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大師科斯托拉尼股市箴言

書名：《證券投機的藝術》

作者：[德]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9月

內容簡介

以短期或是長期的眼光來看，情況絕沒有像「好的股票升，差的股票跌」這麼簡單，有時情況甚至相反。股價下跌時，一家上市公司仍然可以實現不錯的利潤，可以分給股東可觀的紅利，同時也可以有良好的前景，而只有在供不應求時，股價才會上漲，這是股市邏輯的唯一命題。

看看你的周圍，這里所有的東西都取決於一件事：就是看傻瓜比股票多，還是股票比傻瓜多。

沒有資金，無論怎樣看好行情，形勢怎樣樂觀，哪怕經濟正進入繁榮時期，股市也不可能上升。如果人們手中沒有多余資金，他們也不會去買股票。可以說，資金是股票市場的生命之源。但僅僅有資金，市場仍不能運行。

如果行情看漲，那麼即使是最差勁的股民也能賺到錢；但如果行情下跌，即便是最棒的人，也不能獲利。所以首先要考慮大市行情，然後才是選擇股票。只有那些投資股票20年以上的投資者，才可以不考慮大市的行情。

作者簡介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1906年生於奧匈帝國（現在的匈牙利），13歲隨家人移居維也納後，曾於法國、美國從事證券投資，着迷於歐洲各種證券的變化，展開了其絢麗多彩的投機人生。科斯托拉尼35歲時就賺得足以養老的財富，之後常年定居德國和法國，但過人的精力使他不甘就此退休，轉而宣傳推廣證券投機的藝術，游走西歐各國，特別是在德國和法國各地開辦咖啡館證券投資講座，並為德國經濟評論雜志《資本》供稿長達25年。同時，他還寫書出版。他一生共出版了13本國際暢銷著作。被譽為歐洲的沃倫·巴菲特和證券教父；全球金融投資類百萬暢銷書作者；20世紀股市見證人、20世紀金融史上最成功的投資者之一。

投機大師的告白

1999年2月，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和我開始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是他的最後一本書了。然而我卻沒想到，我的前言同時也成了悼詞。

1999年9月14日，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以93歲高齡在巴黎逝世。腿部骨折引發的一系列疾病，使他孱弱的身體不堪重負。

然而，他仍存活在他的作品中。包括你面前的這本書在內，他共寫了13本書。這些書在全球賣出了約300萬冊。他的專欄文章曾在《資本》雜志上出現過414次—第一次刊登在1965年3月刊上，題目是「一個投機者的自白」，最後一次刊登在1999年的10月刊上。他最大的願望，就是還能為2000年的1月刊寫專欄文章。「《資本》雜志已經向我保證過了，但是誰能給它保證呢？」他以他慣用的詼諧口吻說道。

1964～1998年，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做了不計其數的報告，上過無數次電視節目。然而，不論他出現在哪里，是在達沃斯的經濟論壇上還是在耶弗爾的大眾銀行，在交易所還是在哈拉爾德·施密特主持的節目中，他都一如既往的幽默、風趣、好斗。

他是投資大師。然而如果誰期望從科斯托拉尼這位投資名家這里得到有效的建議，那他也會失望。「不要期望任何建議」，他在每次報告的開頭都這樣講。沒有什麼建議，那一直都是銀行或者其他利益群體試圖向群眾拋售股票的詭計。然而在他35年接受采訪的記錄里他卻給出了很多建議。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去藥店買一些安眠藥，吃下它，然後買下一籃子的國際藍籌股，再睡上幾年。誰要是聽從了這條建議，將會體驗到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之前預言的奇妙的驚喜。

他最明智的建議是給年輕父母的：投資孩子的教育！這話從別人嘴里說出來聽起來像是慷慨激昂的陳詞濫調，然而在安德烈·科斯托拉尼這里，卻因為他的親身經歷而有了分量。18歲時，父母把他送到巴黎一位交好的投資中介人那里學習金融。多虧了當時的教育，他們最小的兒子科斯托拉尼才能在他們因戰爭和政治運動傾家盪產的時候，資助他們在瑞士安享晚年。

「享受生活」，這是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給一位開着奧迪A8穿過布達佩斯的聽眾的建議。這是科斯托拉尼謹記的原則，他幾乎一直遵循到去世。科斯托拉尼生前盡情地享受了生活。他喜愛古典音樂，觀看瓦格納的《紐倫堡歌唱家》和理查德、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不下百次。他不僅從中獲得愉悅，也加深了對音樂家的了解。聽聽古典音樂，抽一支好煙，想一想股市，這是他最大的樂趣。但出於健康原因，之後他不得不戒了煙。

科斯托，我們這些朋友這麼稱呼他。他享受的不僅僅是愜意的生活，還有他的「工作」。正如觀眾需要他一樣，他也需要觀眾。這給了他肯定，使他感到自己還年輕。在采訪和討論中他總被問道：為何他的精力如此充沛。他的答案是做「精神體操」。然而他知道，隨着年齡的增長，聽音樂和思考已不再能對抗衰老。他強迫自己，在1998年仍然做了30多場報告，參加了許多電視節目，接受了多場采訪。雖然乘坐飛機、火車或者汽車出行，包括最後走上演講台的步伐越來越艱難，但是科斯托拉尼從來都不坐講座籌辦者給他准備的舒適的沙發椅。當他用雙手撐住演講台時，開始口若懸河，之後是60～90分鍾精彩幽默的演講，其間喝彩聲不斷。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是德國兩代交易所投機者崇拜的偶像，但他卻沒有一點兒明星的架子。當有年輕人向他要親筆簽名時，他總是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我可不是搖滾明星。」然後他就會滿足他們的願望，在他們的入場券、紙幣或者T恤上簽個名。

他把自己稱為「股票市場的傳教士」，而當他不是作為游說者奔波在旅途上時，就會和妻子住在巴黎，或是在他的第二故鄉—慕尼黑。在那里，他中午會去海波帕薩基的咖啡館，晚上則到馬克西米連大街的「正宗羅馬」餐館或是「牡蠣酒家」。但是在他眼中，最好的餐館還是在巴黎。中午他會去瑪波夫道的安德烈私家菜館（ChezAndré）。他說這家餐館有巴黎最好的牡蠣，餐後甜點一般是巧克力蛋撻或者奶油千層餅。接下來他會去香榭麗舍大街的富凱（Fouquet）咖啡館。除了戰爭年代，他從1924年起一直是那里的常客。按照慣例，他下午會小睡一覺，晚上去該城一家最有名的啤酒館。他特別喜歡蒙帕納區的「穹頂啤酒館」（LaCoupole），30年代那兒著名的繁榮景象他也見識過。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從1917年開始就一直與金錢和交易所打交道，但他卻不是一個物質至上主義者。令他高興的並不是他通過投機賺取的金錢，而是他通過思考得到的真理。他自信地稱自己為投機者。對他來說，投機是一種智力挑戰。他與金錢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離，在他看來，這是成為一個成功投機者的首要前提。科斯托拉尼既不吝嗇，也不揮霍金錢、炫耀財富。錢對他來說，只是為達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他在被納粹迫害逃出巴黎時，是金錢給了他幫助；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是金錢給了他最好的醫療救治。他更看重這一點：是金錢使他能過上舒適的生活。如果一場戲劇或音樂會特別令他着迷，他就會坐飛機趕去米蘭的斯卡拉歌劇院欣賞，但是能省錢的地方，他還是盡可能地節省。因此，他經常會把一些講座舉辦者送給他的一等艙票換成二等經濟艙票，這樣他就可以省下錢為自己的私事買飛機票了。他總是說，反正他很瘦，太寬的位子也坐不滿。

但「世界公民」科斯托拉尼首先享受到的是財富給他帶來的經濟上的自主權。這種自主權對他來說是健康之外最重要的財富和最大的奢侈：一種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自主權，同時也是一種不必做自己不願做的，不必說自己不願說的自主權。他先後在20世紀70年代和IOS基金騙局做斗爭，80年代和金融院外游說集團斗爭，90年代反對德意志聯邦銀行和新市場。不管他進行什麼斗爭，他一直是一個「為了信仰而斗爭的人」。他的一些批評者認為他樹敵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其實這種猜想是錯誤的。誰比我更了解他呢？即使是在一般的談話中，他也會為了自己的信仰和別人發生激烈爭論，就像他在他的專欄和報告中一貫表現出的那樣。一個女記者問他是否想回到20歲，他回答說：「20歲？你在開玩笑吧！我想回到80歲，這樣的話，我還會有10年時間跟聯邦銀行做斗爭。」

科斯托拉尼早在奧斯卡·拉封丹之前就說過，「我的心在左邊跳動」，但是這句話還沒完，「當然我的頭腦是向右轉的，並且我的錢包早就在美國了」。數十年的交易所經驗告訴他，在經濟中，實踐和理論相距是很遠的。

《證券投機的藝術》是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最後的遺產。從1999年年初到他去世，這本書成了他創作的重心。他待在巴黎的寓所里，足不出戶，集中全力寫這本書。他欠讀者的，和每位作者一樣，以他特有的方式在最後完成書稿時寫一篇前言。

由德國電話股份公司股票行情催生的新一代股票投機者，在他心中分量尤重。德國人對股票投資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他對此明確地表示歡迎，但是日益嚴重的賭博癮也使他擔憂。科斯托拉尼想在這本書中談談他對投資和投機的理解，而不是僅局限於當天的買賣投機、把握買賣時機、止盈或止跌。

在《未來的清算》（BilanzderZukunft）一書的引言中，他坦承已經有幾年不去交易所了。因為他害怕「上帝」會在那兒發現他，並想：「怎麼那個老科斯托還在那兒？他應該到我這里來，我也非常需要他。他的老朋友早就等着他了，他的位子還空着呢。」但是不論「上帝」何時把他帶走，只要他能聽到他的朋友、學生和讀者說「科斯托當然是正確的」，那麼他一定會感到很快樂。

親愛的安德烈，願你在天國早點找到自己的位子。有空時就看一眼交易所吧。你會看到，不管悲觀者怎樣想，交易所總會繼續證明你的樂觀是正確的。

史蒂芬·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