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流經濟學犯了古典經濟學和需求決定論錯誤

中國主流經濟學犯了古典經濟學和需求決定論錯誤

《財經》(博客,微博)雜志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成員徐諾金撰文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學界所面臨的問題與凱恩斯80年前（即1935年）寫作《通論》所處時代所存在的問題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今日的世界經濟也是處於次貸危機以來的艱難復甦之中，中國經濟也正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和通貨緊縮風險上升的危險。面對這種國內外的現實困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不僅犯上了凱恩斯所批判過的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錯誤，對現狀提不出正確的解釋和有效的對策，而且又犯上了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決定論錯誤。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凱恩斯曾經說過，危險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經濟學家思想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許多實踐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說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經濟學家的奴仆。哈耶克也說，如果從長遠考慮，我們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那么，從短期著眼，我們就是我們所創造的觀念的俘虜，我們只有及時認識到這種危險，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實踐的影響非常大，其許多觀點和理論正在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宏觀經濟政策和現實經濟的真實走勢。中國宏觀經濟這些年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與中國主流經濟學的這些觀點和理論錯誤直接相關。不對這些錯誤的理論和觀點進行反思和批判，我們的許多問題就難以得到真正解決。

當前中國經濟學界所面臨的問題與凱恩斯80年前（即1935年）寫作《通論》所處時代所存在的問題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今日的世界經濟也是處於次貸危機以來的艱難復甦之中，中國經濟也正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和通貨緊縮風險上升的危險。面對這種國內外的現實困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不僅犯上了凱恩斯所批判過的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錯誤，對現狀提不出正確的解釋和有效的對策，而且又犯上了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決定論錯誤。

歸納起來，有三點非常值得重視：

一是我們今天所接受的主流經濟學理論與凱恩斯所處的時代所接受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一樣，也是存在著對一些經濟問題的重大偏差和錯誤認識，而這些偏差和錯誤認識是如此普遍地被接受、被傳播，以致很少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和真理性；

二是面對現實中所存在的經濟問題，主流經濟學不僅提不出有效的應對之策，相反在這種主流經濟學的錯誤理論和觀念的影響下現實經濟情況不是在向好，而是在向壞；

三是凱恩斯主義在對古典經濟學“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教條進行革命的同時，也犯上了“需求自動創造供給”的新錯誤。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不僅犯了凱恩斯所批判的古典經濟學的錯誤，而且犯上了凱恩斯主義新的綜合征。

主流經濟學十大謬誤

當前在中國經濟學界普遍得到認可和流行，並正在影響和危害中國經濟的錯誤理論和認識，突出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一是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現象看成是中國問題，而不是中國優勢，一直主張提高消費，降低儲蓄，控制投資，放慢增長。

二是混淆潛在增長與現實增長，沒有注意投資與消費在兩種不同增長中的不同作用。錯誤地認為消費可以促進增長，主張用消費取代投資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沒有看到在長期的潛在增長中，消費根本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只有投資既是短期需求又是長期供給，是聯系現實增長與潛在增長，真正決定一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正變量。

三是沒有深入國情和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階段性特征揭示中國高儲蓄的真正來源。沒有發現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與中國人口結構的獨特性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的歷史巧合才形成了中國獨有的高儲蓄現象。

四是基於對中國高儲蓄形成原因和投資高低判斷標準的錯誤認識形成了中國獨有的投資恐高症、投資厭惡症，普遍反對中國的高投資。

五是沒有看到基於高投資而來的高增長，對一個經濟尚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來說，是求之不得的有利條件，伴隨高增長而來的結構問題、污染問題、能耗問題、環境問題，解決的正確之道在於進一步深化改革，讓市場在結構調節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不應是否定高投資、否定高增長的必要與好處。

六是由於對中國高儲蓄與高投資形成的原因及相互關係的錯誤認識，因而無法解釋中國高額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的真正來源和本質，理論界充斥著諸如貿易順差源於國內產能過剩、進口太少出口太多，源於出口定價太低，工資太少，土地環保成本沒有覆蓋等似是而非的認識，因而采取了很多提工資提成本擠壓企業出口的措施，致使沿海地區出口企業優勢大傷，紛紛外遷。沒有看到如果不從投資與儲蓄的平衡關係入手去解決高儲蓄下必須進行高投資這個根本問題，高額貿易順差、巨額外匯儲備等問題是難以真正解決的。

七是面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一方面存在著大量儲蓄剩余和巨額外匯儲備不知如何應對，另一方面存在著大量的資金和投資建設需求難以滿足、國內利率長期高於國際市場水平、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經濟學家們只是簡單地歸因於金融，沒有看到形成這種怪象的根源在於我們的經濟學理論出了問題，正是由於對投資缺乏正確的認識，對投資存有偏見，因而抑制投資。經濟下行，進口上不來，順差自然而來，儲備自然增加，金融體系，尤其是中央銀行在被迫應對流動性過剩沖擊與保增長保穩定之間堅難前行，承擔宏觀經濟失衡的壓力。

八是把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投入的基礎設施排除在實體經濟之外，實體經濟就只剩下制造業、農業、服務業。同時，主流經濟學家又普遍認為中國的制造業過剩，如此一來，我們所提倡的希望金融支援實體經濟就只能把巨額的國內金融資源投入農業、服務業及他們所說的新興產業、高新科技等吸納資金能力有限的風險高、產業脆弱、不確定性大的領域。事實上，房地產業是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四大基本需求“住”的問題的重要產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投入的又是與“行”等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領域，不把“住”與“行”看作實體經濟，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所謂實體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思想中與證券股票等金融相對應的虛擬經濟而言，是應該包括創造物質財富的房地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要金融支援實體經濟，是為防止金融等虛擬性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行業自我循環、自我膨脹、自我繁榮。

九是判斷一個產業是否過剩，唯一的主體應該是市場主體，解決市場過剩問題的機制應該是市場機制。但當前主流經濟學家，一方面在提倡市場化改革，主張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說中國這個產業過剩，那個產業不足，主張推進結構調節，加快解決產能過剩等主張。

姑且不論這類判斷是否準確（其實大多數判斷都不準確，甚至錯誤，辟如對中國的汽車產業、鋼鐵產業，從20年前就在喊過剩，其間這些行業產能增加幾十倍，今後仍有增長空間，但仍被認為過剩），就是從市場運行的內在邏輯和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講，所謂結構優化和產能過剩問題應是一個交給市場解決的問題。經濟學的唯一任務是提示市場結構調節的基本原理，找出市場調節失靈的根源及提出有關政策主張，而不應主張由政府來進行結構調節和行政手段解決產能是否過剩的問題。

十是忽視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和發展中存在緊迫問題及差異性，忙於在總量超越的喜悅中去總結經驗、推廣模式，認為中國的發展可以放慢點了，數量和速度沒有過去重要了。如果我們回到城鄉差別、東中西差別、總量與人均的差異、城鎮化、農民工、老齡化等現實問題中來，其實發展的緊迫性一點也不能放松，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一個也沒有減少。按人均水平、城鎮化水平、環境質量等來比較，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發展差距還相差很大，我們的經濟既面臨著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發展中陷阱危險，還面臨著中國獨有的極度老齡化陷阱沖擊，我們保持清醒頭腦，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仍像過去一樣重要。

古典經濟學的錯誤

凱恩斯之所以寫作《通論》，就是因為當時流行的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當時的經濟蕭條社會失業現象，古典經濟學所謂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經濟會自動走向平衡的機制出現了問題。凱恩斯認為，必須重新思考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建立一套能真正解釋現實經濟問題的經濟理論。因此，凱恩斯把《通論》的第一章定名為“正名”，即開門見山就把自己所要建立的理論與古典經濟學區分開來。

凱恩斯所指的古典經濟學是指當時非常流行的李嘉圖及其前后的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凱恩斯認為經典學派的一大命題“供給會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問題，他否認“產量與就業量無論在何種水準，總需求價格總是等於總供給價格，個人之儲蓄行為，必然引起平行的投資行為，一個人財富之凈增量之和，恰等於社會財富之凈增量”的古典命題，認為這個命題的錯誤在於混淆了決定消費和儲蓄與決定投資的動機。

凱恩斯通過引入有效需求、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貨幣利率理論，分析了消費、儲蓄與投資的決定因素，最後得出由於邊際消費傾向和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的存在與作用，使社會的總所得與總產出之間會產生影響充分就業實現的收支缺口，社會更多的時候會處於未充分就業的狀況，相對充分就業而言，受這種規律作用的經濟才是我們現實中的常態。

他說，“就業量增加時，總真實所得也增加。但社會心理往往如斯：總真實所得增加時，總消費量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之大。故若整個就業增量，都用在滿足消費需求之增加量上，則雇主們將蒙受損失。故欲維持某特定就業量，則當前投資量必須足以吸收在該就業量之下，總產量超過社會消費量之部分。”

在這里，凱恩斯看到了由於消費下降、儲蓄增加，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去彌補社會總供求因儲蓄增加而形成的缺口的重要性。凱恩斯認為，只有當投資量等於儲蓄量時，充分就業才能實現，否則經濟就會處於非充分就業狀態。由此，假設社會之消費傾向不變，則就業量之均衡水準決定於當前投資量；所謂均衡水準者，即在該水準時，雇主們既不欲擴張，亦不欲縮小其雇用人數。”在凱恩斯看來，由於投資受到資本邊際效率和利率的影響，投資量往往不足以全部吸收儲蓄量，社會總是由於投資不足而處於就業不足的常態。

凱恩斯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總供求的缺口會由於消費遞減而擴大，沒有充分有效的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機制，社會失業就會擴大。

凱恩斯理論之所以對古典經濟學構成了革命，就是因為他比古典經濟學家更接近現實地看到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的消費傾向、儲蓄傾向、投資傾向會發生規律性的變化，這種變化朝著一個不可逆轉的方向構成了經濟的常態現象，即沒有投資去補上這個有效需求的缺口，經濟會出現永久性失衡，會永遠達不到充分就業，會產生內生性的收縮。因此，對現代社會而言，必須通過有效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借助政府力量去加大投資，彌補這個缺口，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狀況。

凱恩斯發現了這個真理，並先后被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應用於實踐，使危機后的經濟重新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可惜的是，凱恩斯所批判的古典經濟學的錯誤在中國當前的主流經濟學界仍普遍存在，而凱恩斯理論的真理成分卻被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所拋棄。他們把中國由於消費下降儲蓄增加的規律性變化而形成的國民所得與國民支出之間的缺口歸因於投資對消費的抑制，歸因於文化習慣，歸因於分配結構，主張提高消費，抑制投資。

沒有像凱恩斯一樣，看到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的消費儲蓄行為會發生規律性變化，沒有看到中國由於改革開放的成功和中國獨有的人口紅利的雙重作用會加快中國邊際消費傾向的規律性下降，相對的邊際儲蓄率和社會總儲蓄水平會趨於上升，這使中國出現了一個高儲蓄的現象，這個現象就像凱恩斯所分析的國民所得與國民支出的缺口一樣，需要將其充分有效地轉化為投資才能使國民經濟實現良性循環。他們沒有看到，中國的高儲蓄現象無法指望提高消費去降低，因為消費已經受到了邊際消費遞減規律和中國特有的人口結構所形成的人口紅利剛性制約。

我們的主流經濟學沒有深入到中國的國情和現實，去應用凱恩斯的理論來解釋說明中國的高儲蓄高投資現象，提出具有中國特定國情的主流理論，而只是簡單地把中國的情況與不同國家進行橫向的對比，由此得出中國消費大大低於他國，儲蓄投資大大高於他國，因而主張降低儲蓄、擴大消費、抑制投資，使我們的消費儲蓄與投資符合所謂的“國際標準結構”。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犯了兩個方面的錯誤：一是沒從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出發去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脫離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經濟學的發展一定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凱恩斯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也是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很多成果，而不是簡單否定和拋棄；二是沒有注意把理論應用於實踐一定要結合國情，對中國消費儲蓄的研究要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結合國情研究，離開國情，很多問題就會遠離現實。

凱恩斯綜合征

凱恩斯在批判古典經濟學取得成功的同時，自己也犯了“需求會自動創造供給”的錯誤。凱恩斯的理論重點是要揭示和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出現失衡問題，是要解釋和解決生產要素和生產能力為什么得不到充分利用，為什么資本主義經濟會出現經常性的資源閑置和失業，沒有也不需要去研究發現長期內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問題，其中隱含著的假定就是有了需求就會自動產生供給。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則不僅犯了凱恩斯所批判過的古典經濟學的錯誤，沒有看到由於邊際消費遞減和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可能造成的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失敗而引發的非充分就業與經濟的不景氣，而且犯上了與凱恩斯一樣的錯誤，即忽視長期增長與短期增長的區別，沒有明確的區分消費與投資在長短期這兩種不同意義上的增長中的作用，因而認為刺激消費可以拉動經濟增長。

凱恩斯理論的重大意義在於推翻了古典經濟學中“供給會自動創造自己的需求”所謂薩伊定律，解決了為什么古典經濟學犯上這種錯誤，對供給並不總是自動創造需求的問題提出了自己完整的理論解釋，但又犯上了“需求能自動創造供給”的教條。按照凱恩斯的理論，供給與需求之間由於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性陷阱三大規律的作用而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缺口，只要利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彌補上這個缺口經濟就會實現供求的良性循環，進入充分就業狀態。

這就是說只要增加有效需求，需求就會自動產生供給，形成一種新的我稱之為“需求會自動創造自己的供給”的所謂凱恩斯定律，至於什么才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即決定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則被凱恩斯忽視了。凱恩斯正是因為犯了這個錯誤，所以凱恩斯主義的最終應用結果是“滯脹”。即運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一段時間后，經濟增長不但上不去，通貨膨脹卻隨之而來。西方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滯脹危機就是凱恩斯主義應用的結果。這個結果也正好反過來證明了凱恩斯理論的局限性。

凱恩斯之所以出現這種“失誤”，一是因為凱恩斯是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理論的，而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已經解決了勞動和土地創造財富這個財富源泉的根本問題，凱恩斯對這個理論沒有自己的異議；二是凱恩斯所處時代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生產要素失業，潛在生產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問題，如何把這些生產要素充分利用起來，使現實增長盡可能逼近潛在增長，使潛在生產要素都得到充分就業才是凱恩斯當時所面臨的緊迫問題，至於生產要素到底從何而來，潛在生產能力到底由什么決定，對凱恩斯來說並不重要。

凱恩斯的名言是：長期內我們都死了。凱恩斯這句名言恰好說明他關心的只是短期經濟如何平衡，經濟如何實現充分就業的問題，即實質上是經濟周期如何調節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問題。嚴格意義上來說，盡管凱恩斯是想針對古典經濟學的只重分配不重生產的不足而建立起自己的生產理論，實際上凱恩斯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並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生產理論，而只是建立了一個宏觀經濟靜態的短期均衡理論。

凱恩斯革命以來發展到現在的經濟增長理論已經彌補了凱恩斯理論的不足，已從不同的角度建立起了包括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經濟增長理論等在內的不同經濟增長理論，揭示了一國經濟增長的快慢關鍵取決於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制度等真實變量。

在所有這些真實變量中，資本變量是最關鍵最活躍的變量，其他變量都是漸進性的相對穩定的變量。資本從何而來？資本源自儲蓄。在所有其他變量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快慢取決於投資率的高低，而投資率的高低又取決於儲蓄率的高低和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

對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儲蓄其實是非常寶貴的發展資源，是推動人類社會真正前進的動力，我們可以把這種意義上的儲蓄作用，稱之為“儲蓄促進論”。但凱恩斯理論卻沒有發現這一點，他發現的是這種儲蓄如果沒有得到有效利用會產生什么后果，會如何影響就業和如何導致蕭條的。我們不妨把凱恩斯對儲蓄作用的這種認識稱之為“儲蓄促退論”。因此，如何把凱恩斯理論對“儲蓄的促退論”與經濟增長理論中“儲蓄的促進論”協調統一起來，應該成為經濟學理論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其實兩種理論並不矛盾。我們應該把增長理解為兩種意義上的增長，一種是潛在增長，一種是現實增長。所謂潛在增長是指社會潛在生產能力的提高，是經濟增長理論所揭示的由勞動、資本、土地、技術、制度等關鍵生產要素所決定的一個社會最大限度發揮各生產要素作用所能生產出的財富量。現實增長是指一定時期內在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下，把潛在生產能力轉化為實際生產水平的程度，即在一定時期內潛在生產能力變成實際財富的水平。

凱恩斯的促退論講的是短期，是講現實的增長是如何位於潛在增長之下運行的，是一種宏觀需求管理理論。經濟增長理論講的是長期，是講潛在增長是由什么決定，是一種經濟發展理論。要把這兩種理論結合起來，我們就要看到消費與投資在兩種增長中的不同作用，其中，消費和投資合成起來形成的有效需求對短期增長存在影響，有效需求的大小決定現實增長的快慢，但在長期增長中，消費是增長的負變量，因為消費多了，儲蓄就少了，儲蓄少了，投資就會下降，投資則既是短期的促進變量，更是長期的促進變量，因為它在短期形成需求，長期形成供給，既使現實增長逼近潛在增長，又使長期的潛在生產能力得到提高。

所以長期來說，真正決定經濟增長的變量是投資。只有通過投資把短期的生產要素充分利用起來形成長期的潛在生產能力的進一步提高，才能把短期的靜態的經濟均衡與長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動態增長結合起來，這樣既避免了古典經濟學的錯誤，又避免了凱恩斯主義的錯誤，使經濟既避免因危機而衰退，也可避免因刺激而滯脹，真正把經濟帶入健康可持續的良性軌道。因此，凱恩斯所說的“長期內我們都死了”的觀點是錯誤的，只要人類社會生生不滅，短期平衡與長期增長就一定要通過投資而聯接起來，真正使人類社會步入可持續的良性循環。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中並不缺乏反對凱恩斯理論的，他們注意到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能導致滯脹，尤其對凱恩斯的投資刺激政策更是反感。他們也像凱恩斯一樣看到了影響現實增長的有效需求不足，也主張通過增加有效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但與凱恩斯不同的是，他們把中國有效需求的不足歸因於消費不足，歸因於投資擠了消費，因此，他們主張增加有效需求中的消費需求，反對增加投資需求，主張抑制投資需求。

要真正把中國的經濟引入健康發展的軌道，除了大力推進改革發展外，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面對中國現實中的問題和可能面臨的困難，只有勇氣和信心不夠，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論也不夠。要有正確的理論和對策，就必須在消化吸收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去發展和建立自己的理論，真正形成植根中國能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國經濟學。

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認識，筆者提出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是中國難得的獨特優勢，中國的高儲蓄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和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人口紅利，是難得的歷史機遇，應該倍加珍惜和利用的中國優勢理論。筆者認為中國還有10年－15年的機會視窗期，能否抓住這個機會視窗期利用好中國優勢，跨越發展中陷阱和應對中國獨特的老齡化陷阱沖擊，這是決定中國前途與命運，決定中國夢能否實現的大問題。

為此，中國必須加快經濟金融體制改革，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通過改革完善制度，最大限度釋放和形成新的制度紅利。要利用中國現有的高儲蓄優勢，大力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找人口的結構和質量要紅利，形成中國新的人口紅利。只有用新的制度紅利和新的人口紅利所構成的新的中國優勢，我們才能完成中國百年復興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