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轉型的社會想象

五十，人知天命，國家如何？新加坡慶祝金禧之際，政府和人民也在過去十年經歷蛻變：民間的聲音與力量崛起、公民參與的踐行逐漸普及、執政黨的政策和作風變得更親民。這些跡象在在顯示，這個島國正邁進成熟期。在這歷程中，人民脫離了西方民主社會進程的樣板，在此屆大選決定不往兩黨制方向前進。隱約之間，一種一黨專政下的民間主體意識和特殊民智已悄然崛起。

相繼兩屆大選，新加坡人讓執政56年的行動黨和原本氣勢如虹的反對黨，先后有了同樣慘痛的經歷——就是不能將人民的支援視為理所當然。同時，國人也在告訴世界：他們不會不顧一切，以西方的民主模式作為自己幸福的歸依。當西方媒體不斷以其民主標準，來衡量他國的政治成熟度時，新加坡人繼續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尋求集體的福祉。這份主體意識可以說是國人在慶祝金禧之際，給自己和國家一份意義重大的禮物，也是新加坡社會邁進成熟期的重要標志。問題是：人民主體意識和公民社會的概念日強的新加坡，如何能避免陷入民粹主義的誤區？在亞洲文明的豐厚土壤中，我們如何培育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文明意識？

過去十年，環球化和網絡社交媒體的力量，催使公民社會的概念開始在新加坡的政界、知識界和民間發酵。2004年，尚未成為總理的李顯龍表示，政府無需敵視批評的聲音，反而應歡迎具誠意的評論；他說，政府應“進一步推廣公民參與，逐步擴張開放的尺度。”從2011年大選至今，我們不但聽到民間那股勇於質疑權威話語的聲音，也看到政府通過全國性“我們的新加坡對話會”聆聽民意的行動。就在本屆大選過后第二天，教育部長王瑞杰還重申了對話會的意義，並呼吁國人為社會注入“積極主動的公民精神（active citizenry）。”

事實上，民間對新加坡是否準備好邁入公民社會的階段這個問題不乏爭議，也有國人開始關注“公民社會”的概念被用來支援民粹思想的問題。我想，多數新加坡人會希望，我們的社會在步入成熟期時，能走上一條不一樣的路。問題是，當新加坡逐漸走出政治精英說了算的階段時，她如何可以不跌入民粹主義的陷阱中？

強悍和高姿態的精英主義，和狂飆、激進的民粹思想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否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間那種共生的關係和互信的可能。帶有精英心態的執政者立足於決策的高處，聽不到民聲、看不見民間智慧的價值，也懷疑民眾的判斷能力；而極端的民粹思想者則主張，對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思想一律采取質疑的態度。兩種態度互相對立，卻一致否定存在政民之間那寶貴但容易受損的紐帶。

民粹主義在新加坡是否有崛起的條件？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於我們的社會——包括政府和人民之間以及各群體之間——在面對成長的陣痛時，如何維持互信的關係。在這方面，我們慶幸，除了各種偉績，新加坡人還有甘榜社會那種質樸而充滿生活智慧的生存之道，作為共同的集體記憶。

那是一個還不知公民社會和多元文化理論為何物的淳樸年代，但是，寓藏在甘榜社會中的卻是自然、深厚、經歲月磨練而成的互信、互賴和包容。這溫潤的生活圖象，是強調以技術理性治國的精英，以及公民意識日強的國人所需要共同保存的人文記憶。

對政府的信任不是愚順

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不是愚順，而是新加坡對民粹思想建立防疫能力的寶貴第一步。與其說這次的大選成績是選民怕改變或失算所致，我更愿相信，這是人們清楚的委派。我期待，政治精英在學習親民的功課之后，會進一步學習信任人民，將“我們的新加坡對話會”的精神，深化到社會運作的各個環節中。

當然，我們不應浪漫化甘榜社會。新加坡若要繼續生存，並在世界的舞臺有所貢獻，不但需要執政者具備國際的視野，也需要我們的下一代具備世界公民的素質。這些挑戰告訴我們，下一個階段的新加坡需要深厚的民智為基礎；而要建立符合公民社會的民智，便需要制造一個容許討論、反思、比較和辯論的空間；需要德國思想界巨匠哈貝馬斯所說的溝通理性。

事實上，國際和民間言論的交織和碰撞，已是新加坡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環球化的年代，新加坡的“意見市場”只有越來越大，其中不但有各種思想和不同利益群體的競爭，也有霸權文化的博弈。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后現代思想的張力，更會隨著新加坡邁入成熟期而日趨表面化。

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政府逐漸松綁，知識精英開始問政，傳統觀念和公民社會理念之間的張力隨之浮現。最經典的，莫過於楊榮文在1995年所說的，知識精英問政時不可“沒大沒小”。這番話引起不小的議論，但它所指涉的文化語境問題卻未受到關注。事實上，任何亞洲社會都無法、也不應抽離自身的人文脈絡，去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在推進的過程中，一味重復保守／專制／封建和開放／民主／進步之二元對峙，只會使人無法以較審慎和細致的態度，處理本土文化和公民社會理念之間的關係。

另舉一例：2010年，第六版《辭海》將“父母官”的條目刪掉，在中國大陸民間引起爭議。支援者認為，當官者是領納稅人的錢把事辦好的公仆，不應自視為人民父母。另一方，反對者認為執政者應有愛民之心，不是領公資、公事公辦的上班族。兩邊爭執不下，卻鮮有更深層的反思。

傳統文化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張力，會以不同方式成為牽動民心的社會議題。無論是公仆／父母官之爭或是問政姿態之論，它們很容易在第一時間成為政治課題，而形成營壘鮮明的喊話。此時，無論是泛政治化的對峙、高壓的管制或高分貝的嘶喊，都不能使社會變得更成熟。新加坡要建立符合公民社會的民智，要建立社會對民粹和泛政治化惡象的免疫能力，除了必要的管制，更需要一個政界、知識界和庶民可以共同擁有的思考和溝通的理性空間。因為新加坡教育強調借母語教育進行傳統文化的傳承，學校如何提供空間，讓新一代針對亞洲文明傳統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張力進行思考和討論，值得關注。

新加坡需要開啟民智，在這方面，和任何歷史悠久的人類文明一樣，世界宗教是不容忽視的精神資源。世界宗教對人性的深層思考，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部分。面對公民社會所必然存在的各種博弈和競爭，宗教幫助我們回歸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根與共同處境。以基督宗教為例，無論是有關罪和救贖的教義，或是有關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的教導，這些認知提供一個超越政見、社會階層和利益藩籬的宗教視野，讓政治立場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們，能在更深層和超越的意義上來理解人生、共用生命和關懷社會。

宗教信仰給了我一個超越意識，叫我看到人的尊貴和尊嚴，也看到人性敗壞的根源。有人以為，這會叫人完全否定人世的意義，但其實它教人更能辨識和珍惜人類文明中雋永的人間智慧與美善。我期待，邁入成熟的新加坡能走出一條屬於亞洲文明小國的路。想象：一方，執政者有能有賢、相信人民，堅持躬身問政於民、與民休戚與共；另一方，人民堅持信任在位的，尊賢、敬政。這是個成人童話，但卻是亞洲公民社會不能沒有的社會想像。

任何亞洲社會都無法、也不應抽離自身的人文脈絡，去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在推進的過程中，一味重復保守／專制／封建和開放／民主／進步之二元對峙，只會使人無法以較審慎和細致的態度，處理本土文化和公民社會理念之間的關係。（作者是三一神學院林德平，原載《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