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 「一帶一路」: 機遇、風險與香港的作用

“一帶一路”: 機遇、風險與香港的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  馬駿

在深圳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的發言

2016年11月4日

謝謝主持人。

我想圍繞着一帶一路與金融業的關係簡單談三個問題:“一帶一路”戰略為金融業帶來的機遇、“一帶一路”投資所面臨的風險，以及香港可以發揮的作用。

一、關於機遇

第一，基礎設施投資的機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這既包括60多個沿線國家的道路、鐵路、油氣管道、能源以及港口基礎設施等，又包括各類產業開發區和商貿物流中心等。這些項目融資需求巨大。OECD預測未來20年內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達到55萬億美元，其中“一帶一路”地區可能占很大比重。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亞洲每年的基礎設施建設就需8000億美元，其中多數在“一帶一路”地區。目前，全球機構投資者管理的資產100多萬億，但對基礎設施投資占機構投資者組合只有5%左右。在全球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的背景下(歐美日的許多固定收益投資者得到的收益率為負)，基礎設施作為一個重要的、有相對較高收益率的資產類別，對金融機構，尤其是機構投資者來說，在合理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是有吸引力的。

第二，貿易金融的機遇。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沿線貿易壁壘的消除及貿易合作的加深，貿易商品種類可望大幅增加、貿易規模也將快速增長。據中銀香港預測，未來十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貿易總量年均增長率可達到10%，遠高於全球貿易增長的速度。相應的貿易結算、貿易融資、信用擔保、風險管理、財務管理等金融服務的需求因此將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許多項目需要人民幣來支付向中國採購的設備、原材料、建築服務、人工等，因此會為人民幣走出去提供重要的載體。具體來說，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會產生跨境人民幣貸款和ODI、人民幣結售匯、跨境人民幣結算、人民幣資產管理等方面金融服務需求。

第四，綠色金融的發展機遇。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共同面臨脆弱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約束瓶頸難題。比如，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空氣污染十分嚴重，低收入國家80%的城市污水還沒有得到處理，一些中亞和中東國家嚴重缺水。為了改善生態環境，避免發達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需要在環保、新能源、節能、節水、清潔交通、綠色建築等領域投入大量資金，綠色金融的發展空間十分廣闊。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將得到快速發展。

二、風險與挑戰

第一，政治和政策風險。“一帶一路”橫跨亞歐非多個區域，各個地區和國家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法制環境、文化價值、經濟發展、企業治理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其中相當一部分國家在政局穩定性、社會法制化程度不高，國際投資者往往會面臨較大政治風險。另外，由於各種原因，一些國家的政策多變，對外國投資的准入政策、稅收政策等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作為投資者，首先要做好對政治和政策風險的充分評估，以免由於低估風險而陷入不測。其次，在國家層面通過簽署政府之間的各類合作協議，包括雙邊投資協議和稅收協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上述風險。

第二，金融市場與大宗商品價格的風險。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由於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體量較小、而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很大，或由於宏觀經濟管理的問題，往往會出現較大的匯率波動。另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體系較為脆弱，在金融交易中往往會出現較大的對手風險。由於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嚴重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也往往導致其經濟和金融波動。對金融機構來說，應對這些風險的首要對策也是要充分了解和定量評估，即不能低估這些風險。只有充分識別和評估風險，才能在交易談判中將風險充分反映在定價之中。其次，要爭取利用全球金融市場所提供的各種風險對沖工具，在合理成本之下來規避可規避的匯率、利率、信用、法律和環境風險。

第三，環境與社會風險。各國都有按自己國情制定的環境法律法規和不同的各種社會、宗教習俗。在“一帶一路”投資中，如果不充分研究和遵守當地的環境和社會規範，就可能出現污染事故和冒犯當地宗教、勞工、文化習俗的事件。一旦發生事故，不但參與投資的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業務和聲譽將受到影響，可能面臨法律訴訟，更是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損害。為了規避這些風險，參與對外投資的機構必須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充分考慮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對金融機構來說，應該在貸款和投資決策中採用或參照綠色金融準則(如赤道原則和責任投資原則)，強化ESG資訊披露，採用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融資工具，使用綠色供應鏈管理模式，運用環境責任險等環境風險管理工具。

三、香港在“一帶一路”投資中的作用

第一，一帶一路的大部分資金需要從國際市場籌集，因此香港資本市場應該發揮重要作用。前面已經提到，未來10年內，僅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年均投資需求就在8000億美元左右。目前人民幣融資成本高於美元、歐元和日元，而且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許多年，因此用外幣融資往往有成本優勢。另外，許多“一帶一路”項目的較大部分支出還是以外幣計價的，因此用外幣融資可以降低匯率風險。總的來看，“一帶一路”項目的大部分資金應該從國際市場來融得。香港作為我們對外融資的主要窗口，其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項目融資、證券化市場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也可以利用“一帶一路”的機遇，進一步發展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為中長期項目融資。

香港有規模較大的機構投資者市場，同時連接着全球的機構投資者。香港有201家香港金融管理局認可機構、158家保險和再保險公司，以及594家證監會認可的本地註冊基金。2014年香港基金業管理的2.3萬億美元資產中，超過70%來自海外投資者，而且許多香港的資產管理公司都是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分支機構，這些全球最大機構管理着幾十萬億美元的資產。香港可以成為“一帶一路”項目從國際機構投資者融資的重要渠道。

第二，香港可以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各種風險管理的人才、工具和手段。如上所述，“一帶一路”的許多項目面臨着政治、政策、匯率、利率、價格、法律、環境等風險。由於全球主要金融和專業服務機構都在香港設有分支機構，香港在管理金融風險、法律風險、環境風險方面有明顯優勢。比如，香港可以提供各種金融衍生工具來管理匯率、利率、大宗商品等風險；香港的國際投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審計機構、工程諮詢公司以及這些機構在全球的分支機構可以幫助進行項目所在地的各類風險分析和盡職調查；香港的保險機構和環境風險管理專家可以幫助對項目進行ESG風險分析和管理。

綜上所述，香港在為“一帶一路”項目的國際融資和風險管理等方面可以發揮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香港金融界的實際參與度有限，許多香港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機構缺乏了解和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渠道和機會。我認為，內地和香港之間應考慮簽署一個類似CEPA的關於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合作協議，為香港全面介入“一帶一路”項目的規劃、設計、融資、談判、建設與管理與風控等方面提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