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的本命年

據經濟觀察報6月11日報道，中國工人最近的表現讓工廠主們著實吃驚不小。這個規模龐大的群體似乎正在改變幾十年來形成的沉默而內向的性格，開始用一些特別、甚至極端的方式主張自己的權利。舉世震驚的富士康連跳事件，發生在佛山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廠、北京現代汽車零部件廠和河南平頂山棉紡集團接二連三的罷工事件——越來越多人傾向于認為，這一系列事件如此集中地發生并非偶然。在負載“中國制造”這艘巨輪前行了三十余年之后，工人們卻發現，自己的利益已像巨輪制造的浪花一樣，被遠遠地拋在了后面。

人們對工人們的失望、焦慮和憤怒可以理解，甚至感同身受，但是對此類事件的過度闡釋和演繹則并不可取，因為這樣往往容易蒙蔽我們的雙眼，以至于貽誤了解決問題的時機。工人們尋求解決的問題，正是“中國制造”的問題，它可能還夾雜著其他復雜的社會因素，但本質上它就是中國低成本制造業氣數將近的預兆。

絕望的富士康員工，憤憤不平的罷工工人，還有這幾年從長三角和珠三角一去不返的打工者，看似并無關聯，但他們都在試圖尋找一個新的坐標，這個坐標事關他們的經濟利益，也事關人格尊嚴。工人們的人生重心已經悄然改變，但“中國制造”卻依然用自己的慣性和惰性自顧向前，這或許就是近期事端頻發的根源。中國人相信本命年之說，覺得本命年必有一些坎坷，這種看似宿命的觀點實際上透著人生浮沉的智慧。也許，在經歷了三十年的發展周期之后，“中國制造”也開始進入它的本命年。有些坎兒，必須邁過。

從“紫禁城”到“血汗工廠”

2007年 《華爾街日報》曾以“郭臺銘的紫禁城”為名，報道了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廠。這個將近30萬工人的廠區，把“中國制造”的優勢發揮到了極致。工人們像螞蟻一樣在無數條生產線中穿梭忙碌，制造的卻是世界上最頂尖的IT產品，他們的勞動報酬與這些產品的價值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在這個紫禁城里，郭臺銘就像一位君主，盡管他并不經常出現在那里，但他的威嚴和他確立的規則無處不在。

這種盛況是世界制造業歷史中無法抹去的一個重要片段。然而，在經歷了今年的“N連跳”之后，這個王國賴以生存的基礎正變得岌岌可危。難以想象，這家龐大的工廠在供應鏈上幾乎沒有利潤可言，它的所有物料都是由客戶指定，賺的只是人力成本差價，也就是工人的“血汗錢”，在這個意義上說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并不為過。這個說法在此并無貶義，它只是形象地反映了富士康作為一家中國制造企業的運作模式。

這種模式不應受到指責，在過去幾十年里，大部分中國人都受惠于這種模式，其中包括那些在富士康工作的工人。然而，這種模式的合法性并非永恒的。就像一個王朝在初創之際的合法性可能建立在滿足百姓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礎上，但它不能就此止步，若干年之后，百姓會對它提出更高的要求。富士康和中國制造企業一樣，現在他們的合法性受到了質疑。當大家說富士康是一家“血汗工廠”時，這個稱謂很多時候并非法律意義上的。實際上，富士康無論在最低工資保障還是勞動用工環境上并無太多可以挑剔之處，它也通過了旨在確保供應商所供應的產品皆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的要求的SA8000認證。無論是郭臺銘還是他的客戶喬布斯，都理直氣壯地說，富士康不是一個血汗工廠。

在法律上它的確不算血汗工廠，但是從經濟發展角度考慮，它卻難辭其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補償基本地由維持和恢復勞動者的體力和腦力所需要的物質和精神資料方面的支出所決定。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的復雜程度不斷提高，勞動者需要花費更多才能滿足補充體力與腦力損耗的需要。而除了溫飽以外，人們也將產生更多的追求，例如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代表的自我發展需求，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生活享受。由此決定了勞動者所要求的補償水平將是不斷增加的，從而將推動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

這里的勞動力價格不僅包括工人工資，還包括對勞動力進行培訓及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所產生的費用，是一個總的用工成本。我們不得不說，包括富士康在內的中國制造企業在這方面的投入是滯后和消極的，富士康2009年的人均勞動力成本比2008年下降了34%，這其中有產業向內地轉移的因素，但人力成本投入不足也顯而易見。

“劉易斯轉折”到來

罷工、自殺等行為可能令工廠管理者措手不及，但如果能理解這種行為背后是有經濟規律的，他們或許也能獲得更理性的解決方式。

1954年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發表了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他認為，現代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把沉積在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干凈，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為止。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轉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連接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交點成為“劉易斯轉折點”。

“劉易斯轉折點”反映的是勞動力成本在市場活動中的變化規律。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博士后黎煦研究發現，先行工業國和后起發達國家在“二元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都經歷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到勞動力出現短缺的轉折時期。在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真實工資在任何部門都不會明顯上漲。只有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時，即剩余勞動力基本轉移完畢，勞動力的工資水平才會上升。英國勞動力工資在轉折點的1820年、日本在轉折開始的1920年以后，工人真實工資水平都開始明顯上升。因此，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面臨“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工人真實工資水平的變動(上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黎煦認為，近幾年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一些顯著變化說明中國已經進入“劉易斯轉折”區域。他發現，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在1990年代后期開始一直在下降，但到了2006年這一指標開始回升。同時，從2004年開始，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這一現象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有向中西部轉移的趨勢。更為重要的是，“從國際比較來看，現階段中國制造業雖然工資水平很低，但上漲速度非常快，這是‘劉易斯轉折點’來臨的一個重要信號。”這位研究者在其撰寫的《劉易斯轉折與勞動力保護》一文中稱。

由此可見，富士康在一系列跳樓事件之后決定給員工加薪30%，以及本田南海工廠視圖以加薪來平息罷工的做法，似乎都是出自特殊事件的偶然結果，但實際上它們與中國處在劉易斯轉折這個大趨勢已經不謀而合。

轉變并非災難

很多人會自然而然地認為，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對于中國制造企業來說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尤其是對像富士康這樣完全靠勞動力差價為生的工廠來說。

但企業與工人之間的利益分配實際上絕非簡單的“零和博弈”。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有助于促進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強化雇傭關系和在交易成本方面形成節約，從而借助于企業雇用效率的提高在勞動者報酬水平保持增長條件下實現企業與工人發展的雙贏。

關于工資激勵有效性的一個經典范例來自福特。1908年至1914年間，福特汽車公司引進了流水線生產和“科學管理”，從而開創了在后來被稱為“福特主義”的標準化大生產方式。與此相伴，福特公司勞動力隊伍的職業結構也發生轉變，大量低技術水平工人得到雇用。這些改變顯著提高了福特公司的盈利水平，但其工人的不滿情緒也表現得相當強烈。1913年，雖然福特公司日2.5美元的工資在當時已經是具有競爭力的工資水平，并且也很容易找到替代的工人，但其工人的流動率仍然高達370％，日缺勤率也達到10％水平。1914年1月，福特公司宣布將在公司工作六個月以上的工人的日工資提高一倍。從而在1913年3月至1914年3月之間，福特工人的辭職率下降了87％，解雇率下降了90％；而1913年10月至1914年10月間的缺勤率下降了75％。員工的士氣以及生產率都有所提高，而公司仍然在調高工資之后繼續處于盈利狀態。

福特的事例表明，激勵性報酬對于工人的流動性、努力水平、士氣以及生產率有著巨大的積極影響。

當然，對于中國制造企業來說，如何在制造業轉折點到來的時候，及時調整自己的企業戰略，實現產業升級，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張邦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