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活動家」的存在是對詩歌的最大傷害

1月9日，澎湃新聞的一則報道震驚了詩歌界：安徽省作協副主席、安徽省詩歌學會會長、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詩歌月刊》雜誌社主編、國家一級作家王明韻，2017年1月7日在合肥因涉嫌強姦一名女士被當地公安部門刑事拘留。

這則消息在詩人圈中迅速傳播，詩人們除了表達詫異、震驚、疑惑之外，似乎形成了短暫的失語。我能理解這種失語背後顯露的某種緊張和擔憂——儘管只是涉嫌，但已經足為在大眾面前本就脆弱的當代詩人形象帶來又一次沉重的傷害。

實際上，大眾對當代詩人和詩歌的種種負面印象，除了最為重要的歷史因素以及當代詩歌與大眾的審美分途之外，也與王明韻這種「詩歌活動家」的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所謂詩歌活動家，是指善於經營和推銷之道，通過組織、參與各種詩歌活動等詩歌本文之外的方式，構建小圈子，攫取和搶占詩歌資源和權力。是的，儘管詩人的形象幾近破產，我仍然不願將「王明韻們」視為詩人——無關這場有待判決的案件。

「受難者」的形象

但還是得先說說王明韻的詩歌寫作，他的詩歌最主要的關鍵詞是「耳朵」。這與他小時候一次失敗的手術經歷有關。

1961年11月，王明韻出生在安徽省濉溪縣的一個小鄉村。他九歲時得了中耳炎，不停打針、吃藥，甚至動刀子，但都無濟於事。堅持了幾年，家人聯繫了一位五官科專家，決定給他做一次徹底根除的手術。但是手術沒能成功，他從此患上了耳鳴症。

王明韻用「如天羅地網」來描述他的耳鳴症，稱其為全日制的痛苦。可以想見，耳朵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充斥着尖銳、呼嘯的噪音，日子一定不好過。

王明韻此後所有的寫作幾乎都由耳鳴症生髮，甚至成為他最重要的寫作資源。這沒什麼問題。任何人的寫作都要依賴於個人經驗，但優秀的寫作者不會滿足停留於此。

我們有理由敬佩那些在逆境和苦難中迸發出超強能量的人，但對於寫作者，衡量他們作品的價值時，仍然應該從作品本身的水準出發，而不必因為個人遭遇的苦難給予同情分。

事實上，讀者在了解了作者的苦難經歷後，是很難拋開情感因素給予作品客觀的評價的，比如很多人對於史鐵生和海倫·凱勒的作品，不免在原有的分數上再高抬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但作為寫作者，如果以苦難為資源，將其包裝、兜售，那不免要等而下之很多了。

很難說王明韻是在販賣困難，但他的作品過於囿於自己的耳疾，而且並未能給予這樣的經驗在詩學上更為深邃和開闊的考察，卻是顯而易見的。所謂進得去、出不來。

在《致耳鳴》中，他寫道：「我在你在/我在哪裡你在哪裡/……他人以桑養蠶/我以命養蟬/多麼幸運的人生/病着/且無藥可治/且把自己/打扮得不像病人/親愛的/親愛的耳鳴/我能把你成為之為/親愛的嗎」

泛濫的抒情妨礙了詩歌把人引往思考的維度，而僅能停留在情感共振，並且這種情感在當代文學史上是已經無比經典化了的「熱愛生活」，甚至連這一點都未能充分開墾。

王明韻的「以命養蟬」式書寫，從一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看不到對詩學觀念、寫作理路的拓展。在2016年1月寫的《病耳朵》中，他還是在說「夜夜叫着，一生的陪伴/一生啊—這命中之命/這上帝的神曲/病耳朵，讓我聽見/愛的聲音，也聽見了/刺耳的聲音」，還在說「我要獎勵你/用微笑做獎品」。

《我的妥協之旅》

2014年王明韻出版了一本自傳式的散文集《我的妥協之旅》。在書里，他圍繞着他的苦難（除了耳鳴，他在更小時還有一次差點夭折的患病）和與之妥協並豁達的心路歷程，描述成接近聖徒受難的過程。

他說他種種疾病和苦難是想置其於死地的死神盯着他。而在耳鳴開始後，他開始每天讀《聖經》，「每一次誦讀到《詩篇卷二》時，我都忍不住淚流滿面。」他也常讀禪宗的詩歌。

他還曾獨自一人登上九華山，為的是以行走的方式尋求解脫。他這樣描述：「那天暴雨如注，電閃雷鳴，我逢寺燒香，見佛磕頭。我不一切地冒雨拾級而上，在風聲、雨聲、雷聲、林濤的沙沙聲里，困獸一樣的『啊啊』地號叫着……」在整本書里，這樣戲劇化的場景、畫面，並不少見。

他也說，這些方式並沒有讓他解脫，在一切無效後他開始自我摧殘，陷入自我毀滅的境地。最後他的「救贖」途徑——對，他稱之為救贖——是靠自己想通了。

他為自己曾經捉麻雀而懺悔，決定補償它們：我將在寫作時，儘量降低筆尖與紙張的聲音，我將默誦一首詩，我將為樸素的麻雀寫下祈禱詞……

圈子、刊物和權力

資料顯示，王明韻1992年從中央黨校管理系畢業，曾在一大型企業任團委副書記、辦公室主任。2004年，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給一朵雲》《放飛的鴿群》《最後的道路》《虛構的手勢》《原罪》等，散文集《為生命流淚》，報告文學集《走進自己的風景》，以及2014年的《我的妥協之旅》。

至遲於2008年起，他開始擔任《詩歌月刊》主編。2013年12月當選安徽省作協副主席，2016年4月當選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

2010年和2012年，王明韻曾兩度獲得「中國少年兒童慈善獎」。2015年，王明韻曾任第一屆「安徽詩歌獎」評委。該獎由《詩歌月刊》雜誌社、安徽省詩歌學會聯合主辦。

平心而論，王明韻的詩歌不算太差，只是寫到他那種水準的詩人太多了。當然，比他差的更多。

中國當代詩歌，在寫作深度、在技藝和思想的探索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準。但這是以最好的那一批詩人來看的，實際上，當代詩歌的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也是達到了前所未有。這正是當代詩歌飽受詬病一個原因。不過，也得明白，任何一個時代的藝術水準，都是以所能到達的最高值為標準的，畢竟偉大的作品和偉大的作家不常有，但低劣的作品和低劣的作家卻是每個時代都有的。

但是，如果王明韻的作品並不是那麼出類拔萃，他又是如何能夠摘得那麼多協會、學會的頭銜的呢？

從他的詩歌和文集裡，可以看到，王明韻樂於交遊，而在中國當今詩歌的大罈子裡，混圈子是出人頭地、揚名天下的不二法門。混圈子不一定能冒出來，但是不混卻幾乎不可能快速引起關注，在地方性詩歌群體里更是如此。

王明韻顯然深諳此道，他不斷參加各種詩會、活動，每有成績則不憚渲染、宣傳。再加上他特殊的個人經歷，由此產生的「苦難與堅韌」並峙的詩歌，以及不斷完善的「受難者」形象，成為一方「諸侯」也不過是題中之義。

不僅如此，最為關鍵的是，王明韻在《詩歌月刊》獲得的成功。

《詩歌月刊》的前身是《詩歌報》。《詩歌報》創辦於上世紀80年代初，首任主編嚴陣，後由蔣維揚、喬延鳳先後擔任主編，其「大詩歌」的概念，「先鋒性、青年性、探索性」的辦刊宗旨，贏得了眾多詩人的喜愛。1985年9月21日至1987年3月6日，《詩歌報》四次推出「崛起的詩群」，介紹了一大批青年詩人。1986年10月21日，《詩歌報》與《深圳青年報》聯合推出「中國詩壇1986年詩群體大觀」，在詩壇產生了極大影響。

這份擁有良好口碑的詩歌刊物的地域屬性正是安徽。王明韻在進入《詩歌月刊》後，立足安徽詩壇，保持先鋒與青年兩大核心宗旨，為他之後的發展鋪好了路。

當代詩歌的傳播和詩人的出場方式，除了在大致2000年後的六七年裡，有過以網絡詩歌論壇為主的情況之外，大部分時間裡仍然是以刊物為中心。而即便是在網絡論壇時代，或者現在的微博朋友圈時代，詩歌刊物仍然在詩人心目中具有正統地位和相當重的分量。

所以說，掌握一份有質量的詩歌刊物，則在詩壇掌握了相當大的話語、資源和權力。而安徽又是詩歌大省，其詩人的數量之大、優秀詩人之多在全國各省中都是翹楚，其各種詩歌協會團體的高層自然也被高看一眼，由地方而進全國不過指日之事。

但是，圈子、話語等外在因素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域都有，而且都占有相當的比重，但在當今中國詩壇，它們過於強大，所謂劣幣驅逐良幣，如此詩歌生態無疑對於中國當代詩歌走向更高更遠是不利的。

王明韻在採訪中曾說，詩歌指向世道人心。誠哉斯言，如果掌握話語和資源的詩人們，能夠在編選詩歌年選時、在詩會時、在評獎時，做到不以圈子江湖和哥們義氣為先，那麼當代詩歌受到的批評和爭議，詩人受到的偏見和污名，是不是多少能少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