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體系進入更加不確定的時代

袁東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在主權國家越來越難以有效管制全球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的國家化進而政治化就是常態。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暫時仍由美元支撐著，但美國與非美國因素都在不斷侵蝕著這一支撐。在世人還沒有看到這一支撐被替代之前，國際貨幣體系步入了更加不確定的時代。

什么是當代貨幣的錨？還沒看到哪個經濟學家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錨，是經濟學的借語。正像船舶，沒有錨，就難以停靠港灣，只能四處漂泊。除非人們不希望幣值相對穩定，否則，貨幣就需要錨鏈住，使之既能在可承受的范圍內浮動，又不被臺風巨浪吹跑。

在迄今為止大部分人類歷史里，貴金屬價值被視作貨幣之錨。今天則已是純粹的紙幣本位，貨幣完全擺脫了所有貴金屬的束縛。

貴金屬，尤其黃金，在上世紀初一直被凱恩斯詛咒為“野蠻時代的遺物”。自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后，貨幣便進入了異常“干凈”的時代，就像暴風雪吹打並最終覆蓋了的茫茫大地，只剩下單一白色了。這是否意味著與“野蠻時代”一刀兩斷，而進入了嶄新的“文明時代”呢？

有人說，物價是當今貨幣的錨。單憑中央銀行依物價指數而頻繁調整貨幣政策看，尤其不少中央銀行還實施“通脹目標制”，情況似乎如此。但這實際上是循環論證。因為，物價僅是商品價值的貨幣體現。商品降價並不意味著貨幣一定少了或幣值上升了，因為很難分清是貨幣少了的原因還是實際購買需要下降了。反之，亦然。

當今任何一種紙幣已然離不開主權國家的法律和政治確保了。當然，你可能馬上反駁說歐元就並非如此。但看看運行了10年之后即陷入危機泥潭，至今仍然看不到根本轉機的歐元，只能在消失與倒逼主權集中統一之中予以選擇，你的反駁就不那么有力了。如果像熊彼特所說的“創造貨幣就是創造信用”，那紙幣就完全是一種信用了。信用，如果說紙幣還有錨，恐怕也就是這種信任了。

問題是，這種錨太脆弱，以致難以起到錨鏈的作用。不同於金本位的是，主權政府確保幣值穩定的承諾早已失去可信性。除了缺失那種由黃金流動引領的自動調節機制外，幣值穩定性已不被作為“單一優先”的貨幣政策目標了，更談不上唯一目標了。如此狀況，怎么會有足夠的信任呢？沒有了信任之后的貨幣創造，怎么是在創造信用呢？在各主權政府都不將自己的紙幣穩定性視為頭等之事，怎么可能將國際貨幣體系穩定與否當作主要事務？維系匯率機制穩定性也就變得更不可信。

如同各國紙幣，國際貨幣體系同樣沒了可信的錨。作為如今主要國際計價、結算和儲備貨幣的美元、歐元、日元，在承擔全球公共產品的道路上越來越吃力。表面看，美元顯然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錨。但美元已然也是沒了真實錨的紙幣。美元幣值的浮動，幾乎全部出於美國自身經濟政治所需。至於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有美國人宣稱是“勉為其難”，追求這一地位的熱情並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對美元幣值不穩定所造成的全球經濟動盪，或使一國經濟過於受美國經濟周期影響的埋怨，並不能引起多少美國人的關心。美國人日益傾向重復尼克松政府時的那位財長康納利的那句話：“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

於是，有人拾起了凱恩斯在上世紀40年代的提議，將全球30種有代表性的商品作為定值基礎創建國際貨幣單位“bancor”。並將這一建議，嫁接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造其“特別提款權”，用作國際儲備貨幣，代替美元，超越特定主權政府政策的困擾。

且不說，哪30種商品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標準又是什么？難有客觀一致的明確界定，即便能解決問題，也不管籃子里的商品有多少是什么，然而如同主權紙幣，這是在循環論證，照樣難以確保超主權儲備貨幣是適量的。更不用說，諸如特別提款權這樣的超主權貨幣，缺失了主權貨幣所具有的特定國家法律的強制保障，而完全依賴於國際社會的廣泛信任與合作。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主要教訓恰恰是，國際合作是脆弱的，至少在維持某種特定國際貨幣秩序方面是脆弱的。

也許人有會說，可通過強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威和監督來確保超主權儲備貨幣的運行。可是，作為安排的一部分，IMF一成立即陷入尷尬與失敗。即使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鼎盛期，各成員國也沒有將其當回事，何況在其崩潰40多年后的今天！

《協定條款》第4款規定，各成員國調整匯率平價時，須提前72小時報告IMF並得到其允許，但作為創始成員國的英國在1949年9月18日決定貶值英鎊匯價時，只提前24小時通知IMF，到1967年11月18日再次將英鎊貶值17%時，只提前1小時間告知IMF。可想而知，哪里還談得上經過IMF批準？

哈耶克在他最後一部著作《貨幣的非國家化》中，竭盡全力呼喊貨幣的去國家化，追求完全由純粹的市場力量來選擇決定貨幣及其幣值。哈耶克的這一想法，在貴金屬本位時代都沒有實現，就更不用說如今的紙幣時代了。

在哈耶克的“世界大一同”夢想實現之前，貨幣的國家化進而政治化就是常態。在主權國家越來越難以對全球資本流動予以有效管制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就只好放棄控制貨幣匯率。貨幣政策的政治化，致使匯率浮動並不完全是市場力量的反映，何況市場力量也不都是建設性的。

匯率機制已不是一個主要政策目標了，而是變成了國內國際政治經濟斗爭的工具。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暫時仍由美元支撐著，但是，美國與非美國因素都在不斷侵蝕著這一支撐。在世人還沒有看到這一支撐的替代之前，國際貨幣體系步入了更加不確定的時代。（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