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政治化巴黎悲劇實際是一種不體面的沖動

專欄作家弗蘭克·布魯尼在其撰文中認為，我們還不夠了解那邊發生了什么，很多美國人甚至還沒聽到這個訊息，那些了解情況的人還處在恐懼中，沒能回過神來。在這樣的節點，巴黎就變得不僅僅意味著一場屠殺了。它成了一個擴音器，用來放大你竭力表達的任何東西。。。這一觀點值得思考。

我們就不能等到死亡人數統計工作完成？不能等所有遇難者身份得到確認，家屬得到通知？不能等警報聲音消散？不能等地上的血變干嗎？

我們非得馬上啟動那些不大相關的議程，發泄與巴黎的慘劇完全不相關的牢騷，一定要以一種討人厭的機會主義態度來對待這件事，而非給予出於尊重的悲傷？

直到美國東部時間下午四點，有關周五槍擊事件的訊息才開始陸續傳來。

四個小時后，安娜·庫爾特(ann coulter)在twitter上發布了如下帖子：

“可惜從1818年開始，歐洲至今沒有一個地方……允許秘密攜帶槍支……”

太心急了？

還有更早的。

在那之前一個小時，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已經在twitter上發文：

“現在，我們大學校園里那些牢騷滿腹的小青年可以把精力用到別的地方了，而不是一味追求他們想要的‘安全’空間……”

我們還不夠了解那邊發生了什么，很多美國人甚至還沒聽到這個訊息，那些了解情況的人還處在恐懼中，沒能回過神來。在這樣的節點，巴黎就變得不僅僅意味著一場屠殺了。

它成了一個擴音器，用來放大你竭力表達的任何東西。

在這個眾人慣於用網絡粉飾自我、黨派紛爭肆虐、“權威”觀點手到擒來的時代，任何事都可以輕易地淪為抱怨、責罵和任意發泄的由頭。

只要點一下鼠標，分分鐘就能實現。事態演變如此迅疾，人們顧不上有理有節，也談不上有什么真知灼見。

周六，我一早就看到有關巴黎事件的各種評論，不僅把它和控槍和美國校園里的言論自由聯系起來，還跟氣候變化——沒錯，氣候變化——扯上了關係，當然還有移民問題，不過是和美國的移民問題，而非法國的。

巴黎發生的事跟氣候變化有哪門子關係？

奧巴馬總統對全球氣溫不斷升高表示出應有的深度關切。顯然，這恰恰顯示出他對恐怖主義問題缺乏關注，也表明他無力在所有需要處理的議題中正確把握優先次序。

反正我從羅格·l·西蒙(roger l. simon)為pj media網站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得出的結論就是這樣。西蒙將奧巴馬定性為“一個荒唐可笑的人，在面對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恐怖時，居然認為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是氣候變化。”

可是，抗擊氣候變化真的會妨礙你抗擊前一個問題嗎？

西蒙還提到，奧巴馬曾將伊斯蘭國指為“預備隊”，還致力於縮減美國駐外軍事力量。盡管我對在巴黎襲擊事件發生不到24小時內就大肆攻擊奧巴馬能起到什么作用表示懷疑，但我覺得，在巴黎事件及如何應對它的大背景下討論他過去和現在對伊斯蘭國的評估，以及他樂意（或不樂意）使用美國軍事力的程度，都還合情合理。

但我怎么也不明白，米勒和其他許多人，包括庫爾特，為什么非要把巴黎襲擊事件和密蘇里及耶魯大學扯到一起。

沒錯，一些美國學生對“安全空間”的要求是有些過分，危及言論自由，影響至關重要的思想交流。耶魯校園內學生的反應是有些過激（我看了那段在網上瘋傳的視頻）。而且，和巴黎的流血事件相比，某類萬聖節服飾造成的侮辱也的確顯得微不足道。這還用說嗎。

但和巴黎的襲擊事件相比，太多的攻擊行為和不公平事件都會相形見拙——有哪樣不會？——也絕沒有理由相信，控訴此類言論和行為的人，會不同意這一點。利用巴黎襲擊事件來削弱他們的合理性，是很幼稚的。這種行為本身毫無品味可言，還貶損了巴黎發生的事件。

這個時候，我們太容易隨著根深蒂固的慣性，全身心撲向高度政治化的話題，把任何驚人的新動向當作重新掀起舊日爭論的素材。這正是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所做的，他也和庫爾特一樣大聲呼吁允許攜帶更多槍支：

周六上午，我既讀到有人說巴黎的事件會對共和黨有利，又讀到有人說會對民主黨有利。

我感到惡心。我希望能有幾個小時，甚至幾天，我們只關注巴黎人的痛苦，關注這座華貴之城如何重新恢復秩序，重回哪怕是表面的安全。而不是琢磨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獲選的機會因此增大還是減少，或猜測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拍著胸脯噴出的狂言是否突然變得更有吸引力。

我不希望在槍擊事件后不到18個小時就聽到有人表示，此次襲擊證明美國必須控制本國的非法移民。讀到這些東西，我感到異常惱怒，不是因為我同情移民，而是因為我憤慨悲劇事件不加區分地自動遭到政治化。

那是一種如此不體面的沖動。

而且，它如此地丑惡。(紐約時報中文網)

翻譯：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