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摩擦事件頻發背後的匯率思考

關注導致貿易摩擦事件不斷產生的自身原因，主動採取措施來適度調整人民幣匯率，這可能是應對當前我國貿易摩擦不斷增加的有效對策之一。

近期，針對我國產品(如橡膠和鋼鐵等)的反傾銷調查案件不斷出現。據商務部統計，今年前三季度，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了88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資金規模102億美元。儘管國內對我國產品的出口環境惡化表示擔憂，但筆者以為，我們更要關注導致貿易摩擦事件不斷產生的自身原因，主動採取措施來適度調整人民幣匯率，這不失為應對貿易摩擦的有效對策之一。

以往，我們總是強調，低估的匯率可以通過保障出口部門的增長而保障經濟增長，但卻忽視了人為低估匯率的政策還會扭曲我國的經濟，造成出口價格過低、外匯儲備增加過快、勞動力工資過低、產能嚴重過剩及產業結構不合理等一系列不良經濟後果。

確實，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將有助於增加出口，並形成我國出口產品的某種價格優勢，但問題是這種價格優勢並不是來自於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科技的進步，而是來自於被人為低估的匯率壓低的出口產品價格。以這次歐盟針對我國無縫鋼管徵收39.2%的反傾銷稅為例，自今年3月初到9月底，人民幣兌歐元的貶值幅度約為16％。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人民幣相對於歐元的較大貶值，導致我國對歐盟出口鋼鐵產品價格的下降，這種價格優勢又造成對歐盟鋼鐵市場及鋼鐵企業的較大衝擊。

那麼，如何看待我國出口產品的這種價格優勢呢？按照世貿組織的有關協定規定，正常價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貿易條件下出口國國內同類產品的可比銷售價格。如果該產品的國內價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國同類產品出口價格來確認正常價格。儘管我國並沒有對某些出口產品進行價格管制，但長期被人為壓低的人民幣匯率卻造成了所有出口產品的一定價格管制。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匯率管制導致我國勞動力價格的長期偏低及出口部門產品價格的明顯偏低。所以，通過本幣貶值來刺激出口，這很難理解是一種公平貿易的形式。

如果以歐元表示我國勞動力價格會發現，我國勞動力工資增長不會很快，尤其是出口部門的勞動力工資在某些時段內還可能是負增長。在一個均衡的市場中，低工資往往意味著是較低的勞動產出，較低的勞動力產出又意味著產品的勞動附加值很低，這樣就造成了我國只能生產低端化產品的不利局面，最終導致了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階段，我國因需要大量外匯而有必要採取壓低人民幣匯率來增加出口的話，那麼在目前已擁有超過2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情況下，壓低匯率的真正理由可能是為了保增長和保就業，尤其是要保出口部門的就業。但是，在全球經濟依然不振和內需仍需擴大的情況下，通過刺激出口來保增長，顯然只是「權宜之計」。

本來，這次金融危機賦予了我們調整產業結構的一個良機，以此改變我國出口產品主要依賴於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現狀。不過，去年四季度至今年二季度我國經濟增長呈現快速下滑，促使經濟政策重新轉向了保護這些低端化產業，當然這主要是為了實現保增長和保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儘管經濟增長目標可能被保住了，但產能可能更過剩了、產業結構更不合理了。

這也是近日國家為何又要運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來調控和引導產能過剩行業的最大理由之一。同樣，通過相關政策來保護這些生產低端化產品的行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引起一樁樁反傾銷調查案件的自身原因之一。這說明，我們一定要尊重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否則對經濟實行管制，尤其是對價格實行管制，引起我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摩擦或貿易爭端是不可避免的。

由上述分析顯示，導致近期我國貿易摩擦事件頻發的自身原因之一是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匯率管制刺激和鼓勵了我國的出口增長，但這種狀況「不可持續」，尤其是在美國提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前提下，不要再刻意保護我國的出口部門了，這促使我們應當從整體的角度來重新調整相應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這樣的適度、主動性調整，可以避免因匯率的一定管製造成更大的經濟扭曲，這不僅可以化解由貿易摩擦引發的國際貿易衝突升級，而且還可以解決產能過剩、勞動力工資過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等突出的國內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