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人民幣貶值預期需向改革要動力

專家學者熱議匯率問題

■余永定：我不敢對人民幣匯率作出預判，但原則上認同周小川行長的觀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長期貶值

■李稻葵：我個人有一個預測，也算建議，明年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不要超過5%，最多3%甚至更少

■姚余棟：不要賭人民幣會持續貶值，這是不可能的事

■黃益平：如果經濟穩不住，要扭轉貶值預期就比較困難。所以，還得從根子上做文章，在結構性改革上做文章

昨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為6.8692元，較前一交易日繼續貶值100個基點，為2008年6月以來的最低。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度逼近6.9。與此相對應地，美元指數已經攀上了100的整數關口。

昨日出席“《財經》年會2017:戰略與預測”的嘉賓認為，短期看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小幅貶值的主要原因是美元的持續走強，以及居民和企業海外資產配置的需求；而長遠看，要徹底消除人民幣貶值預期，還是要完成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向改革要動力。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副局長黃曉龍表示，中國有宏觀經濟政策的儲備，在未來的調整中處於相對主動的地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宏觀環境和高效的支持與服務。

以宏觀視角看匯率

關於年初以來的人民幣匯率走勢，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的觀察是人民幣匯率呈非對稱貶值的格局。當美元指數上升時，人民幣就會對美元貶值，以保持對一籃子貨幣匯率的穩定。而當美元指數下跌時，人民幣則會盯住美元，一籃子貨幣匯率就會下跌。

自11月3日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已連續10個交易日小幅貶值。大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長姚余棟認為，近段時間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與美元走強是一致的。在“收盤價+一籃子貨幣”的匯率調節機制下，美元走強，人民幣自動貶值，這是正常的機制性調節。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教授回憶說:“三年前我們和海內外投資者交流時，他們問的問題是:人民幣什麼時候破6?而今天，人們討論的則是人民幣什麼時候破7，乃至破8?這背後的原因，首先是美元由疲軟變成強勢，這件事的主動權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其次，居民和企業有海外配置資產的需求，這也是趨勢，尤其是在貶值預期下，這種配置需求就更加強烈了。”

利率是本幣資金市場的價格信號，匯率則是外匯資金市場的價格信號，兩者皆為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黃曉龍回憶說:“我此前在貨幣政策委員會工作過。以往每當討論加息時，就有委員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會提高企業成本。但後來大家明白了，利率是一個宏觀變量，它的調整是基於市場的變化的，是為了給宏觀經濟創造更好的環境。匯率也是如此。”

不要賭人民幣長期貶值

“不要賭人民幣會持續貶值，這是不可能的事。”姚余棟篤定地說。

他判斷的依據是，美元指數目前處於一個脆弱的強勢。美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已經從今年6月份的1.3%跳升至2.3%，並且還可能繼續上升，美元指數延續強勢也是大概率事件。但與此同時，美元指數有兩個反向作用力:日元和英鎊。日本央行的購債空間越來越小，英國“脫歐”談判正式啟動後英鎊也可能反彈，這樣美元指數就可能走弱。

在市場情緒的作用下，貨幣往往存在超調的風險，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都是如此。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股票業務部負責人、公司管理委員會成員黃海洲指出，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鈎後，美元指數是120，5年後跌至80。1979年保羅·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後來美元指數漲到160。廣場協議簽署後，美元指數又回到80。

“我想指出的是，美元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當時比現在更為重要。”黃海洲認為:“即便如此，假如市場有比較大的波動，美元還是有超調的風險。而在新興市場國家，這樣的超調風險更值得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表示:“我不敢對人民幣匯率作出預判，許多知名銀行家都說過，對他們來說最難的事情就是判斷點位。但原則上，我認同周小川行長的觀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長期貶值，人民幣應該是強勢貨幣。一個國家，三十多年來經常項目都是順差，目前的經常項目順差依舊是世界第一，經濟增速在世界數一數二，有3萬億的外匯儲備，執政能力很強，還有資本管制，但貨幣卻貶值20%——你在世界經濟史上能找這樣的案例嗎?我認為是沒有的。”

談及明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走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主任李稻葵認為:“我個人有一個預測，也算建議，明年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不要超過5%，最多3%甚至更少，這恰恰是中美之間無風險銀行理財產品的利差。”

結構性改革消除貶值預期

央行持有怎樣的政策立場?余永定認為:“我的猜想是，適度干預外匯市場，讓人民幣有序地、逐步地貶值，最後達到均衡匯率水平。同時，加強資本管制，這樣就可以避免過量地消耗外匯儲備。外匯管制不可棄，我不主張放寬5萬美元的換匯額度。”

國際金融危機後，IMF對資本管制的立場有所鬆動。2010年10月，IMF提出，為了維護宏觀經濟穩定，各國對資本項目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或採取臨時性的管制措施是合理的。歐洲、美國也沒有本質上加以反對，但仍強調對資本流動進行管理只應在特殊時期作為臨時手段。

長期看，要從根本上扭轉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還是有賴於結構性改革和中國經濟基本面。黃益平分析認為:“我們經常討論經濟下行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其背後的本質是新舊產業的交替。預期雖然是一個短期的因素，但背後有對基本面的憂慮，如果經濟穩不住，要扭轉貶值預期就比較困難。所以，還得從根子上做文章，在結構性改革上做文章。”

當下，人民幣匯率的管理體制還是“有管理的浮動”，即為了穩定市場，人民銀行還是會有一些干預。而央行對外透露的資訊是，人民幣匯率的長遠目標是清潔浮動。

余永定指出:“我們應儘早下定決心，讓匯率由市場決定。干預外匯市場要消耗外匯儲備，過去兩年我們消耗了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次，它還會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高翔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