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之有物〉「我的初心很簡單：台灣要怎麼活下去？」專訪吳玉山院士
研之有物 2020-09-05 12:10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學？
「台灣政治這麼亂，你覺得要怎麼辦？」素樸直接的提問，卻可能讓多數政治研究者啞口無言。「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院士吳玉山，他認為部分原因來自台灣政治學的史觀斷層、方法窄化，威權時代成為研究議題「新禁區」，研究者也遠離了社會關切的價值論述。他綜觀台灣政治研究發展，強調除了量化方法，人文關懷與訓練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
對過去啞口無言，便無從理解今日
「我的初心很簡單：台灣要怎麼活下去？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也是我從沒忘記的研究熱情！」
中研院吳玉山院士長年關注兩岸與國際關係理論，也專研台灣憲政體制，探討世界各國與台灣的半總統制如何運作；另一研究領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然而，他投入最深的是「中小國家面對霸權的國際戰略」議題，因為「國家如何存活」始終是縈繞他心頭的憂重關懷。
台灣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夾在中、美兩強之間，又位處戰略斷層帶，為了深入瞭解台灣的發展軌跡、思考對外關係，政治學研究不應只關注台灣的「現在式」，更需要了解過去，才能透徹地思考下一步！
然而吳玉山觀察，民主化之前受限於威權壓力，研究者就算冒險踩紅線，仍存在跨越不了的學術禁區；民主化後，主流學術圈轉向晚近的選舉實證調查。1949－1990 威權年代因而弔詭地成為共同的空白區，他形容為「台灣政治研究的斷代」。他也分析，過去的台灣相似於今日的中國大陸，都高舉「不要碰政治，全力拚經濟」，史觀斷層將讓我們錯失透過自身的經驗背景，洞察中國政體的基礎。
政治研究常觸碰到當局的敏感神經，經歷民主化，台灣的政治學有什麼改變？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國內政治」曾經是政治學發展最落後的領域！
民主化把政治學分割成了兩個時代。解嚴以前，台灣處在威權政體下，「國內政治」是敏感的禁區，畢竟研究國內政治能研究誰？兩蔣嗎？凡是和台灣政治相關的內容，都是當局禁忌，學者得承受踩在紅線上的風險。
例如，已故中研院院士胡佛從美國學成歸國，1961 年在台大政治系任教，引進了國外的新政治學方法，並大膽挑戰禁忌，是國內訪調經驗研究的鼻祖。他與其他學者研究監察院的體制，出版《中華民國監察院研究》，但這本書不只遭禁查，研究者也被懲處！
「搞政治太危險」、「做什麼都好，就是別碰政治」，在威權時代的氛圍下，政治學甚至不被視作為學術，執政者滿腹猜疑，民眾受訪也充滿恐懼，多數政治學者只能轉向研究國際關係、公共行政、政治哲學。
但台灣民主化之後，一切逆轉。大家開始一窩蜂投入國內議題，大量分析選舉結果、選民意向、政黨變化。
可以說，民主化前本土研究付之闕如，民主化以後，原本最落後的領域轉眼變成顯學。
民主化前後的這種巨大差異，讓台灣的政治研究出現什麼問題？
美國每隔一段時間，會將國內政治學的發展整理成冊。民國百年時，台灣政治學界也曾經想仿效製作百年專題，卻發現無法進展，因為 1990 年之前與之後呈現巨大斷層。對於 1949－1990 年這段威權時空環境，我們的政治研究竟然是空白而陌生。
這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方法、政治與認同。
在「方法論」，傳統政治學很重視與人文、法律、歷史的關聯，關心制度、思想理論，許多學者也會研究古代的政治現象，討論君王或朝代的政治思想。 90 年代以後，實證調查、量化統計與模型運算成為主流，越來越趨近經濟學模式。大體來看，政治學方法幾乎從「思想理論」轉向「統計大數據」，以前寫文字，現在寫出來的是方程式。另外，新的研究方法需要實證數據，而 1990 年之前的數據難以蒐集，方法因而限制了議題，使我們無法去研究過去。
「政治」則影響了議題設定。解嚴之前很難跨越紅線，學者只好避開台灣政治，進行中國大陸或國際政治的研究，研究台灣得承受被「請去談話」的壓力，少有人碰，留下的資料便少；但民主化後，當代的本土研究呈現飛躍性發展。在此種情況下，過去威權時代的台灣政治恰巧成為研究空區。
民主化也同時影響了「認同」轉變。「中國傾向」是過去的政治學特性，研究者會強調中國歷史傳統與政治思想的影響，對於台灣的本土事務缺乏興趣。現在的政治學全面翻轉成「台灣取向」，偏重 90 年代後的實證調查，草根、在地、本土化，對於台灣政治與中國大陸的歷史關連、威權體制等政治傳統和社會影響，缺乏興趣及理解。
於是，我們的政治學切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民主化為分界，90 年代之前與之後的研究方法、議題設定、關懷取向天差地遠。威權時代的台灣政治，研究者不去觸碰，等於是形成了新「禁區」！
政治學研究的「史觀斷層」，是否會影響對當前政治現象的理解詮釋？
政治學研究和社會的互動、影響是雙向的，能夠溯源政治學的過往，才可能從中去探究：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環境，產生相應的政治學？當時的政治學研究，又對社會帶來何種影響？
政治學本身的發展，其實是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一部份。
當我們陷入「自我斷代」，只關注當下、眼前的議題，對於 1949－1990 年台灣的政治發展究竟有哪些歷程？政治思想如何演變？體制如何運作？自然就無從理解，難以談論。但是這些研究非常重要：過去的時空環境，正是當今多數政治人物的養成背景；今日的社會分歧與政黨對立，就是過去政治經驗的鮮活反映。歷史正活在當下！
民主化以前，「台灣政治」是研究禁忌。民主化帶來本土化，國內政治成為顯學，但「威權台灣」反而形成新禁區。
方法限制、資料欠缺、對談論威權歷史的排斥，讓學界對民主化之前的歷程缺乏興趣，台灣政治發展彷彿只從民主化後才開始。
結果是，對制度、文化、人物與事件之間難以建構跨時的深層理解，大家對當前政治現象的論述，自然變得淺窄單薄，沒有歷史的縱深。
政治研究的自我斷代化，是否也會影響兩岸研究？
想要理解今日的中國，過去的台灣是最好的研究對象。
好比《人民日報》與《中央日報》、共青團與救國團的參照，過去國民黨、今日共產黨的各種統治手法有高度相似性，這與兩黨早期和蘇聯共產黨的淵源有關。政治上都由一黨控制，經濟傾向市場化，朝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媒體、政治新聞受到高度監控，但戲劇綜藝、明星娛樂、社會新聞則大放異彩，如同台灣的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時代，警總同樣嚴密審查報紙與出版品。
一般威權體制很難如此盤根錯節，黨的力量化成細胞全面滲透。最好的參照便是台灣──把威權時代的台灣經驗乘上十倍、百倍，就能看見今天的中國！
尤其，「威權比較研究」是目前的國際主流顯學，過去台灣是很好的研究對象，這也正是我們的優勢！西方學者不容易跨越語言、文化隔閡，我們則有充分經驗背景，但這需要對過往有足夠厚實的認識。
可惜的是，我們的中國專家只懂對岸，不懂台灣；台灣專家只懂現在，不懂過去。
該如何克服政治學的這種斷層困境？
多一些人提出倡議！也需要從研究經費、預算的掌握者，例如科技部開始推動說服，鼓勵更多相關學者投入。
另一方面，學科必須「跨領域整合」，政治研究與文化、社會史、經濟史更緊密結合，才能讓越來越數字化而乾枯的政治學，擴展出歷史縱深的視野，深入解釋政治現象。
人文的訓練與關懷，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我們的研究議題經常是：近期幾次選舉、對中國的印象、本身認同的變化，很少關注到 1990 年以前，這讓台灣政治學的根柢越來越淺薄，無法跨時貫通。同時，在方法論單一、高度往量化傾斜之下，研究者可能不自覺地遠離了難以套用這類方法的重要議題，也很難深刻理解與歷史密接、而對當代影響重大的相關議題，例如對岸的「一帶一路」政策倡議。
理解過去，才可能思考未來。唯有帶著歷史的縱深，清楚自己如何走到現在這一步，我們才能踩在足夠的基礎上思索未來。
對於年輕的政治學研究工作者，有什麼建議？
踏入學術領域，研究者首先必須達到體制的要求，包括量化、統計、資料科學的能力鍛鍊，這是基本門檻，台灣學者都有不錯的基礎。
因此重點是：什麼是真正觸動你的「研究興趣」？
每個研究者心中必定有一簇火苗，因為這個火苗，讓你選擇踏上研究這條路。但這一路上，我們碰上各式各樣要求、任務、阻礙，很可能在不知不覺間，火種已經悄然熄滅。
很多人升等前，心中火苗仍很旺盛；但越是努力升等，被期刊、論文、點數要求追著跑，拚命達成各種評鑑分數，火苗就越燒越弱。
當有一天你終於擁有自由，可以按照興趣發展研究，卻發現你已經忘掉了自己的火種，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啊。
不滿足分數的要求，就無法在學術上存活；可是一旦想的只有分數，最終也會失去自我。所以越往前進，更要善於培養自己的火苗，盡可能把體制規範、興趣熱情結合，妥善協調「必須要做的事」與「燃起興趣的初心」。
我投入國際關係研究的初心很簡單：「我們的國家要怎麼能活得下去？」，這就是一路走來我不曾忘記的研究熱情。作為政治研究者，價值選擇、現實關懷也應該都要在我們的那份初心中！
研究是一條辛苦的路，但初心夠強，多苦都會變成樂。所以，千萬記得看顧你的火種，好好守著、養著，別讓它熄滅了。
＊＊面對台灣的國際困境，處身在霸權夾縫之間如同惡水行舟，該如何尋找國家存活之道？請見吳玉山院士研究專訪：「我們與戰爭的距離有多遠？霸權間的小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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