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雨露：解決全球經濟結構性矛盾需關注國際協調

北京(CNFIN.COM/ XINHUA08.COM)--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19日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從中長期看，解決全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特別是結構性矛盾，需要更加關注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國際協調的作用。

演講全文如下：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有8年，危機帶來的衝擊和深刻影響遠遠超過了最初共同的判斷。同時，危機的爆發也暴露出主流經濟學理論和研究範式存在缺陷。宏觀經濟研究的困境推動了發達經濟體經濟學界的集體反思。這種反思是多維度的，也持續在進行，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概括起來講，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在本輪金融危機前，在主流宏觀經濟學範式中，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來表達，但一直未能把金融作為內生變量系統性地納入到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之中，金融因素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危機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發現，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動態和機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需要在全面納入內生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予以系統重構，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同時包含“金融-實體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的理論框架。現在，通過金融加速器效應或者抵押物約束框架等方式將金融因素、金融周期等植入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國經濟學會把2016年克拉克獎授予了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桑涅科沃。桑涅科沃教授的一個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他在2014年《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引入金融部門的宏觀經濟模型》一文。這篇文章是具有原創性的。

二是重視微觀經濟主體的異質性。危機前，宏觀經濟學模型通常假定家庭部門或者企業部門存在着一個單一的、行為可代表全部主體（家庭或企業）的代表性主體。這當然主要是為了建模和數理推演的需要。但在真實的世界中，消費者是有差異的，生產者是有差異的，面對同樣的衝擊時，不同經濟主體的表現也是有差異的，這表明目前的宏觀經濟模型的微觀基礎存在一定缺陷。最新的研究表明了，放鬆經濟主體的同質性假設，引入微觀主體的異質性行為及其對總需求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有助於解釋本輪大衰退的持續性及隨後的緩慢復甦，更好地理解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與效果。

三是關注宏觀審慎問題。宏觀審慎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國際清算銀行（BIS）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過宏觀審慎的理念。本輪危機以來，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以及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着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問題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關於宏觀審慎管理的制度安排、工具使用、傳導機制和政策評估，以及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等諸多研究成果湧現。同時，如何為宏觀審慎管理設定可量化、易操作的政策目標以及如何發揮市場溝通策略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作用，也是討論的熱點理論問題。

四是積極探索新全球化理論。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到普雷維什、沃倫斯坦，再到吉登斯、福山，全球化一直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研究的重點。近年來，學界在充分肯定全球化促進國際產業分工合作、優化資源配置和增進各國民眾福祉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高度關注由於一些不合理制度安排，現行的全球化模式帶來了收入不平等擴大、風險大規模跨境傳染等負面影響。特別是，近年來全球化進程出現了波折，貿易保護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等“逆全球化”力量抬頭。學者們開始反思現行的全球化理論，試圖用新的分析框架來構建新的或者下一代全球化理論，尋找推進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動力機制，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將為新的全球化理論的構建提供新的思想動能和堅實的實踐基礎。可以說，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我國學界和國外同行基本上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們完全有可能提出具有本土智慧的新全球化理論。

因為今天是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也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主要想就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問題，談一點個人的看法。

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這是具有十分深刻的時代背景的。特別是，本輪危機爆發以來，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成為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重要手段。在百年一遇的大危機面前，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G20領導人峰會，並成為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的主要平台。在今年9月G20領導人杭州峰會上，中國充分發揮主辦國的優勢，把握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就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等一系列重點議題展開討論，形成了一系列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成果，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國際社會予以高度評價。

豐富的政策實踐為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幾年，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非常活躍，並在多個層面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分析的對象是發達經濟體尤其是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重點研究內容是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一些新的文獻研究發現，在新興經濟體實力增強的大背景下，如果新興經濟體由於外部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衝擊，而觸發市場動盪和金融不穩定，也可能會通過跨資產、跨市場的方式影響發達經濟體的金融市場。這就是所謂的回溢效應（spillback effect）。回溢效應的存在以及溢出效應和回溢效應的相互作用，進一步提示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制定政策時，既要考慮國內的需求，又要考慮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反射效應。這凸顯了國際社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渠道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貿易、投資、資產組合、跨境資本流動等實體因素，而對預期等非實體因素關注並不多。本輪危機顯示，政策的外溢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預期渠道“自我實現”的，而市場信心就是“自我實現”機制中的關鍵變量。也就是說，即使一國經濟基本面保持健康，也有可能因為外圍事件的發生而影響本國市場主體的信心，進而陷入壓力困境。由於預期渠道和信心渠道的作用，宏觀經濟金融風險的跨境傳遞不僅在速度上大大快於傳統渠道，在幅度上往往超出傳統渠道，而且更加難於預測。有研究表明，本輪危機至今的金融市場波動中，預期渠道影響大約占到總影響的70%。這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時效性、透明性和機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面臨重大衝擊的時候，各國政策當局必須高效採取行動，向外界傳遞明確、一致的資訊，提振市場信心，有效阻斷危機的“自我實現”機制。

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過去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主要關注貨幣政策，特別是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工具協調問題。一方面，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今年10月，人民幣被正式納入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被普遍認為是人民幣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們把研究視角進一步擴展到更具難度的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宏觀審慎政策等領域的國際協調問題。從中長期看，解決全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特別是結構性矛盾，需要更加關注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國際協調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總體保持復甦態勢，但面臨着增長動力不足、總需求不振、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大等多重風險和挑戰，仍需要各國發揚同舟共濟的夥伴精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合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維護金融穩定。從宏觀研究的角度看，也還有一系列問題等待研究者去破題，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為政策實踐提供指引。比如，如何創新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機制和方式，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成本分擔機制。又比如，如何應對全球經濟走勢分化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帶來的挑戰。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處在大致相同的經濟和政策周期時，或者面臨的共同挑戰比較突出的時候，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難度相對就會低一些，協調的效率和成效也會相對高一些；反之困難則增大。當前全球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出現了分化趨勢，各國政策制定的“內顧傾向”有所抬頭，鞏固和提升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積極性、拓展政策協調的空間面臨新挑戰。

總而言之，現有宏觀理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政策實踐提出的新命題，對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戰，也是難得的歷史機遇。長期以來，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的組織和帶領下，我國經濟學界立足中國實際，緊盯國際經濟金融理論研究前沿，積極推進理論創新，形成了一大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央行的研究團隊願與學界的各位同仁們一道，加強對世界性經濟金融理論問題和政策實踐問題的研究力度，共同推動我國經濟金融學術繁榮，更好地為黨中央決策服務。

最後，祝本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祝中國國際金融學會越辦越好！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