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克鑒：中國應有平均增長到非平均增長的戰略轉變

和訊網消息28日，「全球貿易新常態與經濟治理新框架研討會」在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舉辦。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谷克鑒表示，他表示全球貿易新常態和新常態相適應的全球治理結構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不僅我們中國經濟出現了新常態，而且世界經濟在2008年以後我們出現了新的經濟增長的一些形態，我覺得這個和經濟增長形態相適應的貿易，一定有一個新的變化趨勢，而且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我們可以說把它判斷為新常態，也可以說是一個長期變化的趨勢，但是不管怎麼說，它肯定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趨勢。

他認為，如果講到全球平均增長，我們中國人是最有發言權的，我多次引用林毅夫90年代提出的，中國應該有平均增長到非平均增長戰略的轉變，這個非平均增長戰略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利用比較優勢，我們可能放棄一些部門，要突出一些部門，要發展一些部門，利用這樣一些部門來介入全球分工。

以下為文字實錄：

我補充幾個問題：問題1：對我們現在新常態所依托的這樣一些，就是貿易增長可以說出現了一些新的形態、新的模式，但這樣一些新的形態、新的模式可能還有一些需要深入發掘的問題，比如結構性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目前貿易的增長，除了現在關注的有機產品的貿易，現在有機產品的貿易確實出現了這樣一個增長速度的劇烈波動，而且處在增長的低谷，但是如果我們把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其他項目來進行深入考察的話，我們可能會發現，它在程度上會緩解我們目前貿易低速增長的狀態。

比如說像服務貿易，從2011年以來，確實我們的商品貿易出現了增長速度急劇下滑，但是服務貿易增長速度還是很快的，比如像2011年、2012年，全球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超過10%，而且主要的比如像北美，包括亞洲國家、歐洲國家，它的增長速度都會很快的。

那樣這樣一個考慮，如果是把經常項目、其他的一些交易項目考慮進去的話，可能會對我們的貿易增長的趨勢應該說還是一個相關的問題，因為實際上在結構變動的過程當中，國際分工的禮儀也會發生變化，這個可能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商業服務貿易發展所出現的一個新的趨勢。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可以做進一步的研究。

問題2，我看去年WTO公布的數據，應該說我們的貿易增長速度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世界產出增長的下滑是聯系在一起的，那麼它就像一個貿易同產出增長的彈性，這個彈性實際上在80年代以來變化不是很大，比較高的時點是1990年到2000年，這個就是貿易同世界產出增長彈性是2.2。那麼2014年，就是貿易同產出的增長彈性和80年代初期差不多，是1.4。

我們要深入地分析，現在貿易新常態出現進步的原因是什麼，其中有一個和我們的經濟增長是關系非常密切的。而且還有一個，我們林校長一直做全球價值鏈問題的研究，覺得增加值貿易可能也要考慮在我們貿易規模里面，如果把增加值貿易考慮進去的話，我們這個貿易的增長速度可能會有一些調整，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世界產出的經濟簫條應該是我們近幾年來貿易增長速度下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我們在二戰以後，應該說貿易同產出的增長長期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彈性關系，在二戰以後到90年代，大概保持在1.3這麼一個比例，那現在出現這樣一個變化，我想和世界產出的下降有很大的關聯。

我覺得貿易出現的新常態還會提出一些問題，新常態的基本特點就是貿易的增長速度持續下滑，以至於出現負增長。但是2015年出現了這樣一個大幅度的負增長，會不會長期延續，成為一個長期的貿易增長的形態現在還可以討論。但是可以說，過去這種貿易的長期快速增長，尤其是貨物貿易的快速增長，這個我想可能現在應該說是難以為繼了。

問題來了，實際上和我們現在G20框架里討論的全球平均增長有關的，如果貿易出現新常態，我們怎麼來看待國際分工在世界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合理性和動力。為我們幾年前就做了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就是關於全球平均增長同貿易摩擦影響機制的研究，實際上，全球平均增長有一個問題，如我們按照西方國家提出的全球平均增長，那麼世界各國參與分工的必要性就打折扣了，那麼各國都可能回到自己的不貿易的狀態。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就是在出現新常態的情況下，怎麼來認識國際經濟的基本命題，就是國際分工會產生貿易利得，我們依靠國際分工，就是剛才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世界13個經濟體增長這塊的5個特征，首先就是開放。

所以我們這麼多年，我們如果講到全球平均增長，我們中國人是最有發言權的，我多次引用林毅夫90年代提出的，中國應該有平均增長到非平均增長戰略的轉變，這個非平均增長戰略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利用比較優勢，我們可能放棄一些部門，要突出一些部門，要發展一些部門，利用這樣一些部門來介入全球分工。

第二個就是貿易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我們建東在研究治理結構里邊非常重要的一個線之一，因為貿易關系發生變化以後，貿易摩擦出現一些新的形態，這樣一些新的形態就是在我們新的全球治理里邊要考慮這樣一些問題，我覺得建東領導的這個小組做了很好的研究，我就提出這麼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全球治理，現在大家都在提全球治理結構，實際上是很多層次的，有全球層面的、有地區層面的、有國家主權層面的、有產業層面的，就是關於產業政策研究也是非常熱的，還有企業層面的，就是有這麼多層次的。

但它的基本構成是，它應有硬件，應有軟件，所謂硬件就是應有一個能夠相互約束的，有約束力的一個組織。像G20，如果是目前的狀態，僅僅是一個政府間論壇的形式，它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我覺得可能目前的狀態它的作用應該會受到很大的限制。軟件就是一個全球治理結構一定要有紀律，像WTO之所以在戰後成為一個規范國際貿易的最有效的世界貿易組織，它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一般最後國待遇的機制來約束它貿易紀律的實施。

我覺得我們在構建未來的適應全球貿易增長趨勢的治理結構的進程當中，可能全球治理結構內部的硬件和軟件的構建應該構成我們討論全球治理結構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