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校關系亟待重新厘定

“我們要改革、我們要發展，但是到哪兒去？我們不知道。” 云南師范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董云川說。

5月14日，一場名為“教育與中國未來”的論壇在中山大學懷士堂拉開帷幕，聚焦點就是想找尋一條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改革路徑。

論壇由包括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以及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教育學院聯合舉辦。與會者中有多位參加《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下文簡稱《規劃綱要》）起草。

“自組織”成長機會

“學生在大學里面能夠學到多少專業知識呢？”出席論壇的河南大學教務處處長劉濟良質疑。

這樣的尷尬，僅從一份大學本科四年學生課程表中，便可一窺究竟。通常一個本科生四年需修滿170個學分。以1學分18個學時計算，本科畢業總計需讀滿3060個學時。而在這3060個學時中，公共課就占到半壁江山。“這里的每一項內容，都是教育部規定的。”劉濟良稱。

公共課開設增多，擠壓學生專業課課時。再加上嚴峻就業形勢，迫使學生在四年大學生活中撥出一些時間來考各類證書，并到用工單位實習。這樣算來，專業課時間少的可憐，專業基礎不踏實顯而易見。

依照現行高校管理體制，教育部不僅管高校人、財、物，還包攬高校許多具體業務工作，比如重點學科評審、博士點碩士點設置、教學評估等。“小到一門課、一個實驗甚至高校一個專業撤銷都要下文件。”有高校負責人表示。

也正是由于高校自主性缺失，導致中國的大學在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學校課程等方面的改革都寸步難行。

“企業會經常倒閉，能夠一百年以上的企業就很少，但是最長的組織除了宗教之外就是大學。”南京大學網絡化學習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桑新民表示。

大學之所以能夠如常春藤一般穿越歷史長河，關鍵的一點就在于它能夠隨著時間、環境的改變而自我調整。

反觀中國目前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現狀，與大學“自組織”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馳。連學生的擴招與專業的裁撤，目前都是教育部說了算。“認為不管就會亂干，大學實際上是被剝奪了‘自組織’成長的機制。” 與會教育界專家表示。

政校分離

如何能夠建立一個合理的政校關系，一直是此次《規劃綱要》起草過程中的焦點問題。《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建立“適應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

同時，強調“適應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求，明確政府管理權限和職責，明確各級各類學校辦學權利和責任，形成不同辦學模式，避免千校一面。”

“也不是說教育部不該管，關鍵是要怎么管法，才能把高等教育激活。”有與會教育界專家解讀。

而來自河南大學的劉濟良則認為，可以從給予大學校長、教授以及學生更多自主權來推進高校的管理體制改革。比如說應該大學教授更多的自由進行科研和課程改革的權力，學生也可以有更多選擇專業以及課程的權力。

據一位曾經參與過本省教育體制改革方案制定的高校負責人介紹，該省省委書記曾掛帥親自推動教育體制改革，當時政府層面表達此番改革將是一場“史無前例、傷筋動骨”的徹底變革。

改革方案中，明確表示現行的教育管理體制亟待改革，需要在投資體制多元化、財政廳補貼跟上、稅務局給予稅收優惠、人事廳下放指標、組織部下放干部管理權限等方面“多管齊下”。

第一輪改革方案制定出來后，開會討論改革方案時，財政廳說不管怎么改，反正沒錢；稅務局說省局沒有出臺稅種的權力，優惠、免稅、減免統統實現不了；人事廳說副教授指標我還是要管的；組織部門說黨管干部原則不能碰。

“后來的事實就是不用改了。”該高校負責人表示。

在云南師范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董云川看來，中國目前仍是一個大的金字塔狀的行政體系，大學僅僅是其中的一個行政基層單位，位于整個科層體系底層的位置。無論你是副部級大學也好，正廳級大學也好，財政、人事、組織等其他科層體系也都不可能不管你，“大學的困境，是目前制度所導致的”。

因此，有識者表示，若想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高校管理體制各種“怪現狀”，必須要從整個體制改革的路徑上做文章，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