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繼銘：加薪潮對通脹影響較小 有利于經濟轉型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表示，從宏觀層面來看，短期內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對通脹影響較小，這是因為目前的工資上漲多發生于與出口相關的制造業，但卻有利于經濟轉型。

據金融時報7月6日報道，就在中國經濟堅定地跨入轉型期時，一個不可回避的趨勢是，職工工資不斷上升。從年初的“民工荒”，到“兩會”期間熱議的“結構性用工短缺”，再到近期部分制造企業員工極端罷工行為，這些現象的背后指向同一個問題----工資。加薪、提高最低工資，已經成為近期部分地區以及企業的集體動作，“加薪潮”或許正在到來。而近期一個更引人關注的話題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否推高通脹預期。

爭議劉易斯拐點

從年初至今的一系列景象似乎正在描繪這樣一幅圖景：加薪潮的到來。

圖景中的畫面有，南方某汽車企業的重要零部件供應商因勞資糾紛出現停工數日，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接著是富士康科技集團6月初連續兩次宣布提升員工工資，第二次加薪幅度達到66%。加薪的連鎖反應不止于制造業，服務業同樣受到波及。而更受關注的，或許是最近國內多省市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種種跡象所昭示的，正是一輪“加薪潮”的到來，而在更高層面，提升勞動者收入水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經納入改革日程之中。“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財富“蛋糕”分好。近期相關文件指出，在初次分配領域，推進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和支付保障制度建設。

加薪潮背后的另一個原因，在于貧富兩極分化的逐步嚴重。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近年不斷上升，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在2007年就達到了0.48，已超過了0.4的警戒線，這意味著居民收入分布差異過大，財富過于集中在消費意愿低的高收入群體中。

早在2003年中國首次出現“民工荒”開始至今，有關勞動力供給出現結構性不足的說法逐漸增多。持此觀點者以社科院學者蔡昉等人的研究結果為佐證：截至2007年，中國農村可轉移的勞動力資源從1990年末的1.7億至1.8億左右下降到只有4,000萬左右，這表明中國的勞動力過剩的狀況已經開始在轉變。而認為該拐點尚未到來的觀點則認為，截至2009年，我國城鎮化率為46.6%，而日本在1960年左右出現劉易斯拐點時，農村人口比重下降到30%，韓國在1980年出現劉易斯拐點時，農村人口占比為34%，隨著中國城市化發展，未來還將有大量人口轉移至城市。

盡管爭議不斷，但目前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日子已不復存在則是各方共識。

推高通脹預期？

就在“加薪潮”漸成洶涌之勢時，關于中國制造優勢是否會因此削弱的擔憂隨之而來。在過去3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并成為全球公認的世界工廠，較多地受益于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顯然，這一成本的上升，首先受到擠壓的正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尤其是外向型制造業的利潤。

中金公司的研究認為，從中短期來看，勞動力相對密集、工資水平相對較低、利潤率相對較低的行業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威脅最大。研究進一步分析，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上升，將擠壓資本在經濟成果分配中的比例，導致資本回報率降低，因此會降低企業盈利。

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或許將成為部分企業必須面對的“陣痛”，與此同時，一個更受關注的擔憂在國內乃至國際蔓延開來，即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否推高通脹，甚至進入工資－價格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

兩年前，央行發布的《2007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曾指出，盡管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總體平衡，但各行業、各地區的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地區勞動力成本呈現不斷上漲趨勢。總體上看，勞動力成本上升增加了城鄉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有助于推動內需，也促使企業提高生產效率，但在物價上漲較快的背景下，需關注勞動力價格和其它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可能加劇通脹壓力。

“管理通脹預期”是2010年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之一，在經濟快速增長、國內流動性充裕以及農產品價格仍具有上漲壓力時，勞動力價格的上升會否成為一個新的可能推升通脹的因素，業內專家對此分歧較大。

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必定產生更大的通脹壓力。他指出，過去10年中，中國勞動力的收入總額占整體經濟的比例大幅縮水，目前可能不足40%。今后10年，勞動力收入占整體經濟的比例將大幅增加，可能達到55%至60%。美中不足的是，勞動力收入占整體經濟比例的正常化將導致每年產生5%，甚至更高的通脹率。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王黔同樣認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構成中期通貨膨脹壓力。他的理由是，未來一段時間，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不能被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抵消，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加需要的是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不過也有專家表示，短期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通脹影響不大。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表示，從宏觀層面來看，短期內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對通脹影響較小，這是因為目前的工資上漲多發生于與出口相關的制造業，這些行業產品大都屬于國際定價，企業暫時很難將成本上升傳導到最終產品上，只能通過遷移內地來降低人力成本。

硬幣的另一面

勞動力成本上升，并不完全是企業的利潤壓縮與通脹壓力的擔憂，硬幣還有另一面。對于轉型中的中國經濟來說，大勢所趨的加薪，在推動企業加速進入轉型角色的同時，更能提升居民消費能力，而擴大消費正是此輪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目標之一。

有觀點認為，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來看，勞動力供求關系開始趨緊、勞動力成本上升是迫使中國經濟開始走上轉型之路的根本因素。這將意味著中國必須從“要素投入式增長”進入“挖潛式增長”，未來均衡增速有下移的趨勢。此外，勞動力成本升高或將引發沿海制造業企業向內陸轉移的趨勢，這將使得區域增長更加平衡。與此同時，面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企業也必須加速轉型，并可能傾向于用更多機械化設備替代勞動力。

在拉動經濟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中，消費占比偏低，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板，經濟轉型的方向正是提升消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雜志上撰文指出，要增強中國的持續發展能力，必須把擴大內需當作調整經濟結構的首要任務。文章說，擴大內需的關鍵是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這就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努力做到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

加薪潮不會影響中國吸收外資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在2010年6月份召開的月度例行發布會上曾表示，全年出口形勢仍不樂觀。同時他表示，部分省市最低工資的上調符合趨勢，因富士康、本田而起的加薪潮不會影響中國吸收外資。

針對對吸收外資可能引發的影響，姚堅5日表示，“對于現階段中國外資環境怎么看的問題，我想工資水平，或者說廉價的勞動力，不是現階段中國吸引外資的第一位優勢。”他表示，中國對外資最重要的優勢，在于中國國內政治環境穩定、經濟不斷高速發展，法治環境也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程曦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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