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占財政總收入6% 賈康：中國個人所得稅合理性明顯不足

在華爾街見聞 2018 年全球投資峰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發表了題為《川普減稅的中國應對之策》的演講。他表示，中國目前降低企業所得稅的空間不大，個人所得稅更複雜，個稅改革要攻堅克難。

12 月 12 日，在華爾街見聞 2018 年全球投資峰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前所長賈康發表了題為《川普減稅的中國應對之策》的演講，賈康演講要點整理如下：

• 中國企業所得稅減稅的空間不大。
•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在幾輪改革之後，現在合理性明顯不足，只占財政總收入的 6%，明顯邊緣化；美國個人所得稅占聯邦稅收收入的 47%。
• 減稅、控制經濟風險、民生工程要一起做，就要推進 PPP。
• 如果有川普減稅的外部衝擊，我們會利用這個機會形成基本共識，降低企業負擔，這是一個重要領域。

以下為賈康演講全文：

大家好，這個題目大家一定非常關注。我儘量簡要談談自己的看法。剛剛談到人民日報對川普減稅有一篇短評，是 4 月的事情了，我今天的思路和當時人民日報的文章的角度確實不一樣，我注意到當時的反應似乎更多表達了所謂川普減稅衝擊對中國和其他經濟體有多少負面影響，但是我今天要反過來想，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們是無力去做什麼改變的。

我自己形成的基本認識，落在川普減稅衝擊在中國可以變壓力為動力這件事上。川普這個人很有個性，在美國對他的評價也是有明顯的兩極。據我了解，美國的精英階層對他是非常反感的，但是中下層人群對他確實力挺。

實際博弈的結果，當時他競選時做出的減稅計劃的承諾是在美國議會，參眾兩院分別得出了結論，最後的版本投票之後就可以生效。

最新的一輪資訊又再次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關注，各個方面都在熱議，顯然美國作為頭號強國，這樣一個減稅的舉措是非常有影響力的，而且我認為按這個軌道走下去，川普減稅取得一定成效，甚至是明顯成效是機率很高的事。

不管川普哪件事靠譜，哪件不靠譜，但是我覺得他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最後取得了總統之位，他在經濟領域的主張，至少減稅我認為是靠譜的。

第二點，他認為在美國推動基礎設施更新的建設也是靠譜的。這些事情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我重複一下，他可能產生的外溢性，包括對中國形成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我們誰有可能在表達看法之後影響他的過程呢？我是看不出來有多大的作用空間的。

我們客觀處的是一個全球化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這樣的一個市場環境，中國已經形成了全球化的進程，我們要全面開放，這樣中國無法選擇。如果外部有壓力的話，我們只能把壓力變成動力，變成積極的事情，這是我們應該有的態度。

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這方面應該做一些分析，美國川普減稅的衝擊帶來的是川普競選口號上說的「使美國重歸偉大」，但是這些發達經濟體和中國已經形成了貿易夥伴的關係，雙方的互動並不全都是競爭，還有合作，還有我們現在認識到競爭、合作中間我們要走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平發展之路，尋求共贏這樣一條道路，其中供給面創新，他所帶來的微觀層面給帶來的支撐。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前陣子地區局勢又變了，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要注意的，在生產力發展，供給面創新支撐之下的發展中，可能走通的和平崛起之路。按照這樣一個大道理考慮問題，也可以對應到川普減稅的外部衝擊上。

把這樣一個帶有哲理視角的認識給各位回報之後，接下來談談 4 個基本看法，第一個是看看美國和中國在減稅方面是不是有共同點。這是中美的共同選項，而且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已經在減稅了，實際上中間有已經積累了的經驗，也得到了對應的理論方面的指導。

美國上世紀著名的雷根經濟學，我們還記憶猶新。中國也就是上世紀 80 年代進入改革開放之後，我們不斷強調減稅讓利，搞活企業，中美兩國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雷根經濟學讓雷根處於極高的地位，僅次於羅斯福。中國雖然一開始搞得跌跌撞撞，但是隨著 90 年代鄧小平南巡一錘定音，形成這樣一個有共識的取向。

在當下我們進一步消除金融危機負面影響的背景下，美國人有了川普這樣一種有個性的領導人，基於供給學派政策思路和以往經驗，加上他的競選綱領。他以減稅使美國走向重新強大。中國呢？進一步的推進供給面結構性改革，我們也強調了供給面，這是十九大所說的構建現代經濟體系的主線。

供給面這方面，就包括了降低稅收成本的選項。當然也有區別，共性就是中美在減稅這方面，美國是要進一步的振作而重新強大，中國是要進一步的深化供給面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步入小康之後，我們還要在 2035 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

這兩個最簡單的拉佛曲線，這是他當時討論的時候，隨意畫出來的東西，以後就成為了經典，橫軸縱軸，一邊確定為稅收總量，一邊是稅率，現在大家表述的上凸的曲線，實際上一開始是右邊凸出來的曲線。他是從原點上是政府 0 稅收，把稅率提到了 100% 政府又回歸到了 0 稅收。

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越過稅收最高點，越過的話，反而政府收入下降了。這樣對政府是有負面影響的。大家都不做事了。沒有誰提出顛覆性的否定意見。現在我們這個圖把 50% 作為原點是不對的。這根線其實無法精確量化，中美都在尋求降稅負，稅收收入至少不能過這個點，但是到了這個點上是不是也可以再繼續降呢？這樣一個要領要達到的是供給面主題的微觀活力更好的發揮。

第二個，中美稅制結構和稅改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中美各個有側重。川普減稅很明白，他主要減的是顯著降低企業所得稅的負擔，原來說降到 15%，現在說要到 20%，調整一下估計就差不多了，調高也有可能，也調不了太低，同時還要簡化和消減個人所得稅，這兩個稅都是非常明顯的是美國的主力稅種。

比較一下，我們所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我們標準稅率是 25%，比美國的 35% 更低。實際上我們發展出了高科技世界，上市企業 15%，這幾年中小企業減半徵收，12.5%，小微企業徵收辦法不斷的提高，可能到 3 萬，還要再提高一下，一開始是 5000。

這些都是企業所得稅，中國的減稅措施，比美國做的早很多了，我們還有沒有空間呢？我們已經說到的企業所得稅在企業做研發投入這方面的沖銷，你投入了 100 塊錢的研發，你可以沖銷 150 的企業所得稅的稅基，現在提高到 175%，可不可以再提高一點？也可以討論，差不多也就是這樣一個空間了。

我們的企業所得稅改革走到了美國的前面，下面說說個人所得稅。

實事求是來講，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幾輪改革之後現在稅的合理性明顯不足。現在我們整個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只占稅收收入的 6% 出頭，明顯邊緣化了，而美國的聯邦總收入是 47%，他的州和地方還有一些收入。這在美國是第一大稅，和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要減稅的話，企業所得稅的空間並不大，個人所得稅就更複雜了，我們要完全系統化的改造，不能再對工薪階級非常低成本的，有效的實施超額徵收的調節，其他的工薪之外的稅收調節比例很低，很多的資訊拿不到，這種是非常不具備現代水準的特徵的，中國個人所得稅改革是要攻堅克難。

中國已經推出的營改增是間接稅，而美國的間接稅的比重是相當低的。我們兩個國家，兩個經濟體都要使稅制進一步合理化。都要符合現代化特徵下更好的發展。中美兩方優化稅制各不相同。第三個層次要特別強調一下，中國怎麼做好自己的事情，要看到中國的全景圖和真問題。

現在中國的企業負擔確實很重，我們正稅之外還有分稅的負擔是非常多的。稅種的絕對數量，中國在全球經濟體裡面還是比較少的。一般我們所說的市場經濟體怎麼也有 30 種左右，高的還有 40 種，我們只有 10 幾種。

我們費稅收入名目繁多，涉及到一系列中國要啃硬骨頭的問題。我們現在費稅收入總水平也就是 30-35% 的區間，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宏觀稅務水平差不多，但是結構就是正稅低，稅外負擔有很多，比如說五險一金，一些行政費用等，還有政府隱性負債。

這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用腳投票，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正好我們利用這樣的外部衝擊，大家一起來形成基本共識，更好的促使中國企業負擔降低在這個全景圖的視野下配合改革達到實際的效果。應該是抓住中國改革這個真問題，使我們企業的非稅負擔作為不可迴避的重點領域。

具體有三點：第一就是社保體系的改革，才能促使我們五險一金降低。比如說基本養老的負擔，中國企業上交和個人上交綜合在一起 40% 多了，相當高了，可以說是全球最高了。有沒有可能降低？我們的要求是要降低就要把現在至少是幾十個基本養老蓄水池的格局狀態提升到全世界統籌的，合成一個蓄水池，基本養老資金的供給功能，在這兩種狀態下是大相徑庭的，分成一個個池子調節範圍很有限，最高做到省級統籌。

但是到了東北一些省已經很緊張了，所以多少年來遼寧一個勁的喊困難，中央非常吃力的從別的地方調資金給他們，蓄水池沒有在一起運轉，具體來算，那就是高高低低，各個地方的基本養老繳費標準就降不下來。我們可以測算一下繳費率要下降的話可以下降多少，但是一直沒有做到，從十一五就開始提了，一直到十三五了，希望這次之後有一個措施。

另外一個，行政性收費，現在有幾百種，怎麼降？能取消的取消，能降低的降低，其實需要有一個大前提，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革，我們走到了多輪取消文件規定收費的項目之後，還有幾百項，都是有關部門的命根子了。希望中央能夠再來一次十八屆三中全會裡面的文件指導，能夠直接對應到扁平化的改革推出，使整個政府體系精簡、瘦身、消腫，剩下這些部門，你實在必須審批的，不能再有一些不正之風，引到腐敗的權力裡面去，這是改革才能解決的。

還有一個隱性負擔，一定要透過配套的改革，透過經濟改革，行政體制的配套改革，十九大所說的政治建設。體制內的人在精簡瘦身之後，應該把人家的工資往上提，這些應該是實話實說。這些人在體制內做事情，現在工資水平明顯偏低，過不了體面的生活，過去靠灰色收入可以有很多油水，八項規定之後就沒有了。

政府應該精簡，合理分配他的職能，服務於企業，有效降低企業的隱性負擔。最後我覺得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還要強調在川普減稅的壓力下，我們在改革的方面，要凝聚共識，我前面說到了，政府的扁平化，還有一點就是放低身段，把自己一些基礎設施，產業新城的建設等等這些非常有份量的投資項目推倒和企業以 PPP 這種合作夥伴關係的新機制來做，這種改革的意義是非常大的，我們從財政學的分析也可以一一對應。

政府減稅、福利、控制舉債等等都是老百姓擁護的，都是政府應該做的，做了政府都會加分的，但是對不起，最多只能同時做兩項，不可能三項一起做。現在要減稅，又要控制舉債風險。去槓桿是現在非常明確的。還要建福利工程怎麼辦呢？就要靠 PPP，把民間資金，包括國外的資金都來過來做這件事，那麼政府職能的轉變就是一種考驗了。

你是與企業平等的身份簽字做 PPP 項目的，這是非常有正面效應的，政府要做的城鎮化，產業化，應對老齡化需要做的工程，可以做的更好、更快。企業可以得到一定的生存發展空間，老百姓會得實惠，而且會天然促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個個 PPP 裡面自然就是股權、結構非常清晰的現代股權制度，政府自然就不是一家獨大。

還有引領新常態，特別是這個 PPP 一定會迫使中國的法制化，沒有一個高標準的法制化，休想民營企業可以長期和政府合作創新。

這些看法匯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新聞來源／華爾街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