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正確的事,有時需要很大的勇氣

鄭永年已經回到新加坡，但他本月11、12日在穗深的兩場演講，在南粵激起的漣漪仍在擴散之中。

其實就像中國的改革開放，新加坡一直扮演一個客觀而真誠的觀察者和評論者角色一樣，對於廣東這近兩年來抗擊金融海嘯、推動產業升級的辛勤工作，鄭永年教授也是一個最為合適的評論者。

提出「雙轉移」，需要很大的勇氣

記者：鄭教授，您的一句『雙轉移』(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這一步要堅定地走下去」，在廣東引起了小小的轟動啊。有人說您這次來廣東是給汪洋書記的一次「送溫暖」行動。

鄭永年(笑)：我其實是對事不對人，作為學者，要保持學術研究獨立，但「雙轉移」、政府推動調整產業結構，這是必須做的正確的事情，我認為對的我就力挺。

記者：您為什麼認為廣東必須推動「雙轉移」戰略？

鄭永年：過去的三十年，作為改革開放試驗田的廣東，為中國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因為先行一步，開始時要做什麼，並不清楚。珠三角就在那種前無經驗可循的情況下，在很長時間裡自由放任地發展。地方有關部門對本身的產業發展沒有長遠的政策，不問技術含量，資本含量，少考量對環境的影響，只要是外資就歡迎，只是一味的產業擴張。導致低技術、勞動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一度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特色。

經三十年後，這種舊的模式正面臨著嚴峻挑戰。它不能承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土地資源的變化，環保要求，甚至勞動關係的變化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後發的長江三角洲已經跑到珠三角的前面。三十年下來，珠三角目前在使用的仍然是大量的農民工。這是說不過去的。這表明珠三角在技術上沒有太大進步，不能再這樣下去，這樣下去沒有未來。

記者：「雙轉移」看似輕鬆的三個字，可是卻關係到上萬家企業的生死存亡，有人認為這是折騰，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這樣的大背景下，企業希望減少折騰，先活下來再說。

鄭永年：提出「雙轉移」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提出來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產業升級騰籠換鳥勢必導致一些企業離開或關停，金融危機到來之後，情況更甚，廣東的經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這一政策先前就受到一些方面的質疑，尤其是來自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質疑。金融危機之後，更加給了一些人反對「雙轉移」的借口。我個人認為反對『雙轉移』是沒有一點道理的，總只是靠低端勞動力的珠三角，永遠不會有前景。無論從產業升級還是勞工權利或者可持續發展來說，這一步必須走。

記者：汪洋書記很重視吸收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產業轉型是否也經歷了像廣東這樣的痛苦？

鄭永年：從新加坡的經驗可以看到，花了44年，從第三世界國家走到第一世界國家，在過去已經進行了多次的產業升級，且持續升級。亞洲四小龍都歷經過騰籠換鳥的階段，這是必須的, 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陣痛也是一定的。

如果政府主動去關停一些企業，的確非常困難，現在有一些接受不了外部衝擊的企業倒閉了，不見得是個壞事，或者「騰籠」的速度更快。

「雙轉移」與「保增長」不矛盾

記者：這裡面還需要辨析的一個問題是，對廣東來說，「保增長」與「調結構」何者才是第一位的？「雙轉移」當然是「調結構」優先的政策。

鄭永年：「雙轉移」與「保增長」不矛盾，而是要辯證地處理二者關係。

關鍵是，怎樣去理解「增長」？是「質」上的增長，還是僅僅是「量」的增長？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越是在經濟危機中勇於調整結構的，越能保證長遠的經濟增長，確保長遠的產業競爭力。

記者：這裡有一個長遠和眼下的關係問題。就眼下來說，保增長就是保穩定。

鄭永年：要考慮穩定。但是你不能停留在原地，這有一個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我上次去蘇州就坦率地講：對蘇州這樣一個已經具備相當工業化程度的城市，簡單的增長率有什麼意義？對落後地區講「量」的增長還是有意義的，但對像蘇州這樣的發達地區，重要的是要講「質」的增長。這樣，產業才會有進步，城市才會有進步，國家才會有進步。對「增長」應當有更科學的理解。

想換鳥，先得換籠子

記者：之前珠三角各城市地方政府對「雙轉移」的其中一項質疑，是所謂「騰籠換鳥」，你把籠子騰空了，把原來的鳥兒放飛了，但是沒有新的鳥兒進來，最後竹籠打水一場空。

鄭永年：準確地說，不應該叫「騰籠換鳥」，而應該是「換籠換鳥」。什麼樣的鳥，適用什麼樣的籠子，你現在想換鳥的話，首先就得換籠子。

你比如說蘇州這些年的崛起，蘇南的產業結構調整，首先就是打造了一個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這個新籠子。包括珠三角在內，國內原來造籠子時，追求眼前利益，根本沒考慮籠子的長久使用問題，很粗糙嘛。我一直認為珠三角自由放任的地方是政府不好的地方，就是追求眼前利益，只簡單地造個小籠子，湊合著用就得了。蘇州工業園區，一開始中新雙方鬧矛盾，就是為著造一個用多久的籠子問題，新方要一步到位，確保籠子能用數十年。中方後來接受了新方的理念，現在證明了這個理念的正確。

造一個籠子不能只適合這個鳥，造籠子的時候要想到產業升級的方向，看到下一步是什麼。你到西方看看，歐洲，美國，多少年了籠子還在用。

記者：您說的籠子，究竟是指一個工業區、一個工業園區呢，還是一個城市，它的營商環境？發展工業的環境？發展高端產業的環境？

鄭永年：整個的基礎設施，不僅僅是硬件，還包括軟件。

記者：也包括政府的行政體系？

鄭永年：當然，這很重要。你打造的行政系統是一個只適應於加工貿易發展的，還是一個可以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文化創意產業、金融業或製造業，對一個政府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政府的籠子也要考慮長遠是否合用。

記者：從這個角度理解，《珠三角改革發展綱要》事實上是要為珠三角造一個新籠子，一個從戰略高度出發，可以發展高端產業的籠子？

鄭永年：許多廣東地方政府官員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廣東的整個行政體系裡面，很多人都沒有解放思想，廣東的知識界也都沒有解放思想。珠三角需要再造一個可以長遠合用的籠子。

深圳行政改革值得關注

記者：記得去年採訪您的時候，您對廣東的解放思想寄望甚高，期待導出廣東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但是一年以後，您是否在認知上有些許失落感？

鄭永年：行政改革，廣東也在做，比如深圳要進行的行政改革。雖然我對行政三分有些擔心，操作不好的話會導致行政體系的效率崩坍。但是值得試一試。

記者：我倒覺得行政三分不是深圳行政改革的最大看點，最值得關注的其實應該是「一級政府三級管理」，減少行政層級，可以導致行政效率的極大提升。

鄭永年：深圳這樣的城市完全沒有必要有兩級政府，四個管理層級，新加坡只有一級政府和兩個管理層級。這個是縱的管理，還有橫的方面，一個城市政府部門有五十多個，完全沒必要嘛。深圳特區最初只有幾個部門，什麼事都做了。

記者：汪洋提出口號說「向深圳學習」，說深圳在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的探索經驗應為珠三角各市效仿，深圳較為主動地提升產業層次，追求高附加值，這一點有點像新加坡。

鄭永年：整個珠三角，甚至整個廣東省，都有梯度存在，工業、技術、資本的梯度都在，這反而是廣東騰挪的空間。新加坡沒有縱深。廣東就是「雙轉移」，也可以轉移到珠三角的周邊地區。深圳可以去做高附加值的東西，東莞還可以把工業做得更紮實一些，珠三角各個城市有分工有合作的話，就會更好做一些。

記者：是啊，珠三角9個城市現在被劃分為了3個都市圈，這其實也是在行政體系方面推動的事情，也是打造一個「新籠子」的工作內容。

鄭永年：若不堅定地破除地區間的行政壁壘，一體化也終只會停留在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