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倫周刊》：耶魯走向亞洲與新加坡聯合辦學

導讀：《巴倫周刊》最新一期封面文章稱，耶魯大學希望通過與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合辦學培養亞洲新一代領導人，但能否成功要多年后看畢業生的表現才能下結論。

耶魯大學做了其它常青藤聯盟大學未曾做過的事情，即在大洋彼岸的新加坡照自己的樣子辦一所新大學。

一年半以前，耶魯大學與聲譽卓著的新加坡國立大學(NUS)聯合創辦的耶魯-新大學院迎來第一批大學生。新大學以培養亞洲新一代政商兩界領導人為己任。還有哪個大學比耶魯大學更適合承擔這個任務呢！美國最近的三位總統老布什、柯林頓、小布什出自耶魯大學，最高法院現任大法官三位是耶魯校友，傑出商界領袖有貝萊德的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Liberty Media的馬隆(John Malone)，和百事可樂的盧英德(Indra Nooyi)。

耶魯大學校長沙洛韋(Peter Salovey)：“我們的想法是耶魯-NUS應能培養社會各領域的領導人。新加坡實驗是否成功應從多年后畢業生的成功與否來衡量。他們走向最好、最專業的崗位了嗎？雇主覺得他們有口才、有創造力、有團隊精神嘛。衡量標準還有很多。我自己對此很樂觀。”

迄今為止各種跡象都還不錯。距新加坡金融區六英裏的耶魯-新大學院現代化大學校園即將竣工。

去年秋季大學第二批新生開始入學，下一學年的申請者如潮水般湧來。本學年該學院共招收了177名學生，耶魯大學則招收1360名。

在地球的另一邊打造一個新耶魯無疑是一個大膽舉措，而且由此引起部分問題。一流的常青藤聯盟大學教育能出口嗎？通過調整常青藤聯盟大學課程，耶魯大學能向學生提供比本部更好的教育嗎？

懷疑者不少，不過我們與之交談的教育專家至少有一位對兩個問題都作了肯定回答。他是Minerva Project 的CEO尼爾森(Ben Nelson)，這家風險投資公司與加州克萊蒙特學院聯盟進行了倍受推崇的通識教育課程調整工作。耶魯-新大強調研討，要求所有學生在頭兩年學習差不多相同的核心課程，包括哲學、政治思想、文學、人文科學和現代社會思潮，尼爾森對此尤為欣賞。

“耶魯-新大的課程毫無疑問優於耶魯大學，”尼爾森。“至少在耶魯-新大他們會堅定地，我們真的認為你得掌握這些知識才配做本校畢業生。”

另一個新舉措是保證學生有夏季實習機會。等待招聘實習生的公司有法國安盛、畢馬威會計事務所、媒體機構GroupM和星展銀行。“很多公司都有意招聘我們的學生實習，我們的學生供不應求，”劉易斯(Pericles Lewis)。三年前劉易斯放下英語比較文學教授教職擔任耶魯-新大首任校長。

與新加坡聯合辦學的實驗對耶魯大學來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將決定該校將如何有效擴大其國際影響力，以及一所314年曆史的名校能否走在教育革新的前列。這對亞洲也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政治經濟力量增強的亞洲需要很多偉大領導人，他們最好具有通識教育的長處，熟悉文學哲學作品和歷史，了解各種文化的思想方式。

亞洲對通識教育的需求無疑很旺盛。過去十年很多美國大學來自亞洲的申請學生已經人滿為患，但住宿條件所限只能接受那麼多外國留學生。這也是紐約大學在上海和迪拜創辦姊妹學校的原因之一。

中國學生家長特別希望孩子接受美國精英大學通識教育。耶魯大學現有598名本科留學生，其中58名來自中國。其實耶魯大學通過雅禮協會與中國有長期的關係。雅禮協會是傳教士、時代雜誌老編輯和耶魯校友魯斯(Henry Luce)在1901年與他人共同創立，已在中國開展了多個教育項目。

聯合辦學是2009年1月達沃斯論壇上耶魯大學時任校長萊文(Richard Levin)與新大校長陳祝全在一次酒會上萌生的念頭。當時新大已經與多家西方大學展開了合作，比如與杜克大學合辦醫學院，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辦音樂學院。陳校長希望擴展通識教育，以便更好地培養學生的批判思想，增強他們評估問題和找到解決辦法的能力——這樣的思維習慣可以通過學習史詩傳統中的英雄人物角色而養成。

這種通識教育傳統標志著亞洲大學注重考試和死記硬背典型培養方式的改變。新加坡的教育是英國模式，學生在高中后過早分專業，過早決定是否從事比如法律或醫學等職業。

當耶魯-新大開始招生時，新加坡教育部長王宏達預計該校將對新加坡高校生“普遍和有利的影響”。他向學生及其家長指出，批判性思維、分析和深思熟慮等通識教育特徵是必要和寶貴的；該校有希望改變我們現在這個以學生回答固定問題而全球知名的教育體制，使之培養開始問正確問題找到複雜問題解決方案的學生。

劉易斯向一家印度媒體表示，“耶魯-新大將向新加坡人和其他亞洲人提供通常需要到美國或英國才能接受的教育，我們將與西方最優秀的大學分庭抗禮。”

耶魯-新大計划到2017年秋之前共招收1000名學生，包括今年入學的學生目前已有332名。 耶魯大學從一開始便提供了很多教育支持，76名教師有六名來自耶魯。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新大提供土地和承擔所有成本，包括建築、運營、人員工資和學生補助。大約兩千名專家學者申請耶魯-新大教職。

對於耶魯-新大學生來，每年31600美元的學費與食宿費比耶魯大學將近六萬美元的費用少很多。新加坡學生的費用更低，一年只需18500美元。目前大約60%的學生是新加坡人，大一學生可到紐黑文的耶魯大學游學三周。

耶魯-新大的學習經歷將與耶魯大學大不相同。第一學期成績不記錄在案，而耶魯大學不是這樣。雖然在美國的耶魯大學學生從兩千多門課程中選課，但頭兩年几乎所有學生都選擇思想深邃的課程，包括亞裏士多德對壘孔子、修昔底德對壘孫子的典籍讀項目。史詩傳統倒不認為多重要。學生讀了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后再去讀《伊利亞特》。

耶魯-新大要求學生學習科學調查和量化推理。每門課程一周有一次講座和兩次研討會。學校只設理學系、社會科學系和人文科學系三個系。每個專業都是跨學科的專業，課程是兩校教師通過一年的討論才確定下來。

耶魯-新大學生經過兩年學習后便可在14門專業中選擇一門，而耶魯大學本部則設83個專業。每一門專業共計十幾門課程可供選擇。學生可在畢業前選擇專修法律——這個需要再學習一年，但畢業后可以在新加坡執業——環境科學或到耶魯大學讀碩士研究生。畢業生由新加坡國立大學發放耶魯-新大畢業證。

名為“Week 7”的校外實習活動是耶魯-新大課程的另一重要不同之處，這是通常到遙遠地區與教授和同學進行為期一周的研究活動，比如到希臘調查名勝古跡，到泰國調查生物多樣性等。

對一些專家來，這些課程顯得不夠分量。一位退休文學教授在網站查看課程內容后發現沒有自己的領域。耶魯-新大與耶魯大學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前者為通識教育大學，教師以教學為主；耶魯大學則是一所研究型大學，很多教授是各自領域最傑出的科學家和學者。作為一首偉大的研究機構，耶魯大學的明星教授可能沒有太多時間和學生到校外實習。

“耶魯大學很多東西新加坡都沒有，那裏沒有布魯姆、沒有拜內克古籍善本圖書館，也沒有耶魯大學藝術館，”耶魯大學一位本科生如是，“老實大部分時間我都不記得有這所學校。”

不過，並沒有多少跡象顯示耶魯-新大的學生所受教育打了折扣。教室較小但讓師生更親密，教師願意在課后多待幾個小時回答學生問題。師生似乎都深感身負望，決定不辜負大家的期待。

對耶魯大學教師和多校友來，耶魯-新大的最大問題是新加坡的政治狀況。新加坡實際是由人民行動黨控制下的一黨制國家，擁有限制公民權利與言論出版自由的廣泛權力。新加坡都有正式的體文化，認為男同性戀是犯罪。新加坡人基本上預設政治限制，因為這個一黨制國家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很多人懷疑，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一首自由的大學是否能夠生存發展。

耶魯大學教師簽署聯名信要求大學尊重、保護和促進非歧視原則，支持校園內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耶魯大學非洲-美國研究教授、法國人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在《高等教育年鑒》發表文章，指出耶魯-新大是一所“怪耶魯”。他認為兩所大學將共同培養出新一代順從的、不敢持異議的管理者，與最新的全球公司董事會和達沃斯的茶話會十分相宜。按照新加坡法律，學生不得在校園組建政治團體或進行政治抗議，但可在學校討論有爭議的問題。

新加坡政府保障該校享有學術自由，已建立常務委員會予以保障實施。耶魯-新大有的教員是同性戀。學生在課堂討論新加坡將同性戀歸罪的法律，以及孔子對此有何看法。

“在大學層次實現通識教育的唯一途徑是確保課堂自由討論，各方表示在耶魯-新大就是這樣，對此我深感欣慰，”劉易斯。

來自弗吉尼亞州的耶魯大學大二學生蘇曼(Maggie Schumann)，“反對耶魯-新大的很多法都是基於耶魯大學不應該承認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道德評判，但作為一家教育機構，耶魯大學的首要任務是育人，而不是承認政治合法性。”

舒曼所言甚是，但也很難耶魯大學教員和校友的不平無助於耶魯強化學術自由必要性的信念，也許還可加強耶魯大學在與新加坡政府談判保障學術自由時的手段。筆者1983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對母校有深厚的感情，但對於在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壓制人民的國家創辦一所新大學十分擔心。

在最好的情況下，耶魯大學在新加坡的影響可促進該國政府放鬆對言論、出版自由的限制，保障同性戀和其它少數群體的平等權利。這似乎不是一蹴而就的，但看起來耶魯大學已經影響了新加坡對學術自由的立場——至少是在耶魯-新大校園內。

也許接觸學校的學生才是對耶魯-新大下判斷的一個最好辦法。他們大膽活潑、學習氛圍親密，通過共同課程及自己的開拓性經歷走到一起。不用多久，更多美國大學將希望到亞洲建立，對此不要吃驚。(檸楠/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