有任何約束，也沒有對稀土的供應指手畫腳。我們僅僅認為，在稀土成為現代材料革命當中最重要的因素以后，稀土的價值將非常高昂。對企業來講，稀土就是一個非常有前景的商品，但我們絕不會就稀土的銷售和其它，對ARU公司有什么特殊要求”。

事實上，ARU對華東有色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邵毅稱，在收購之初，ARU曾把華東有色當作救命恩人來看，但隨著全球稀土市場形勢的變化，ARU對自己的中國色彩已不滿意，并試圖借助“去中國化”，來抬高自己在日美企業中的身價。

2010年11月，ARU已從美國募集了9000多萬澳元。不過，這次融資需要特別股東大會批準，當ARU得知華東有色可能會投反對票時，竟給華東有色發來了一份以“中國國有企業控制澳大利亞稀土企業”為主要內容的公告草稿。在邵毅看來，這儼然就是一種威脅。

邵毅認為，ARU的態度發生180度的大轉變，折射出國際稀土問題的復雜性。而對于這一商業上堪稱成功的收購案例，邵毅仍有疑慮：“稀土爭斗激烈而又詭秘，原本實實在在的商業項目，忽然增加了撲朔迷離的政治色彩。”

四分之一的成功

因稀土爭論而遭遇的困難，只是華東有色海外收購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問題之一。

從ARU到WTI、Jupiter、NTU以及最近的GBE，已經成功的只有ARU這一項目，NTU已經失敗，而WTI、Jupiter項目也接近失敗。

2009年9月，華東有色與WTI達成交易意向，擬以0.036英鎊的價格認購WTI新發行的4.468億新股，從而獲得其50.1%的控股股份。WTI主營業務為基本金屬采選和冶煉，生產地主要在納米比亞等非洲國家，2006年，其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二板上市。

“這是我們第一次擁有境外上市公司，這次擁有的不僅是一份礦產，更是一個境外融資平臺。”當時，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邵毅興奮地表示。

但沒有想到的是，WTI大股東亦是一個原材料供應商，因擔心華東有色與WTI的交易會影響其原材料的冶煉，于是買走了WTI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冶煉廠。

“被買走的冶煉廠，是WTI的一個核心資產，我們沒有想到，WTI會發生這樣的資產變更，最后不得不放棄。”邵毅總結說，在隨后的海外并購中，華東有色都會加入資產變更條款，“所有資產變更，必須得到我們的同意”。

巴西的Jupiter項目的失敗，則是因為，該項目與鄰近項目在開采權問題上切割不清，但“Jupiter項目的所有人，當初并沒有向我們說明這個問題”。

而在總結NTU項目的教訓時，邵毅稱，雖然稀土市場突然回暖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我們與股東缺少交流，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以致在股權發生重大變更后，我們才知曉”。

在三次失利之后，2010年11月，在洽購GBE時，華東有色已特別注意與股東的溝通，希望在獲得公司管理層的認同之時也獲得股東的認可。

雖然，擁有稀土資源的GBE，同樣受到資本市場熱捧，但邵毅稱，目前，GBE的收購前景已十分明朗，進展也十分順利，這主要得益于前幾次不成功收購所學到的經驗，包括低調談判、使股價不出現大幅波動、以及與股東之間良好的溝通，等等。即使煩心事不斷，但邵毅仍覺得，可以做的事還有很多。

“起碼到2011年年中，仍是國際并購的機遇期。”

在邵毅看來，金融危機使許多境外上市公司的融資十分困難，而這正是中國企業低成本收購的重要機遇期。目前，仍有大量的海外項目文件放在他的案頭，“國外很多資源項目對資金非常饑渴，只要有錢，一切都好談”。

而對于邵毅來說，獲得資金并不困難。“以一個價值1億美元的項目為例，只要獲項目60%的股權就可以控制該項目，即6000萬美元左右，就可以控股一個1億美元的項目。而在這6000萬美元中，70%可以通過貸款解決，企業只需出1800萬美元，如果再建立一個私募基金，那企業只需出私募基金的三分之一即可控制此基金。因此，一個價值1億美元的項目，企業最終只需要600萬美元即可完成收購。雖然我們年收入才10億（人民幣）左右，但這么多海外項目做下來，資產負債率才18%。”

在他看來，中國在金屬礦產領域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礦業公司，“中國的經濟安全，靠的是有實力、有活力的中國自己的國際礦業公司。而華東有色的目標，就是要做中國金屬礦產領域的國際礦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