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導與底層民眾感受斷裂引發新的革命

近年來，世界政治演變大大超出了觀察家的預期。

如果說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動盪只是局限在西亞北非國家，那麼，這一次的動盪已經開始在發達的歐美國家普遍蔓延——頻繁的恐怖襲擊、特朗普的崛起、英國脫歐公投、歐洲大陸右翼勢力抬頭……

全球化、自由貿易、多元主義、國際發展等曾經正能量滿滿的詞匯，似乎在一夜之間被無情的現實打得面目全非。人們不禁問，世界到底怎麼了？上述集中呈現的種種亂局，其根源正在於全球范圍內社會底層民眾的大規模反抗。

不同政治秩序下社會底層民眾的反抗

在政治制度較為成熟的西方國家，過去在達沃斯前抗議全球化和占領華爾街的人群，已經變成了在投票箱前憤怒的選民——現在，他們利用手中的選票，對傳統的政治和經濟安排發出抗議。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的異軍突起和英國脫歐公投令人啼笑皆非的結局，實際上就是為數甚多的心懷不滿的民眾的制度性權力之合力使然。

在政治制度較為不健全的地方，例如民主轉型地區，民眾往往選擇走上街頭，以大眾抗議的形式表達不滿。一些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街頭運動、抗議活動都在此范圍。不久前，土耳其軍方發動政變未遂也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作為世俗化領域的建制派力量的軍方，其在民眾中的號召力遠不如政治強人埃爾多安，而民眾的力量仍能影響國家的政局走向，這是政變失敗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秩序缺位的國家或地區，恐怖主義勢力或者武裝化的地方勢力正在進行激烈角逐，爭相填補權力真空地帶。這兩類組織似乎也是得益於「接地氣兒」的發展模式，借助底層民眾的力量，並且相互影響和滲透。

冷戰後，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力量對歐美發動了大規模有組織的恐怖襲擊，眾所周知的「9·11」就是典例。他們許多首領依舊出身於伊斯蘭社會的上層階級，最著名的莫過於生於巨富之家的本·拉登。

然而，隨着「阿拉伯之春」的蔓延，一個又一個強有力的伊斯蘭政權被推翻，「基地」組織也遭到嚴重的打擊。這時，游擊主義的「伊斯蘭國」似乎以「洪荒之力」從底層社會異軍突起——來自草根階層的他們，對所處地區的文化、社會和民眾的情況了如指掌，他們懂得老百姓(603883,股吧)渴望什麼，因此十分善於迎合民眾訴求，從而吸取力量迅速壯大自身實力。

與以往恐怖組織不同，「伊斯蘭國」對現有的民族國家概念發起了挑戰。他們通過社交媒體，把在中東地區發動底層民眾的模式移植到世界各地，尤為引人矚目的是，他們將觸角伸向歐美國家的「移二代」。這就像一場另類的「人民戰爭」，以無組織、游擊化的方式對抗有組織化的國家，後者注定難以抵擋。歐美頻繁發生的「獨狼式」恐怖襲擊就是典型例證。

一種新的社會革命模式？

這種來自底層社會的反抗，與以往的抗議模式或者社會運動截然不同。

與以往的社會革命運動有有所不同，這些運動沒有一個特定的發起者。歷史上，發起和組織革命的通常都是富有經驗和社會聲望的年長領袖，如眾所周知的甘地、曼德拉、列寧、馬丁·路德·金。

由於沒有組織者和領導者，這種運動如果不能被有效壓制，那麼將一直持續到當局垮台或宣布對政策改弦易轍為止——因為沒有領導者，沒有能夠控制運動的人物，所以根本停不下來。當局沒有談判的對象，運動中也沒有能夠抑制沖突升級的領袖人物。當局的反對派力量最初持觀望態度，一旦形勢對其有利，他們往往善於利用這些運動來作為壓迫當局的工具。

此輪來自底層的社會運動更具自發性和盲目性，參與主體比較年輕，並不具備特定的綱領和目標，也無法對事態發展負責。這些年輕人是現存制度的犧牲品，低迷的就業率、政治上的發聲無力、文化上的認同困惑使他們對現狀極其失望，從失望到絕望、從絕望到憤怒、從憤怒發展到開始采取實際行動。

但是，他們缺乏必要的經驗和社會資源，無法像以前的領袖一樣迅速構建政治力量。在運動結束以後，他們通常借助從運動中獲得的聲譽，重新投入當權者的懷抱。例如，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借助民眾運動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留下的真空，迅速在後來的選舉中上台。

總的來說，由於沒有強力的組織者和明確的目標和宗旨，這種社會運動很容易被老奸巨猾的政客利用，並無法真正改變現狀。甚至造成惡果：打破原有社會秩序，但對重建無能為力，因此造成持續動盪和混亂的局面。

根本原因：精英主導思想與底層民眾感受的「斷裂」

美國學者大衛·科茲和弗雷德·威爾將蘇聯的崩潰稱為「來自上層的革命」，那麼當下世界失序的現狀就可以理解為「來自底層的革命」。很多學者將這些行為簡單歸咎為民粹主義。

當然，我們無法輕易地用民粹主義來指責他們，正如英國民眾在脫歐公投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這些民眾或許不懂政治。他們最清楚的和最不滿的是自身的生活境況。諷刺的是，刺激社會底層民眾進行反抗的的主要因素，恰恰來自上層社會。

冷戰結束後的20多年以來，席卷全球的自由貿易帶來了資本的全球擴張，以移動互聯技術為基礎的新型社交媒體，發展中國家不斷擴大的民主化，是造成這場底層革命的根本原因。

全球化浪潮和資本擴張，給世界帶來了一種發展迷夢——無論是政治家、知識階層還是商業領袖，都相信技術進步、自由貿易、全球化和國際發展將會鍛造一個全新的富饒世界。由此造就的發展迷信、技術迷信和自由迷信，真正達到了入腦入心，成為全球精英階層的主流意見，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並通過各種途徑傳達給底層社會。

然而，一旦精英階層宣揚的這種主流思想與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感受背道而馳的時候，全球范圍內上下階層之間的斷裂就必然發生。一個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美國的老百姓不會再相信「政治正確」的合理性，因為「政治正確」絲毫無法改變他們困窘的生活現狀、無法熄滅他們熊熊燃燒的怒火，甚至，他們把現實中的種種問題歸咎於「政治正確」——有些美國民眾直接表明態度：「販毒的就是墨西哥人，犯罪的就是黑人」。

上述這種傾向在美國大選中表現很突出，特朗普之所以能成為「一匹黑馬」，就是因為他的「政治不正確」深得民心，以政治激進主義的方式表達出選民對國內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滿。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比如卡梅倫在英國的下台、默克爾在德國面臨的執政困境和杜特爾特在菲律賓的掌權。

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激化了這場革命

只是上下層之間出現了「斷裂」，沒有技術手段和權力手段進行賦權，民眾力量也不可能如此輕易地被帶動起來。

三星美國分部社交媒體營銷經理埃斯特班·康特雷拉斯（EstebanContreras）在其著作《社會國家：社交媒體國家的思想、統計和故事》（SocialState:Thoughts,StatsandStoriesabouttheStateofSocialMedia）中發表了這樣的觀點：社交媒體通過新的技術手段重構了組織模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鏈接模式，從而重新構建了一個「社會國家」。

從現狀來看，只要有一個議題在社交網站上發酵，來自底層的推動很容易就能把這個「苗頭」醞釀成一場新的風暴。在運動發生之後，鏈接全球的社交媒體再度為運動保駕護航——通過實時直播事件發展進程，引起全世界的同情和關注。在社交媒體技術的刺激下，底層民眾不再是「無能的思考者」，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接收不一樣的信息；他們也不再是「無能的發聲者」，通過社交媒體，人人都可以匯聚一股聲音。

冷戰後，不斷擴大的全民普選，將越來越多的底層民眾納入到政治機制當中，他們手中的選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國家政局。受到全球資本力量盤剝的底層民眾，開始使用這種制度性權力作為武器回擊現存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而在那些出現權力真空的地區，底層民眾通過社交媒體受到感召，開始拿起槍杆子來奪權。從某種程度上說，無論他們拿起的武器是選票還是槍支，這都是一場新型的「底層人民戰爭」。

從世界范圍來看，目前，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精英階層並沒有行之有效的手段來應對底層民眾的反抗和原有秩序的崩塌。相反，這種反抗在促使經營階層發生分裂，這在美國大選中就可見一斑。

總而言之，技術進步、全球化、自由貿易不是不好，關鍵問題是：要什麼樣技術進步、全球化、自由貿易。如果發展和進步不能普惠，終將釀成巨大的災難。正如歐洲19世紀的工人運動最終打開了社會保障和普選權的大門一樣，這一次，全球精英階層需要進行怎麼樣的調整，才能完成一次革命般的洗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