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三大機制支撐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需要價格機制、產權機制、稅收機制來支撐。

據中華工商時報7月19日報道，“我們要從產權、價格、稅收機制來解決問題，這些機制如果不發生作用，轉變發展方式將會很難。”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強調：轉變發展方式更是一個系統，要從體制上根本改變。比如對干部的考核體制，是單純考核官員任期內的GDP和財政收入增長，還是考核就業、民生、環境等等。

轉變資源型發展靠機制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環境、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廉價的所謂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直接導致了中國過去的GDP增長建立在高消耗、高耗能、高污染基礎之上。

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06年，我國GDP總量只占世界GDP總量的5.5%，但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15%，消耗的鋼材占30%，消耗的水泥占54%，我國單位產值能耗是發達國家的3至4倍；我國主要產品單位用水量比發達國家高出500多倍，我國木材綜合利用率只有40%，而林業發達國家的木材綜合利用率已達80%。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國600多個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嚴重缺水，很多河流開發利用率超過國際警戒線的30%。

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對于中國現在的資源環境問題，周天勇認為必須從三個機制上來解決：

一是價格機制。比如淡水，現在我國最大的用水供給量是8,000億立方米，將來的用水缺口將會在2,000到3,000億立方米。按照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節約用水的意識還沒有從根本上發生改變。只有依靠價格來調節人們的生活習慣，他說：“當資源型產品價格高到人們無法維持傳統的生活時，公眾在物價的壓力下，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消費結構。生活方式才能從能源密集型向能源效益型轉變，發展才能可持續。”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建立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至關重要。

二是產權機制。健全現代資源產權制度和環境產權制度，盡快形成科學合理的資源環境補償和交易機制。經濟學中的“公地的悲劇”便是由于產權不明晰導致的。比如，對于中國的林地與草原的產權問題如果沒有合理的產權機制，將無法改變現有的生產經營狀況，對環境的保護與改善均沒有益處。

三是稅收機制。我國資源稅的課稅對象為各類自然資源，征收目的主要是強調資源使用的有償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調節資源開發利用各相關經濟主體間利益關系。由于長期以來，資源稅負擔較輕，導致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中國目前的資源價格機制既不能反映資源需求的稀缺程度與市場供求關系，也不利于運用市場化手段促進現有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很少考慮到資源開發中的浪費及嚴重的環境污染。這就提醒每個人、每家企業要意識到資源、能源的重要性，強化全社會的節能環保意識。而稅收杠桿對于節約資源、減少排放、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合理地充分地利用各種不可再生資源，都將起到實質性促進作用。

“劉易斯拐點”還不會出現

與能源緊張、環境破壞等系列問題接踵而至的是，近年來中國的沿海城市出現了因工資太低導致的“民工荒”，造成了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有經濟學家們甚至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了。

周天勇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認為，“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他說：“如果說人口紅利在減少還有可能，但是 劉易斯拐點’現在還不會出現。”

經濟學家劉易斯曾經這樣描述發展中國家的一種現象：在農村勞動力處于無限供給情況，只要工業和城市部門給一定工資就能吸收剩余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工資會偏低。隨著非農產業發展，農村富余勞力基本用完時就會出現一個拐點，勞動力價格將上升。

之所以有關于中國臨近“劉易斯拐點”的說法，是由于富士康系列自殺事件引起的加薪潮和本田停工事件，自殺和停工的極端事件被看成是提高工資的契機，可是，是否中國現在不漲工資就招不到工人呢？

事實上，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那個“再也沒有富余勞動力”的拐點的出現，都是和農業現代化程度緊密相關的。中國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總量有了極大的提升，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在工業化進程與實現現代化方面仍有相當大的距離。

2009年，我國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僅為10.6%，而占就業人口的比重則仍達38.1%，而在2000年，美國、日本、韓國和俄羅斯等國，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2.6%、5.1%、10.9%和11.5%。由此表明，我國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

周天勇列出一組數據：“在國外，美國一個家庭的農場面積3,500畝，拉美的農場更大，有萬畝到十幾萬畝的，歐洲是200-500畝，韓國、日本的一個家庭也都是30-50畝，而我國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是5.6畝。”中國現在13.3億人口，其中農村人口大概有7.2億，從事農業勞動力有2.97億，而我國的耕地面積只是18億畝，“說明中國仍然有大量的過剩勞動力。”

提高服務業就業比率

由于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絕對量和比重都相當高，使我們在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仍然面臨著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不提高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實現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另一方面，二三產業發展和城市建設不可能短時間吸納如此巨大的農村勞動力，而且第二產業本身的技術進步和現代化進展和其吸納勞動力的程度是成反比的。

而關于“民工荒”，勞動力存在著明顯的結構性缺口。造成這些原因的有幾個方面：首先是人口流動依舊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以及城市生活消費水平提高，進城打工的成本提高，導致吸收剩余勞動力的速度放緩；其次是勞動力所具備的技能與工作崗位所需要的不匹配，導致崗位招不到人；另外一個原因，也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20歲-39歲人口在2000年之后開始減少，這正是專家們擔心的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開始。

周天勇還認為，我國的GDP總量與我國的就業結構比例不甚合理。在09年，我國的GDP已經達到25,188億美元，人均GDP已經達到3,650美元，那么按照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比較，服務業就業的比率應該在65%，而我們現在只有36%，遠低于全球平均67%和發達國家平均73%的水平。2008年我國服務型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只有40.1%，而發達國家平均6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70%。

在周天勇看來，提高服務業就業比率主要還是靠大量發展中小企業。“大企業與小企業有功能的不同：大企業增加GDP和稅收顯著，可以強國和強財政；而小企業則是增加就業，則是勞動力能獲得收入，是富民。其實中小企業就是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是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增加就業人口、充分利用勞動力的主力軍。民營經濟應該多進入服務業，并且民營經濟要在節約資源、創新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企業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能夠成為主體，還在于企業是創新的主體，特別是實現創新成果市場化的主體。周天勇談到：“很多時候民營經濟在技術創新的使用方面很有成就，而且他們都是賺錢的，而這些技術國有企業一搞就虧損，所以許多新技術在國有企業搞不了，在民營企業搞得就很好。”

(程曦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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