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平庸下全球經濟的三大困境

所謂的“新平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2014年10月的一場演講中提出的，主要是指由於投資不足，以及低信心、低增長、低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經濟惡性循環，從而使得經濟增長持續低於長期平均值，而且就業疲弱不振。

拉加德把這種現象稱為新平庸是因為當前的新平庸現象與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長期停滯有些相似，當前世界各國不得不為擺脫這種新平庸而出臺各種政策，但除美國之外，其效果都不佳。

一般來說，目前所說的新平庸主要起因於2008年的美國金融海嘯。在美國金融海嘯之后，全球經濟增長基本上是步履蹣跚。

金融海嘯前的2003年至2007年全球平均經濟增長率為5%左右，但是在金融海嘯之后的2008年至2014年全球平均經濟增長率下降到3%左右，尤其是發達國家其經濟增長率更是下降到只有1%。

造成新平庸的原因很多，但是最為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各國競相推出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競相進行信貸過度擴張。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金融海嘯之后，各國政府為了救經濟，基本上都采取了信用過度擴張的政策，向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把正常的市場利率推低到極端的水平，比如零利率及負利率。

本來把金融市場的利率推低，是希望藉此來降低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鼓勵企業利用低成本的資金增加投資，從而創造市場的就業機會。

然而除美國之外，信用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並沒有讓這些國家經濟走出困境，反之不少國家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更大，陷入了新平庸的困境。

而這種新平庸的困境在各國的經濟生活中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以來，全球總債務增幅竟然比金融海嘯前7年（即2000年至2007年）全球經濟欣欣向榮的時期增長更快。

比如，在金融海嘯之后，全球22個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均出現爆炸性的增長，債務增幅一般達到gdp的50%以上；而中國的債務從2007年以來更是爆炸式的增長達3倍以上，及新興國家是這股債務快速上升的主體。

而各國的債務快速上漲，大量的流動性從銀行體系中流出，並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以各種方式推高各種的資產價格。

比如美國的股市標準普爾指數從2009年的666點上漲到目前有2100多點，道瓊斯指數由6000點上漲到目前18000點，上漲幅度都達3倍以上。

歐洲、日本等國的情況也是如此。最近中國的股市也步上這些國家股市飚升的后塵。同時，不少國家的房價全面上漲。

比如中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房價在這個期間都出現快速飚升的情況。尤其是中國，在此期間，一些城市的房價飚升達10倍以上。

而房價快速飚升，不僅使得從銀行體系流出的資金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而且也由於住房在統計中為投資品而無論納入消費價格指數，從而造成了不少國家通貨緊縮的假象。

可以說，這種以信貸過度擴張來讓負債水平高企，無論是政府持有債務還是企業及個人持有債務，都會拖累經濟增長並增加金融危機之風險，進而可能導致經濟陷入嚴重衰退與危機。

也就是說，如果經濟繁榮是建立在信用過度擴張的基礎上，當這種信用過度的增長超過了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臨界點時，那么債務的利率負擔就會把收入增長吃掉，企業及個人償還能力就會出現問題，就算央行把利率降到到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型的“去杠桿化”就會發生或金融危機就會爆發。

也就是說，如果用一個泡沫來掩蓋另一個泡沫，那么一場新的金融危機也不可避免。

二是新平庸現象造成了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全面下降。從相關的資料來看，台灣、日本、韓國、美國和德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1991年時分別是51.6%、52.3%、46.1%、55.9%、53.7%，至2013年時分別是44.7%、51.9%、43.4%、52.8%、49.6%。

也就是說，在金融海嘯之后，這個期間的科技行業的能者通吃及信貸過度擴張全面推高資產價格，從而使勞動者的薪資報酬增長停滯及占gdp的比重全面下降。

其中日本可能因為經濟長期低迷而使得勞動報酬份額下降的幅度有限，但美國及德國都下降了3-4個百分點。韓國及台灣下降的幅度更大達6個百分點。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

而勞動者的薪酬增長停滯及占gdp比重下降，不僅意味著勞動者的實質性的薪酬水平增長有限或停滯，也意味著絕大多數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而使得實際消費力不足。這應該是當前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是金融海嘯之后社會財富分配更是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比如美國在這個期間，美國貧富差距達到空前的程度。

美國加州大學薩伊教授的研究指出，2012年全美頂尖1%高收入組別的收入激增19.6%，而其他99%的收入只是增幅為1%。

因此，1%的高收入組別占2012年全美居民收入總值高達19.3%，所占比例之高，為1928年以來之最。

如果把資本投資收益計算在內，此一頂尖高收入組別占全美收入比例由2009年的18.1%增加到了2012年的22.5%。

也就是說，過去5年，美國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看上去是保證美國經濟沒有走上1929年那樣經濟大蕭條之路，並讓美國經濟從危機陰影中走出。

但是該政策最有利的只是少數富人，而不是全體美國人民。在美國是這樣，在其他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

比如2014年7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富，而底層25%的家庭卻僅占有全國1%的財富。而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公同樣是影響居民消費不足的重要的原因。

總之，金融海嘯已經過去了7年，在此期間各國政府都在采取信貸過度擴張的方式救經濟，但是這些政策不僅沒有讓各國經濟走出當前的困境（除美國之外），反之造成了各國經濟增長中嚴重的後遺症。

這里可能有人口結構及環境變化的原因，更多的是政策因素所致。因此，各國政府該是對這些政策因素進行反思的時候了。

作者易憲容，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