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中國缺的是“比爾”

原標題：管清友：中國缺的是“比爾”

管清友，現任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主要從事宏觀經濟、能源經濟和國際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研究。

他認為，現有的投資拉動模式將不可持續。基於創新的技術密集型業和新的商業模式，才將是新的經濟增長點。關鍵是要有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中國不缺保爾(柯察金)，但是缺比爾(蓋茲)。中國遲早要從一個“追隨者”、“追趕者”的角色演變為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如果沒有類似工業革命的技術革新或者是重大的制度變革，中國的經濟奇跡將難以為繼。

■ “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五

【核心觀點】

其實無論是從改革開放30年的長周期還是2008年金融危機“4萬億”出台後的短周期看，我們目前都面臨新的發展思路和模式的轉變。應該承認，刺激政策有其合理性，但這個度很難把握。

管清友 35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現任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

主要從事宏觀經濟、能源經濟和國際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曾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擔任過中海油總公司能源經濟研究院宏觀處處長、調研處處長。

管清友，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出生於1977年。與上一代經濟學人身處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改革開放的特有大時代背景不同，這批年輕的中生代成 長在改革開放後，接受了系統的經濟學教育，大多數都取得了博士學位，也具有更清晰的專業領域。但時代也在他們身上打上了烙印，他們也面臨與上一代經濟學家 不同的選擇以及在遭遇現實時的彷徨無奈。

他向記者說：我們既有清高的理想抱負，也有現實的壓力；既想以自己所學改變些什麼，又時常感到無力改變；我們有時候很灑脫，有時候很糾結，有時候很彷徨，有時候很無奈。

這也為他贏得不少知音，年輕一代青年經濟學家生存狀態也是他在微博上與粉絲討論的話題之一。

現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從事研究工作的傅勇是管清友的好友，在他眼中，管清友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他說，“清友研究領域廣泛，在宏觀經濟、國際金融、財稅制度、能源格局等領域都有深入研究。他不僅關注短期趨勢，更關注大的歷史進程”。[NT:PAGE=$]

8月的一天，管清友在微博上拍得了一幅書法作品。這是一次公益拍賣。8月23日，管清友在微博上貼出匯款單，4500元，收款人是一位貧困學生的賬號。

這筆資助款出自《刀鋒上起舞——直面危機的中國經濟》一書的第一筆稿費，作者正是管清友與他的三位友人，同樣也是青年經濟學者的傅勇、程實和張明。“我們計劃將一半的稿費拿出來資助困難學生或做別的公益。今後再出書也計劃繼續這麼做。”管清友說。

管清友信奉自由市場經濟，也喜歡讀史。在該書的前言，他寫道：“中國曆史上凡是打富國強民旗號所推行的改革，無論是商鞅變法、桑弘羊理財，還是王安石變法、洋務運動等，其短期效果往往立竿見影，而長期的經濟後果則往往是負面影響多於正面影響。”

在新作《刀鋒上起舞——直面危機的中國經濟》中，最後一章“一萬年誰著史”由管清友執筆，他寫道“從一個歷史長周期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經濟的變遷，並展望未來”，“希望我們能從歷史中尋找到某些問題的答案”。他喜歡跟朋友說，在現實中尋找問題，到歷史中尋找答案。

談及“現實的問題”，他說，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蛻變”。

■ 同題問答

“沒想到經濟下滑這麼多”

新京報：對於中國的諸多經濟學人，你最為尊敬的是哪一位？

管清友：每一代經濟學家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特定的責任，每一代人中都有可尊敬的學者，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有見解，有責任，有擔當。

新京報：2012年的經濟運行到現在，當前的狀況，是否有讓你很意外的地方？為什麼？

管清友：意外。沒想到經濟會差到這種程度，尤其是去地方政府和企業看，中小企業特別困難，能過剩的情況和需求下滑也沒想到這麼嚴重，低估了形勢的嚴峻性。

新京報：近期在市場層面，你認為哪一項改革最值得期待？[NT:PAGE=$]

管清友：生要素價格改革是實現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財稅體制改革是實現經濟轉型的重要切入點。

新京報：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具有投資前景？

管清友：傳統行業是房地，中心城市的城市中心。新業的一個特點是基於技術進步和商業模式的創新。而隨人口結構的變化，養老、醫療等業發展空間很大。

■ 對話

“中國不缺‘保爾’缺‘比爾’”

改革是國家放鬆管制的過程

在經濟改革時必須有基本的價值取向，從經濟學上說，凡是有利於市場化和放鬆管制都要堅持。

新京報：《財經》雜誌日前發表了與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對話，吳先生提出當前社會存在種種問題，從根本上說源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行政權力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當務之急是重改革議程。你怎麼看？

管清友：吳老師一直是中國改革的一面大旗，讓人欽佩。現在不是沒有改革共識，問題是怎麼改、從哪裏改。改革基本上還是要有個指導思想和原則，這個原則基本上就是市場化、國際化、放鬆管制。

現在改革有回潮，中國的問題不是市場化過度而是不足，在教育等領域所謂的過度其實是政府的缺位。未來的改革將是市場化與國家放鬆管制的博弈。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特徵呈現出中低速增長、非制度性增長、能過剩、大而不強、土地財政等特點，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四個大字：“改革開放”。

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主要經濟體都在調整內部經濟結構，對外經濟政策趨於保守，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發生逆轉，其深度和廣度已遠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帶來的“外貿紅利”已經消耗殆盡，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的動力將主要來自於國內改革。

如果僅僅是全球化的外部環境逆轉，我們還可以通過國內的改革來彌補；如果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也發生逆轉，國內改革轉向逆市場化的方向，那麼兩個逆轉的疊加將把中國經濟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新京報：你現在是否看到哪些領域有改革的跡象？對改革有什麼預期？[NT:PAGE=$]

管清友：當前，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和經濟社會變革的制度紅利基本釋放完畢，中國現在缺的是改革的動力，或者說形成改革動力的力量。

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具備改革共識，每個社會階層都在強調改革，也都認識到改革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真正出路。但是，各個階層的共識是不一致的。

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當下缺乏改革共識，因為一些強勢階層沒有改革動力，並對一些領域的改革設置障礙。現在改革確實到了深水區，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很複雜，這就要求在經濟改革時必須有基本的價值取向，從經濟學上說，凡是有利於市場化和放鬆管制都要堅持。

我們要從原來改革開放時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時期，轉化到以存量改革為主的階段。原來是做大蛋糕，現在是在想如何分配好蛋糕，而且分配好蛋糕是有利於激發做大蛋糕的。現在收入分配中很明顯的偏向於政府、企業，這也是消費不振的重要原因。

未來改革的力點可能還是城鎮化，以城鎮化帶動經濟發展。

國企改革不能徹底私有化

國企改革不能學蘇聯搞徹底私有化，一人分一點股票，那樣最後就成了寡頭壟斷。

新京報：現在很多輿論指出國有企業佔據了很多廉價的資源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你怎麼看國企這些年的發展以及未來改革方向？

管清友：國企的改革和發展既要正視歷史又要尊重經濟規律。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國企改革一直沒有停下來，經歷了幾個階段。1997、1998年國企改革造成大量下崗失業問題，社會成本比較高，但這些企業基本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設立起來的，發展非常快。

但我個人感覺，上一輪改革的制度紅利已經基本消化完了，國企發展需要繼續深化改革。

目前中國國有企業基本實現了公司治理現代企業制度，基本實現了企業內部的市場化、專業化，但是市場化還不夠。

現在不少企業內部實行了縱向專業市場化，甲乙方分開，效率大幅提高。比如石油行業，上中下游都是相對獨立的。但國際上通行的規律是橫向專業化，石油公司就是石油公司，服務和工程就由別的企業來做。[NT:PAGE=$]

另外就是要實現股權多元化，現在上市公司基本上還有中小股東，國資委代表國家行使出資人權利，但國有股是否有必要占100%？是否可以出讓一部分股權給別的戰略投資者或者別人，只要引入別的中小股東，治理結構就不一樣了。

新京報：近年來圍繞國企討論比較多的還有其定位問題。國企現在掙了很多錢，但究竟有多少回饋了社會引起了大家的討論。

管清友：我們現在的國企叫半企業制度，是一個經濟組織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組織。用國企內部的話說，國企要承擔經濟、社會、政治三大責任。

法國、加拿大也有很多國有企業，但是這些國家的國企定位很清楚，略微盈利，大部分利潤上繳，錢用到哪裏去怎麼花的非常清楚。

現在國企上繳的不僅是紅利，也有很多稅、費，但同樣還是被。我們現在的問題可能很多不是企業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的問題。

國企改革，是個國有資管理問題，也可能是個社會保障問題，也可能是收入分配問題，甚至還涉及經濟體制問題。國企改革，涉及很多領域。但有一點 需要明確，國企改革不能學蘇聯搞徹底私有化，一人分一點股票，那樣最後就成了寡頭壟斷。但現階段要讓國企變成公益性的，也不現實。

需要重新積聚改革的動力

基於創新的技術密集型業和新的商業模式，將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遲早要從一個“追隨者”、“追趕者”演變為一個“領導者”。

新京報：有人說民間投資空間受擠壓，找不到出路。你贊同這種說法嗎？

管清友：是，有的人說溫州的人沒有投資渠道，比如說想投資石油，但是進不去，可以說現在對民間資本還有很多投資限制，其實根本就是要放鬆政府管制。

美國是一個監管型政府，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型政府和一個投資型政府，在改革過程中，政府本身也是一個改革對象，政府職能要重新定位。

金融危機之後，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需要調整，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蛻變”。[NT:PAGE=$]

中國需要重新積聚改革的動力，打破利益集團的阻礙和干擾，轉向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說的“強化市場型”政府模式。政府不再強力干預經濟，而是為市場運行創造更好的環境，為公提供更好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

從目前來看，財稅體制是個切入點。財稅既涉及經濟又涉及政府職能。1994年我們搞分稅制，當時的背景就是中央財政收入比重下滑。現在反對的聲 音非常大，主要就是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匹配。這個問題到現在也沒解決，現在的土地財政、強制拆遷等都與財稅體制有關。地方政府覺得委屈，有很多事要做但沒有 錢，沒有錢就要搞土地財政，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

新京報：投資型政府的特點現在仍然存在，最近發改委就對外披露批准了近萬億的項目。

管清友：其實無論是從改革開放30年的長周期還是2008年金融危機“4萬億”出台後的短周期看，我們目前都面臨新的發展思路和模式的轉變。應該承認，刺激政策有其合理性，但這個度很難把握。

今年經濟下滑很明顯是就是由於房地投資下滑導致的，房地投資在固定資投資占很大比重，保障房又不是按市場化建設，地方政府沒有很大動力，投資就不去。

現在的房地調控僅從控制需求下手，導致開發商拿地謹慎，土地供應減少緊接就是價格的反彈。這樣的調控不可持續。

中國的房地市場存在兩種泡沫，一是表現在一城市的價格泡沫上，二是體現在三四城市的規模泡沫上。三四城市如果城市化率不足，收入水平增長不快，規模泡沫的風險更大。

新京報：那麼要如何實現新模式增長？

管清友：未來國內勞動力、土地、商務成本將上升，外部基礎原材料也會上升，現有的投資拉動模式將不可持續。

即使是在基礎設施領域，也有很多值得做的領域，例如農村醫療、養老、衛生系統的改善，空間很大。

在城市建設和管理上也可以更加細膩，改進城市的綠地，做好公共設施服務。東京就再造了一個地下東京。我們不能再走能過剩，土地財政的老路。

基於創新的技術密集型業和新的商業模式，將是新的經濟增長點。關鍵是要有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中國不缺保爾(柯察金)，但是缺比爾(蓋茲)。創新需要良好的權保護制度，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但目前我們還不完全具備。

中國遲早要從一個“追隨者”、“追趕者”的角色演變為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如果沒有類似工業革命的技術革新或者是重大的制度變革，中國的經濟奇跡將難以為繼。

【個人作】

管清友個人出版及參與的作品有《石油的邏輯——國際油價波動機制與中國能源安全》、《後天有多遠？——通貨危機、石油泡沫和氣候變化》、《刀鋒上起舞——直面危機的中國經濟》等。

B10-B11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鐘晶晶

新京報記者 孫純霞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