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強拆病"綁架改革

《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又稱新“拆遷條例”），遲遲不見動靜，甚至還可能“胎死腹中”了（詳見本報7月26日報道）。殺死新“拆遷條例”的元兇，正是一些地方難以救治的“強拆病”。

有據為證。報道稱，參與其事的北大法學院副院長沈巋說，“明顯感受到了地方政府游說的力量，如有的地方官員就曾提出，過高的拆遷補償會提高房價”。他說，在征求意見和討論的過程中，越來越清楚它牽扯的面很大，包括怎么解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等諸多問題。

道理很簡單。雖然保留了地方政府的部分“強拆權”，但新“拆遷條例”畢竟在諸多方面進行了規制。這或許讓地方政府感到手腳被縛，以至于連一貫賴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土地財政”也有了斷頓之虞。在多年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習慣于以“強拆”思維推動發展，已經患上了“強拆病”。如今要強制地方政府“戒斷”，必然會引起反彈。

因為“強拆病”是有依賴癥的。這種病的直接表現，是在城市大拆大建，在農村強征土地。這個過程不僅直接產生GDP，而且為更多GDP的產生奠定了基礎。非獨如此，對于土地之上礦藏資源的無節制采掘，對于環境污染的習慣性漠視，亦是癥狀之種種。

“強拆病”其來有自。最初，改革集中于產業領域，因而出現國企職工大規模下崗，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城市平民長期暴露于“看病難”、“上學難”和“買房難”的實質困境。在農村，就是糧食統購統銷，實行“保護價”收購。當改革推進至資本領域時，土地作為資本要素進入市場，“強拆”便更加不可或缺，也因此更加具化、形象化。

在很多地方官員看來，不強拆就不能夠發展。不強拆，如何保證大拆大建乃至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不強拆，如何兌現對于客商的大規模征地承諾？不強拆，又如何體現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改革進取精神？

社會財富因強拆獲得巨大增長，也在此進程中演繹著周而復始的大轉移，以至于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我們以為，這正是“強拆”成其為“病”的實質。

在強拆過程中利益受損的工人、農民以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市平民，參與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他們在財富分配過程中卻始終處于被動位置。“唐福珍自焚”慘案的發生耐人尋味，正是因為當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犧牲了自己的土地、房屋和血汗之后，他們驀然發現，先富者的成功根本無法復制。很大程度上，先富并沒有帶動后富。“強拆”保障了相當多的先富強制占有種種資源，普通民眾則被屏蔽于外。

當土地、礦產資源、房地產開發還有證券市場的精巧騰挪，制造出一個又一個富翁時，誰還能記起改革之初關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口號？

效率優先是過去30多年改革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強拆有其歷史淵源，并將效率優先的實質發揮得淋漓盡致。然而，改革的特性就在于不斷變革，甚至變革改革本身。如今，改革的核心已經指向社會分配制度領域。這更需要我們重新診脈“強拆病”。

效率優先固然重要，兼顧公平卻不可輕忽，這理應在分配領域給予高度重視。新“拆遷條例”與財富分配息息相關，因而，在新“拆遷條例”的制定上，也需要厘清效率優先和兼顧公平的輕重緩急。

我們應該形成這樣的共識：作為改革在社會分配制度領域的新舉措，新“拆遷條例”等相關法規限制“強拆”，不是倒退而是進步。鑒于此，新“拆遷條例”就必須給“強拆”“上綁”而不是“松綁”。

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警惕，作為整體利益格局的一份子，地方政府正以“效率優先”為由，一味強調“強拆”對于經濟發展的好處，并以此干擾立法進程。這實際上是用所謂經濟發展的大局“綁架”改革，使之于己有利，于“強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