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的那些強渡江河戰斗

從1934年10月西渡於都河開始，中央紅軍在其萬里長征途中，曾在萬千重圍中突破過敵軍沿大江大河設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鎖線。這其中，尤以血戰湘江、突破烏江、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等生死戰最具決定性，其成敗甚至直接關系到中國歷史的走向。

紅軍在兩萬五千里的征程中度過了無數道江河防線。「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七律·長征》毛澤東）

從1934年10月西渡於都河開始，中央紅軍在其萬里長征途中，曾在萬千重圍中突破過敵軍沿大江大河設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鎖線。這其中，尤以血戰湘江、突破烏江、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等生死戰最具決定性，其成敗甚至直接關系到中國歷史的走向。在接下來的篇幅里，本文將嘗試着從一般渡河作戰中所必須的幾個要素來探討一下中央紅軍長征過程中的強渡江河戰斗問題。

時間就是勝利！

「兵貴神速」本為兵家常理，渡河作戰尤其如此！遺憾的是，長征初期的湘江戰役卻為此做了一個反面注腳。

行動拖沓使得紅軍在強渡湘江時付出了傷亡過半的代價。

離開中央蘇區之後，由於李德、博古等人指揮呆板，以致紅軍的動向很快被敵軍所察覺。為了防止中央紅軍前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蔣介石在橫亘湘桂兩省的湘江沿岸布下重兵。即便如此，紅軍仍有迅速通過這道封鎖線的機會：由於國民黨軍之間的內部矛盾，桂系首領白崇禧曾私自修改作戰計劃，使得整條防線一度出現了縫隙。而這個情況，也曾為紅軍偵察部隊獲悉並向上反映。然而，由於此時的紅軍高層毫無時間觀念，加之隊伍中非戰斗人員比重大，「壇壇罐罐」太多，以致每天行軍不過十幾華里。如此拖沓的結果就是：紅軍將士雖經浴血奮戰並最終渡江西去，但付出了傷亡過半的慘重代價不說，還被迫改變最初的戰略計劃改去貴州。

毫不夸張地說，由於李德、博古等人嚴重缺乏時間觀念，險些使中央紅軍覆沒在湘江兩岸。反觀半年之後的大渡河戰役，由於毛澤東等中革軍委新任領導對「靈活機動」的重視，紅軍則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跡。

紅四團飛奔240里，准時出現在瀘定橋頭。

雖然「十七勇士」在安順場成功強渡大渡河，但缺乏足夠的渡船，以致紅軍無法全部由此渡河。有鑒於此，中革軍委果斷決定改由瀘定橋渡河。由於中央紅軍入川後的行軍路線與時令季節均與幾十年前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所部幾乎相同，以致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很有把握的認為，「朱毛」紅軍將成為「石達開第二」。而同樣諳熟歷史的毛澤東、朱德則深知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真正原因：多次因「瑣事」延擱太多時間終釀悲劇。為此，毛澤東等人多次向全軍強調時間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紅四團強行軍240里，准時出現在瀘定橋頭……

需要說明的是，近年來曾在互聯網上出現這樣一種聲音：所謂「飛奪瀘定橋」是為了宣傳的需要虛構出來的「神話」，其實，瀘定橋頭根本就沒有發生激烈的戰斗，雲雲。這種說法極其不嚴肅甚至別有用心！退一萬步來講，就算瀘定橋真的就沒有發生什麼戰斗，那也是因為紅軍來的太快，國民黨軍來不及布防所致！

兵以詐立!用兵貴在用謀！對於任何一支軍隊來說，在敵人沿河重兵布防的情況下進行武裝強渡，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只要有可能，他們總是企圖用示形、用詐等手段去發現、制造敵軍防線的薄弱點，從而爭取以一種較小的代價取得渡河勝利。令人欣慰的是，當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領導崗位之後，充分吸取了紅軍在湘江戰役中死打硬拼以致損失慘重的教訓，運用指揮藝術帶領部隊從容穿插於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中，成功渡過了一條又一條的大江大河。

毛澤東率領紅軍縱橫馳騁於川滇黔邊地區。

本來，為了防止中央紅軍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匯合，蔣介石已經調集重兵在川滇黔邊地區，甚至在土城一戰已經「成功挫敗」紅軍渡江北上的企圖。然而，笑在最後的依然是毛澤東所統率的紅軍戰士們！他們先是四渡赤水河，繼而突然出現在貴陽、昆明等大都會的近郊。這種「聲東擊西」戰術的結果就是，國民黨軍對紅軍的作戰行動產生了嚴重誤判，結果眼睜睜地看着這個貌似弱小的對手揚長而去。

而在向金沙江急進的過程中，紅軍的另一種欺敵戰術大放異彩！這就是化裝偵察。利用繳獲的敵軍軍服和武器，紅四團抽出三個連化裝成敵軍前往祿勸、武定、元謀三地。由於上述地區此前從未接待過「中央軍」，紅軍這一行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這支服裝整齊，扛着清一色捷克槍的隊伍出現在祿勸城門口時，當地民團立即斷定是「中央軍」來了。他們忙前跑後地引着部隊進城，並通知縣長和軍警官紳各色人等「熱烈歡迎」。在豐盛的「接風宴」上，紅軍還收到了縣長所奉上的省政府所交辦的全部糧款。酒足飯飽之後，而當「中央軍」將要啟程的時候，縣長還通知下一縣官員准備「接風」。就這樣，紅四團在一天中沒費一槍一彈就巧取三城，為大部隊直插金沙江贏得了時間。

耳聰目明

強渡江河戰斗是一種較為復雜的戰斗形式，進攻方必須通過各種偵察手段，對河流的水文、流速、渡河地點以及敵軍設防情況進行充分了解之後，方能制定出正確的作戰方案。中央紅軍之所以能夠連續取得多場渡河戰斗的勝利，強有力的偵察是個不可或缺的條件！隨便翻閱一下紅軍長征史，即可信手拈來幾則有關紅軍在渡河前必先偵察的戰例。

紅軍扎竹筏過江的「靈感」最初來自一根漂浮在江水中的毛竹。

1935年元旦的那天清晨，剛剛抵近烏江的紅四團團長耿飈草草吃過早飯之後，就帶着幾個人化裝成私鹽販子踏着薄雪前往江邊進行偵察。很快，這支小小的隊伍通過火力偵察的方式判斷出對岸渡口的敵人不過一個連。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們還是決定要進一步了解情況。終於從一位老船工那里，他們獲悉了敵軍的兵力大小及部署位置；與此同時，另一支紅軍先遣部隊紅一團那邊也傳來了好消息。對紅一團團長楊得志來說，最初得到的消息都是不利的：天氣惡劣、沒有渡船更沒有經驗豐富的艄公，況且對岸還有敵軍把守。但楊得志沒有放棄，他決心親自到江邊看一看。最終，楊得志從一根隨着湍急的江水沉浮的毛竹找到了靈感——扎竹筏渡江！

「抓舌頭」是紅軍獲取情報的一種手段。在獲悉紅軍向大渡河疾進的情報之後，國民黨軍除了在安順場、瀘定橋等地增兵防守的同時，還控制了沿岸全部的渡船。然而，令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剛剛抵達安順場的紅一團很快就從俘虜口中得知，渡口那里有一條小船。接下來的事情是那麼地順理成章，船被搞到手了。就是這條僅有的渡船，連同那十七位勇士一起，被載入了史冊。

裝備的簡陋並不能阻止紅軍設法造成局部的火力壓制。火力至上！

近代戰爭以來，火力戰便成為江河戰斗的主要內容。對於進攻方尤其要強調火力壓制，否則，渡河部隊很容易遭到對方的火力殺傷。雖然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期間，紅軍的火力都處於劣勢，但這並不妨礙紅軍指揮員想方設法要在關鍵節點上形成一種局部的火力優勢。

一個經典的戰例出現在1935年5月的瀘定橋頭。雖然因紅四團的行動迅速以致敵軍只來得及拆毀半個橋面，但對岸橋頭堡仍是一個巨大的威脅。當22人的突擊隊組建完畢之後，團首長為他們配備了「花機關」、手榴彈和馬刀等適於近戰的武器，並集中全團的火力進行支援，其中一個整營的火力專門用於封鎖對岸那條從竹林坪到瀘定橋的惟一道路。戰斗打響之後，「（紅軍）所有的武器一齊向對岸開火，槍彈像旋風般刮向敵人陣地……」

「神炮手」趙章成已經被載入史冊。

另一個同樣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發生在稍早幾天。安順場強渡戰斗打響後，雖然乘坐第一船的「十七勇士」在機槍火力掩護下強行登上了對岸，但因第二船到中游時中彈漏水，加上敵人火力壓制，一時難以靠岸。這就使得「十七勇士」靠岸後就被敵機槍火力壓制在灘頭，處境十分危險。危急時刻，指揮戰斗的紅一團團長楊得志急令趙章成開炮支援。這位紅軍中出了名的「神炮手」接令後立即選擇合適的地點，然後用左手托起沒有炮架的炮身，全憑經驗技術來瞄准，用當時僅有的三發炮彈摧毀了三個敵軍火力點。

組織有序

良好的組織與管理同樣是確保渡河成功的保障。仔細看飛奪瀘定橋的戰斗過程，不難發現其中一個特點，那就是當突擊隊在前邊沖鋒的時候，後續部隊一邊用隨身攜帶的木板鋪設橋面一邊隨時准備投入戰斗。如此，不僅突擊隊有了可靠的後援，還大大縮短了全軍通過瀘定橋的時間。再看那場險些令紅軍覆亡的湘江之戰，其之所以能最終脫險，也離不開渡江過程中的井然有序。曾有多名親歷者看到，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曾冒着敵機的狂轟濫炸親往渡口指揮部隊渡河。

紅軍渡河組織管理的典范出現在金沙江畔。

在金沙江畔的皎平渡口，紅軍的渡河組織之有序被發揮到了極致。由於只有七條小船，且其破敗程度使得每擺渡一個來回，都要將船中水倒入江中，才能重新使用。而這時的沿江峭壁上，擠滿了紅軍將士、騾馬和行李擔子。這七條船，不僅承載着數萬紅軍將士的性命，甚至承載着中國革命的安危。關鍵時刻，陳雲在渡江組織管理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各支部隊未到江邊前，就被告知渡江紀律：隊伍開到江邊時必須停止，不許走近渡船。每條船都編有號碼，規定其所能載人數及擔數，並標明坐位次序。這樣，依船只能渡多少人，就讓多少人到渡口沙灘上，登上預先指定好的那條船。部隊只能排成一路縱隊上船，不許幾個人同時上船，這就杜絕了「爭先恐後」的現象。每船都有一名船上司令員，即使軍團長、師長上船之後也得服從這位司令員的管理。至於那些馱載大件行李的騾馬，陳雲也沒有忘記它們。那些小船裝不下這些大牲口，便將其都趕到江里，人坐在船尾牽着牲畜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