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嚴謹：美古關系正常化的前景及影響

作者分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實習員

內容提要

經過18個月秘密談判，2014年12月美古宣布開啟關係正常化進程。隨后雙方互動頻繁，基本完成關係正常化所需的必要步驟。從長遠來看，美古關係緩和順應歷史潮流，符合民意轉變和兩國各自利益，關係正常化難以逆轉。然而，由於有利快速正常化的美國領導人和決策團隊因素正在消減、兩國深層次分歧難以解決、雙方缺乏互信等阻礙，美古兩國關係正常化或將從快速推進轉入小步前行。與此同時，美古關係的不斷發展將在兩國、地區以及全球層面造成深遠影響。

自2014年12月美古兩國領導人宣布開啟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古關係似乎駛入了“快車道”，雙方動作頻繁，冰釋前嫌。2015年4月，奧巴馬與勞爾在美洲峰會上實現歷史性會晤;5月底，美國宣布將古巴從“支恐名單”中移除;其間，雙方密集舉行三輪恢復正式外交關係高級別談判，重啟人權對話;美國派遣多個國會和經貿團組訪問古巴。7月20日，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赴美出席古巴駐美國大使館重開升旗儀式，美古恢復正式外交關係。8月14日，美國國務卿克里出席美國駐古巴大使館重開升旗儀式。美古關係正常化全面啟動。那么，決定美古關係能夠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美古關係走向正常化的道路還存在什么障礙?美古關係正常化又會造成何種影響?本文擬對這些問題作初步探討和分析，以助於更好地理解美古兩國關係的未來走向和影響。

一、美古關係緩和的動因

美古關係緩和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兩國利益，回應民眾期待，倘若美古兩國間不爆發重大危機，雙方關係正常化進程可以說動力十足，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在美國方面，首先，美古關係緩和並非心血來潮，美國歷屆總統都曾經嘗試與古巴緩和關係，這一歷史慣性將推動下一屆美國政府審慎處理對古關係。2014年12月，奧巴馬在宣布美古開啟關係正常化的演講中表示，要改變過去美國對古巴失敗的僵化政策。[1]實際上，自艾森豪威爾總統以來，美國總統對古巴並非都采取單純的高壓或隔離政策，而是考慮如何能夠緩和雙邊關係，或與古巴政府領導人、代表有過不同形式的接觸。肯尼迪總統曾經要求助手思考如何對古巴采取更靈活的政策。福特執政時期，基辛格指派助手直接與卡斯特羅打交道。卡特總統則簽署了總統行政指令，要求通過“直接和秘密對話”實現“與古巴關係正常化”。[2]在此期間，美古兩國對話的主題既包括直接涉及雙方利益的具體話題，如移民和禁毒等，也包括涉及兩國全面關係的話題。[3]這些對話有的催生了正式或非正式協議，有的卻無疾而終，沒有任何成果。未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美國政府都不會無視這一基本歷史趨勢，即便偶有反復，美古兩國關係整體上也將呈現進一步發展的態勢。

其次，美國能從兩國關係正常化中獲取經濟和政治等利益。隨著美古關係緩和，美國從個人到企業都能享受更多便利。美國人將能夠前往古巴旅遊並在當地使用信用卡，美國銀行能夠在古巴金融機構開設賬戶，美國企業向當地出口也會變得更容易。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國家，其部分港口和基礎設施較為完備，為美國公司進軍古巴市場提供了可能性。實際上，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制裁同樣讓美國蒙受巨大損失。一方面，據美國商會估計，經濟制裁導致美國每年銷售和出口損失12億美元，而據“古巴政策基金會”計算，經濟制裁每年對美國經濟造成36億美元的巨大損失。[4]另一方面，經濟制裁使美國民眾無法及時獲得古巴在藥物上的突破產品，比如治療視網膜色素變性的藥物、新研發的肺癌疫苗等。[5]因此，取消制裁后美國能從中獲益，而關係緩和將為解除制裁鋪路。除經濟利益外，美國還有政治利益的考量。奧巴馬顯然沒有放棄在古巴“促民主、推人權”的努力，只不過希望改變過去一國單干、孤立古巴的方法，轉而采取更為靈活務實的方式，以接觸求變化。換句話說，奧巴馬改變了以往政府的對古政策目標，不期望在短期內靠一己之力促成古巴政權更迭。正如他在2014年12月17日演講中所說：“我們會直接把分歧擺在臺面，繼續處理與古巴民主和人權相關的問題。但是我相信，接觸可以更好地支援古巴人民，推廣我們的價值觀。”[6]而且美古關係緩和后，英國、挪威、法國和荷蘭等歐洲國家紛紛表現出欲與古巴發展關係的意愿，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推動古巴各方面改革的輔助力量。

再次，美國國內民意轉向不容忽視。在美國民眾中，古巴裔美國人對美古關係態度的變化起了最重要的促進作用。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后，古巴人出現了移居美國的浪潮，主要集中在佛羅里達州、新澤西州、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等。這些移民最初基本上都是反對古巴革命或持不同政見者，普遍存在抵制古巴政府的政治傾向，堅決反對美國與古巴接觸，主張強化對古巴的孤立和封鎖。然而，隨著第二代和第三代古巴移民的逐漸成長，他們與第一代古巴移民的保守思想不再一致，主張以對話談判的方式推動古巴政權變化，支援美古關係緩和。這種思潮近幾年快速升溫，甚至影響了部分第一代古巴移民。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從1991年開始就對古巴裔美國人進行民調，當時87%的古巴裔美國人支援對古巴封鎖。冷戰結束后，古巴實際上對美國並不構成安全威脅，美國沒有調整對古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客為贏取選票不得不考慮民意。[7]但2008年奧巴馬上臺后，民意風向轉變，反對美國封鎖古巴的人數首次過半。佛羅里達國際大學2014年夏進行的民調顯示，68%的古巴裔美國人支援美古恢復關係，年輕一代的支援率更高，達到90%。[8] 從整體美國民眾來看，大部分人都對美古恢復外交關係持積極態度，並支援美國取消對古巴的經濟封鎖。據美國蓋洛普公司2015年2月的民調顯示，約59%的美國民眾支援美古恢復外交關係。[9]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15年5月25日~6月17日的民調顯示，約67%的美國民眾支援結束對古巴經濟封鎖，而且大部分人認為美古緩和將實現“雙贏”。[10]

最後，古巴不再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嚴重威脅。冷戰時期，古巴與美國矛盾眾多，衝突根源十分復雜。在一定程度上，古巴的確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了威脅。從經濟利益來看，古巴曾經是美國重要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美國的資產階級在古巴擁有巨大的經濟利潤。1959年，美國資本控制著古巴國民經濟的命脈——制糖業和大量的土地。古巴革命勝利以后，卡斯特羅政府頒布《土地改革法》，將美國資本控制的所有土地和企業收歸國有，這極大地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從意識形態來看，面對奉行社會主義制度、積極輸出革命的古巴，美國一直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冷戰時期的美國政府無法容忍“共產主義”在自己的后院做大做強。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古巴地理位置重要，與蘇聯的盟友關係使其極大地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從全球戰略和冷戰角度來看待美古關係，視古巴為“國家利益的挑戰者”也不難理解。然而，時過境遷，冷戰已成為歷史，蘇聯也不復存在，當下的古巴對內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推動經濟發展模式更新，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著力推進與拉美域內國家關係，擴大地區影響，雖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巴西等拉美左翼國家關係熱絡，但既未輸出革命，也未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更未聯合他國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尤其是在重大國際事件上，古巴從不挑戰他國核心利益或國際社會的原則和秩序，在國際上的認可度與日俱增。如2013年7月，巴拿馬扣押從古巴駛出的朝鮮“清川江”號貨船，懷疑該船走私武器裝備。事情曝光后，古巴立即表示愿意積極配合聯合國調查。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7月26日舉行的古巴革命爆發62周年紀念活動上，古巴領導人雖然宣示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但一反慣例地未發表任何“反美”言論。[11]

在古巴方面，一是迫切需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古巴欲打破美國的孤立封鎖，為自己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並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后，美國對古巴持續打壓，圖謀顛覆卡斯特羅政權。美國在政治上扶植古巴國內外反動勢力，進行顛覆破壞活動，屢次策劃刺殺菲德爾·卡斯特羅;在軍事上不斷威脅挑釁，策動臭名昭著的“豬灣登陸”;在經濟上出臺多部法案，強化使用治外法權對古巴進行經濟封鎖和金融制裁;在外交上聯合盟友孤立古巴，將古巴擋在世界銀行、美洲國家組織等國際和地區性組織外。美國的打壓導致古巴雖然擁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和優越的自然資源，但一直未能發揮這種天然優勢，反而面臨經濟低迷和民生困難。2014年9月，古巴副外長阿韋拉多·莫雷諾公開抨擊美國制裁政策，指責這給古巴造成高達1168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12] 堪稱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最殘酷的封鎖紀錄。古巴外長布魯諾·羅德里格斯在聯合國大會上也多次表態，認為美國的制裁政策是導致古巴經濟發展停滯、外交空間緊縮以及民生凋敝的罪魁禍首，是制約古巴發展的最大外部因素。[13] 為此，古巴政府長期保持緩和對美關係的外交意愿，領導層也不止一次地拋出和解橄欖枝。2006年7月，菲德爾·卡斯特羅因腸胃出血接受手術后，代兄執政的勞爾·卡斯特羅表示，愿意就美古兩國之間的長期分歧在平等條件下進行對話。正式就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后，勞爾·卡斯特羅又反復表達上述愿望。2013年11月，奧巴馬提出“與古巴接觸新思維”后，勞爾·卡斯特羅隨即作出積極回應，表示“在相互尊重和維護國家主權原則下，愿意與美國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進行對話”。2014年10月18日，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在《格拉瑪報》發表題為《是該負起責任的時候了》的署名文章，表示“很樂意與美國醫療工作者合作抗擊埃博拉疫情”，釋放出緩和與美國關係的強烈善意。[14] 應該說，古巴高層寄希望通過緩和與美國關係，改善國家內政和外交局面，這是古巴方面推動兩國關係緩和的最根本動力。

二是為了推動古巴國內改革。古巴經濟改革步入“深水區”，迫切需要資金、技術和能源援助。勞爾·卡斯特羅自2006年代兄主政后，深刻意識到古巴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亟需調整，坦言“要么改變，要么沉沒”。2011年，古共“六大”全面確立“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更新”的改革路線，推出覆蓋12個領域的313項政策。2011~2014年，古巴改革由淺入深，由易到難，打出國有企業改制、取消配給制、匯率及貨幣並軌等系列組合拳，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批準200多種個體行業，放寬對個體工商戶的限制，給經濟發展注入了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據古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截至2013年6月，古巴個體從業者已達43.6萬人，預計到2016年非公經濟比重將超過40%。[15]但總體來看，古巴改革多數舉措只是小步走，且部分改革措施的推進困難重重，如國企改革“進一步退兩步”、貨幣並軌難以落地。古巴確立“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更新”路線4年來，改革紅利未顯，改革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尚未完全體現。2014年古巴經濟增長率僅為1.3%，遠低於2.2%的政府預期，經濟形勢低迷。[16]

長期的經濟低迷使古巴高層意識到改革缺乏內生動力，亟需外界支援。古巴外貿外資部部長羅德里戈·馬爾米耶卡坦承，要實現國家經濟增長7%和外資增長20%的目標，每年至少需要吸引20億~25億美元外資。[17] 近年來，為了爭取更多的外界支援，古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內積極完善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努力提供法律保障。2013年11月，古巴政府宣布在馬里埃爾港設立首個經濟特區。2014年3月，古巴全國人大特別會議通過新《外國投資法》，以法律形式承諾為外資提供保護，並給予諸多稅收優惠條件。對外，一方面“深耕”拉美，熱絡與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等域內國家的關係，力圖將良好的雙邊關係轉化為實在的經濟利益。巴西向古巴提供大量低息貸款和投資用於馬里埃爾港經濟特區建設，墨西哥一次性免除古巴70%的債務，委內瑞拉則幾乎免費向古巴出口原油。另一方面，積極密切與俄羅斯、中國和越南等傳統友好國家的關係，獲得大量資金、技術和能源援助，俄羅斯甚至免除了古巴在蘇聯時期所欠90%的債務，數額高達300億美元。[18]

然而，古巴最大貿易伙伴委內瑞拉和重要經濟伙伴俄羅斯自顧不暇，每況愈下，對古巴的支援力度頗為有限。根據委內瑞拉央行發布的數據顯示，其經濟連續負增長，全年通脹率高達64%，預計委內瑞拉2015年全年通脹將達到100%，經濟將衰退7%，陷入嚴重經濟困局，支援古巴有心無力。[19] 而俄羅斯則因烏克蘭危機遭到西方國家制裁，近5年來首次出現經濟同比下滑。俄羅斯央行悲觀預測，2015年俄羅斯經濟將衰退3.2%，受嚴峻的經濟形勢影響，俄羅斯對古巴的援助力度將大不如前。[20]同時，古巴其他拉美伙伴的經濟形勢也不甚樂觀，如巴西央行預測2015年經濟將衰退1.97%，通脹率將升至9.32%，難以擺脫“負增長，高通脹”的泥潭，恐將陷入25年來最大的經濟衰退之中。[21]歷史上，古巴經歷過因蘇聯解體而經濟大幅衰退，古共高層深知外界援助對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在域內國家經濟整體低迷、域外國家遠水難解近渴的大背景下，美國作為資本大國和技術強國，與古巴一衣帶水，歷史淵源深厚，或將成為古巴未來可依賴的重要資本輸入國和貿易伙伴，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可以說“箭在弦上”。

二、美古關係正常化的制約因素

美古近期不斷互動的原因在於雙方都清楚，這兩年是美古關係緩和的關鍵機遇期，甚至是黃金機遇期，不容錯過。然而，盡管美古關係正常化的大趨勢長期來看不可逆轉，但隨著系列“規定動作”一一落實，由於部分有利因素消失、根本性矛盾短期內難以解決、互信尚不到位等，短期內兩國關係發展從先前的“快車道”駛入“慢車道”，有可能在美國下任總統執政后出現缺乏重大新進展或暫時停滯的局面。多種因素或將塑造這一趨勢。

第一，利於快速正常化的美國領導人和決策團隊因素正在消減。美國下任總統懸而未決，美古關係正常化前景不確定性增強。奧巴馬此前一直積極倡導美古關係緩和，在參選總統時就已表明改善美古關係的意愿。2007年8月21日，奧巴馬在《邁阿密先驅報》發表署名評論文章《我們的主要目標：古巴的自由》，明確表示“如果古巴能夠開始民主化，美國已準備好開啟與古巴關係正常化，放松維持50年的禁運制裁”，並指出雙邊對話是促進古巴自由的最佳方式。[22]奧巴馬上臺后延續其原有思路，采取了一系列柔性措施，如簽署法案放寬古巴裔美國人赴古巴探親限制，為更多的商業人士前往古巴奠定基礎。2012年4月，奧巴馬出席古巴缺席的美洲峰會時隔空喊話，表示美國欲與古巴重新開始。此后，美古兩國進行了18個月的秘密談判，終於在2014年年底宣布開啟關係正常化，並在2015年的美洲峰會實現兩國最高領導人歷史性會晤。2015年7月，美古兩國重開大使館，標志著奧巴馬利用行政權力基本實現了美古關係緩和的愿望，達到了留下“外交遺產”的政治目的。后期不排除奧巴馬訪問古巴、兩國簽署共同聲明或聯合執法、醫療合作等協議，美古關係發展或將迎來又一高潮，但進一步推動兩國關係實質性進展的難度增大，動力減弱。

奧巴馬決策“小圈子”特征有利於美古關係在其任內破冰。一是核心決策團隊代際特點鮮明。奧巴馬及其核心決策團隊成員如蘇珊·賴斯、丹尼斯·麥克多諾、本·羅茲、馬克·利珀特等人大多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之后，認為自己代表了越戰后的新一代，而且在冷戰結束后才正式進入職場。[23]二是“小圈子”成員多數來自競選團隊。奧巴馬競選之初，蘇珊·賴斯、丹尼斯·麥克多諾、本·羅茲等人已在其身邊形成核心外交政策團隊。奧巴馬上任初期便將這些人安排在重要崗位，通過他們制定外交政策，與相關部門打交道。上述兩點特征導致奧巴馬對外決策相對較為務實，追求實效，意識形態色彩較為淡薄，更容易采取一些有別於傳統外交的手法。同時，團隊成員“忠心耿耿”協助總統實現其競選承諾和目標，與所謂“敵人”或“敵對國家”緩和關係，糾正小布什政府對“9·11”事件的過激反應等。而此次奧巴馬派遣主持美古緩和談判的重要官員之一便是“小圈子”成員本·羅茲。但是，美國總統選舉塵埃落定后，外交團隊將面臨過渡“交棒”問題，下任美國總統外交團隊短期內保持奧巴馬對古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困難較大。

下屆美國政府對古政策積極性或將弱於奧巴馬政府。當前美國已進入總統大選周期，目前尚不能判斷“花落誰家”。然而，共和黨幾位競選人對美古緩和都持反對態度。如杰布·布什不僅反對奧巴馬無視“古巴人權和自由現狀”而采取的緩和措施，認為美國並未從談判中獲得好處，還揚言當選總統后關閉美國駐古巴大使館。[24]盡管選舉期間為了爭奪選票、擴大影響力，競選人普遍在外交政策表態上夸張造勢，但執政后會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因此，倘若共和黨在2017年執政，其對古政策很有可能比奧巴馬政府更加強硬。相比而言，杰布·布什或許仍能守住美古關係的“底線”，而一旦古巴裔背景的盧比奧上臺，美古關係則很有可能陷入停滯甚至出現短期倒退。反觀民主黨，競選人希拉里多次表態支援奧巴馬對古關係緩和，並且在競選期間明確呼吁國會取消對古巴制裁。[25]實際上，希拉里對古巴態度經歷了較大轉變。在2000年、2008年就古巴問題發表看法時，她認為美國不應改變對古巴政策，也尚未做好解除對古巴制裁的準備。[26]但在擔任國務卿職務時，她已經轉變對古巴政策的看法，並在任期快結束時建議奧巴馬重新審視對古巴制裁這一政策。[27]由此可見，希拉里競選期間支援奧巴馬對古政策的言論並非只是為了爭取選票而做出的戰術性調整，而是多少反映了其內心對古政策的真實變化。希拉里上任后很可能接過美古關係正常化的接力棒，但由於“突破性成績”已被奧巴馬取得，剩下的解除制裁、歸還關塔那摩、商談制裁賠償等問題均費時費力，又難以解決，加之希拉里更為關注美國亞太戰略，其對發展美古關係的熱情和重視程度均不及奧巴馬。

第二，美國國會以共和黨為主的反對力量成為美古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阻力。一方面，國會短期內難以取消對古制裁。在美國，政策轉向帶來的益處必須遠遠大於弊端才能得到足夠的政治支援。總體而言，美國的政治體制結構對變革較為不利，反對者擁有諸多“否決點”，可以扼殺不喜歡的新提議。如在國會，政府任何一項新政策都可能會面臨激烈的“阻擊戰”。在取消對古巴制裁這一核心問題上，國會短期內將成為巨大障礙。目前，美國仍然保留對古巴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總統行政指令、國會通過的制裁法案、聯邦法規等。其中最難解除的是涉及制裁古巴的法案，包括1917年的《對敵貿易法》、1992年的《古巴民主法案》(又稱《托里切利法》)、1996年的《反恐怖主義和有效死刑法》、《古巴自由民主團結法》(又稱《赫爾姆斯—伯頓法》)和2000年的《貿易制裁改革及強化出口法》。[28]如《赫爾姆斯—伯頓法》規定，如果古巴不能實現“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並向民主國家轉型”，經濟封鎖將難以解除。

對此，古巴方面長期呼吁美國解除對其經濟封鎖，雙方宣布重開大使館后，古巴外長也明確表示，如果美國仍然對古巴實施全面的經濟、商業和金融封鎖，古美關係就無法正常化。[29]對於奧巴馬來說，由於廢除制裁法案需要國會通過，在當前共和黨主導國會、眾多共和黨議員反對解除制裁的情況下，奧巴馬在其任內全面解除封鎖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下任總統執政后，國會短期內形成取消制裁多數意見的可能性也不大，國會仍將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制裁更有利於美國利益，因而支援保留強硬手段迫使古巴“實現民主自由”。不過，奧巴馬已經加足馬力通過行政權力在貿易、投資、旅遊、電信和醫藥等行業不斷加強美古聯系。2015年1月16日，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出臺規定，進一步鼓勵特定情況下的赴古巴旅遊、放寬特定對象的匯款限制、有條件地允許海外古巴人向國內匯款以及放寬其他涉及電信、金融服務業、貿易和運輸的規定。[30]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帶動了旅遊中介和類似“空中食宿”等網絡短租房屋服務商的火爆，還有利於國會內部逐漸形成取消對古巴制裁的政治動力。2015年2月，明尼蘇達州參議員柯洛布查發起《自由出口法案》，要求取消美國人在古巴做生意的法律障礙，得到了兩黨議員的支援。然而，國會中反對力量仍占多數，全面解除對古巴制裁需較長時間。

另一方面，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來看，美國國會可能會在大使館資金和大使任命問題上制造麻煩，阻礙兩國關係正常化快速推進。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參議院不太可能通過奧巴馬對美國駐古巴大使的提名。[31]共和黨參議員、總統競選人泰德·克魯茲、林賽·格雷厄姆等也都放言，將在國會全力阻止批準對美國駐古巴大使館的資金投入，同時也將在參議院舉行的聽證會上反對總統就美國駐古巴大使的任何提名，除非奧巴馬政府能夠讓古巴解除對美國外交官在其國內的限制，並確保更多的政治自由。[32]雖然美國官員表示外交官在古巴旅行已比之前更加自由和靈活，但古巴針對外交人員的限制在短期內難以全部解除。

第三，古美雙方互信缺位，戒備感尚存。早在2014年12月17日，奧巴馬總統宣布開啟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時就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孤立古巴的政策是失敗的，沒有達到目的”。[33]聲明從側面表明，美國調整對古政策並非出於冠冕堂皇的緣由，而是寄希望於通過方式的改變實現美國所謂的“目標”。2015年1月，美國負責西半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伯塔·雅各布森首度訪問古巴，“百忙之中”會見多名古巴異見人士，以表示支援古巴民主進程。2015年6月17日，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通過《2016財年金融服務法案》，其中特別加入了針對古巴的條款，提到要增大對古巴民主援助和自由廣播電臺項目的資金支援。[34]奧巴馬也曾公開表示解除對古巴封鎖的廣度和速度將與古巴的“政治開放”程度相掛鉤，力壓古巴在輿論管理、異見人士和公民社會上“更加開放”。8月14日，克里訪問古巴期間公然鼓吹“美式民主”，抨擊古巴人權狀況，呼吁古巴加速“政治改革進程”，招致古方強烈反彈，引發兩國外長在新聞發布會上“互相揭短，自說自話”的緊張場面。此外，美國學者也建言奧巴馬政府實施“巧制裁” 政策，認為“一刀切”的制裁不僅打擊面廣且效率低下，呼吁政府區別對待古巴政府和普通民眾，在放松民間交流限制的同時，持續對古巴政府施加政治壓力，以實現古巴民主化的最終目的。[35]美國政府、國會和智庫的一系列言行表明，美國在對古巴關係中雖積極主動拋出“橄欖枝”，但無論如何調整政策、改變規則，其輸出美式民主、顛覆古巴政權，最終促使古巴“變色”的“終極目標”並未改變。

面對古美關係緩和的新局面，古巴也清醒地認識到，古美關係“回暖”並不意味著美國自動放棄對古巴的政治滲透。實際上，古巴對美國慣用的“表面接觸，暗地遏制”的套路心知肚明，古巴政府和古巴全體民眾對美國的防范和接觸絲毫沒有減少，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抵御美國“和平演變”的決心也絲毫沒有動搖。2014年12月20日，美古關係正常化伊始，勞爾在八屆全國人大四次全會閉幕式上指出，“古巴絕對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呼吁美國“承認差異，文明共處”，放棄改造古巴的念頭。[36]他還告誡天性樂觀的古巴民眾“正常化進程復雜，徹底擺脫制裁尚需漫長斗爭”。2015年1月，古巴老革命家菲德爾·卡斯特羅致信《格拉瑪報》，直言“雖支援兩國和談，但從不信任美國”。[37]美古三輪談判期間，古巴以美方停止資助在古巴“民主推廣計劃”、終止反古巴廣播電視宣傳為復交先決條件，同時頂住壓力堅持否決“美國外交人員在古巴自由通行權”，防止美國借機滲透古巴社會、勾連異見人士、顛覆古巴政府。2015年6月30日，美古兩國復交前夕勞爾致信奧巴馬時再次警示美方，重申“緩和對美關係基於聯合國憲章和維也納公約，前提是兩國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38]不難看出，古巴對美國的戒備感和美國對古巴的“小心思、小伎倆”貫穿於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全程，看似你來我往、精彩恢復邦交的背后卻是兩國互信缺位，猜忌尚存。因此，美古兩國間互信的重建非一朝一夕之功，兩個意識形態敵對的國家要在短時間內完全實現關係正常化可能性不大。古巴方面顯然懷抱足夠的誠意和迫切的心意，但是美國方面再三為關係正常化進程設置障礙，不切實際地心懷“接觸式改造古巴”乃至借機策動“顏色革命”的想法，也就不難理解古方為何難以放松戒備、徹底信任美國。

第四，盡管美國國內民意出現轉向，但是古巴裔移民“反卡斯特羅”勢力仍然不可低估。古巴裔移民僅占美國人口的0.5﹪，但相比其他拉美裔族群，這一群體融入美國社會程度高、經濟實力強、教育水平拔尖，最重要的是其參政意識極為強烈。長期以來，古巴裔移民積極參選聯邦政府官員和議員，試圖主導邁阿密地區政局，積極從事反對古共政權和卡斯特羅兄弟的活動。近年來，古巴裔移民對美國的對古政策態度雖有所轉變，但占據古巴裔社區話語權和領導力的主要政治人物和團體仍持敵視態度。一方面，現有的多個古巴裔美國移民政治團體推翻古共政權的態度並未改變。其中以古巴裔美國人全國基金會(古美基金會)最為著名，該基金會影響力巨大，歷史上曾力促美國國會通過《古巴民主法》、《赫爾姆斯—伯頓法》，從而構成了目前美國對古巴制裁的主要法律依據。美古開啟關係正常化進程以來，古美基金會呼吁奧巴馬在推行溫和政策的同時，施壓古共推行民主的和平轉型。另一方面，以泰德·克魯茲、羅伯特·梅嫩德斯、羅斯·雷提南、馬里奧·迪亞茲·巴拉特、阿爾比奧·賽瑞斯、喬伊·加西亞等7名前任和現任古巴裔參議員和眾議員為代表的、年齡在40~60歲之間的古巴裔移民第二代受父輩影響頗深，極力反對美國調整對古政策。目前，他們雖未成立正式的核心小組，但關係密切，已初步形成“反母國聯盟”。2014年12月18日，羅斯·雷提南、盧比奧、巴拉特在佛羅里達州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炮轟奧巴馬的古巴政策。身為總統競選人的盧比奧更是屢次表達強烈不滿之情，指責奧巴馬是他所見過的最糟糕談判者，並在《紐約時報》撰寫評論大肆批判奧巴馬的對古政策，指責美古關係緩和是奧巴馬與古巴政府的“浮士德式”交易，只有古巴執政者會從中受益，古巴人民將一無所獲。[39]總體而言，古巴裔移民對待母國的態度雖有力推動了奧巴馬政府調整對古政策，但未來美古關係正常化進程仍面臨或多或少的阻礙。

三、美古關係正常化的地區影響

美古關係從來不是簡單的雙邊議題，而是牽動整個美洲地緣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美古兩國逐漸走近，將對未來的兩國發展、美拉關係乃至拉美地區左翼反美思潮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美國重塑拉美戰略，或將主導美洲一體化進程，進一步完善全球戰略版面。在美國的國際戰略安排中，拉丁美洲一直被視為美國的“后院”，而隨著20世紀90年代拉美經濟的崛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拉美的聯合自強意識逐漸萌發，反美大潮逐漸席卷整個地區。其具體表現為政治上極力抵制美國干涉，主張自主解決本國內政，在全球議題上不再一味地附和、順從美國的倡議，而是采取符合本國和本地區利益的政策主張，其中古巴問題更是美拉雙方最激烈的交鋒點。美國企圖孤立古巴於西半球的戰略在20世紀70年代就遭到拉美國家的反對,尤其是美洲國家組織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制裁。[40]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國務卿克里宣告終結“門羅主義”后，拉美在美國整體外交版面中進一步呈邊緣化趨勢。“棱鏡門事件”的爆發導致美巴關係一度降至“冰點”，原本趨冷的美拉關係產生巨大裂痕，雙方漸行漸遠。同時，盡管先前拉美各國抗議美國對古政策，但大多限於外交辭令，並不敢因為古巴問題而傷及與美國的實質關係。奧巴馬上臺后情況有所不同，拉美左翼進一步發展，在古巴問題上向奧巴馬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美古關係的適時解凍清除了長期橫亙在雙方之間的“絆腳石”，美國不僅有力改善了自身形象，搶占了道德制高點，還向拉美各國發出了修好的清晰信號。隨著默許古巴參加美洲國家組織峰會，[41]巴西總統羅塞夫成功訪美，美國重拾拉美的戰略意圖表露無疑，雖然距離重返“后院”尚需時日，但美拉關係已經迎來重大戰略機遇期。未來美國極有可能以美古交好為契機，以美巴關係為突破口，加大對拉美的經濟投入和外交重視，重奪美洲一體化主導權。此外，隨著中俄關係不斷發展，中國在亞太積極推動地區制度建設，中國與非洲、拉美等開展全方位外交，美國戰略憂慮加深。美古關係正常化將有利於美國鞏固地緣依托並完善全球戰略版面，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亞太“再平衡”戰略。

美古政治和經濟聯系密切，古巴經濟有望強勢復興。隨著美國放松對古巴經濟制裁，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美古兩國的政治、經濟、貿易和旅遊等多領域合作將全面鋪開。美古重開大使館，開展高層交流互訪，將有利於兩國政府加深了解、消除誤解，在移民、反恐、反毒、環保和打擊人口販賣等具體領域迎來戰略機遇期。[42]美國放寬赴古巴旅行限制后，據美國多家旅遊公司預測，美籍遊客數量有望年內實現翻番，[43]為古巴旅遊業帶來可觀收入，其外匯儲備也有望實現大幅增長。而早在2007年，時任古巴旅遊部副部長的奧斯卡·岡薩雷斯就曾預測，美國取消赴古旅行禁令后，第一年就將有100萬美國人赴古旅遊度假。[44]解除建筑材料、農業設備和通信設備的出口限制，在給美國企業帶來商機的同時，也將促進古巴建筑、農業和資訊業的長足發展。大幅提高古巴裔僑民僑匯上限，有助於改善古巴民眾生活水平，提高其消費能力。允許美國金融機構在古巴境內開立賬戶、授權使用美國信用卡和借記卡，將實現兩國金融系統的互聯互通，改善古巴的投資經營環境。奧巴馬摘掉古巴“支援恐怖主義國家”的“帽子”，將使古巴徹底免遭金融制裁，重新融入拉美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學者加利·克萊德·霍夫鮑爾預計，美古關係正常化每年將為兩國帶來約200億美元的潛在貿易額，為古巴吸引500萬~1000萬美元外國直接投資。[45]可以預見，隨著美古關係的改善，兩國政經貿易必將緊密聯系，古巴作為加勒比地區大國或將強勢復興。值得欣喜的是，伴隨著美古關係的改善和國內改革政策的不斷落實，古巴經濟企穩向好的態勢基本確定。古巴經濟與計劃部部長馬里諾·穆里略在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指出，古巴2015年上半年經濟創紀錄地實現4.7%的增長。[46] 古巴旅遊部也宣布，上半年古巴接待外國遊客人數同比增長16%，外匯收入大幅提高。[47] 截至2015年7月26日，訪古美國遊客數量達88996人，同比大幅增長54%。[48]美古關係正常化對古巴經濟的積極作用已初步顯現。

古巴反美色彩淡化，拉美反美浪潮式微。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是拉美反美“急先鋒”，也是一代又一代拉美左翼政治家的政治導師，古巴作為“左派燈塔”，更是反美“領頭羊”，美古和解意味著古巴對美政策或將日趨務實。墨西哥、巴西、中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區對美國經濟依附程度較高，有可能進一步密切與美國的經貿聯系。南美部分激進左翼國家，由於油價下跌和國內經濟衰退等問題，極有可能出於“經濟賬”的考量，放低反美調門。尤其是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等國與美國並無利益衝突，僅因左翼政府執政而反美心切，這些國家面對美古交好局面，極有可能向美國靠近。其中，玻利維亞緊隨古巴腳步，已率先與美國展開接觸。2015年8月11日，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在接見美國駐玻利維亞使館代辦彼得·布倫南時表示，玻利維亞愿意恢復與美國的良好關係，並重建兩國高層次的外交關係。美國與委內瑞拉關係雖一波三折，但雙方也已展開“秘密對話”，試圖緩解緊張局面。[49]總體來看，美拉關係整體上與美古關係呈“正相關”，互動前行。

四、結 語

對於中國來說，美古關係正常化不應以“零和思維”去判定，中古關係的發展更不會因為美古關係緩和而遭到打擊。一方面，美古兩國關係緩和符合中國利益。中國是古巴最大的市場和商品供應國之一，根據歐盟委員會的報告，2013年中國是古巴第三大貿易伙伴，占古巴總貿易額的12.7%，僅次於委內瑞拉和歐盟。[50]美古關係緩和后必將改善古巴貿易和投資環境，中國企業將擁有更多與古巴打交道的機遇和條件。另一方面，古巴仍然需要吸引中國投資來推動本國經濟多元化。古巴自推行“經濟模式更新”以來，外資缺口巨大。美古開啟關係正常化進程以來，除美國以外的西方國家不甘落后，紛紛“搶灘”古巴，從古巴改革的紅利中分一杯羹。不到半年時間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法國總統奧朗德、西班牙國務秘書加西亞·雷加斯、荷蘭外交大臣弗蘭斯·蒂默曼斯等西方多國政要和官員率經貿代表團組接連訪問古巴，其目的除緊隨美國步伐加強發展雙邊關係外，更欲為本國企業“鋪路搭橋”，以期搶占古巴市場。美國的奈飛、萬事達和萬豪集團，西班牙的伊比利亞航空公司和梅里亞酒店集團，法國的道達爾石油公司、法航公司和達飛海運集團等均已表態，一旦時機成熟將大舉進入古巴市場。然而，面對西方資本蜂擁而至的局面，古巴政府在欣喜之余仍牢記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貿結構單一化和過度依賴蘇聯的惡果。在古巴近期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古巴經濟“大管家”、經濟與計劃部部長、“古共六大綱要落實委員會”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馬里諾·穆里略提出吸引外資多元化政策，呼吁避免過於依賴西方投資。2014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古巴時，勞爾也多次表態期望中國擴大對古巴投資，助力本國經濟發展。2015年7月，古巴外貿外資部部長馬爾米耶卡、經濟計劃部副部長莫拉萊斯、通信部副部長佩爾多莫等高官訪華推介馬里埃爾經濟特區，更是再次凸顯對中國投資的期望。（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