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邊靖《美國文化中心：美國的國際文化戰略》

“外交政策幾乎不需要任何民主政治固有的素質，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民主政治幾乎完全不具備的那些素質。”-----托克維爾

19世紀的美國，塞繆爾·莫爾斯發明的電報以及格雷厄姆·貝爾發明的電話相繼問世。但是，很少有人認識到這些新技術也成為了推動國家統一、擴大國際交流的手段。1850年代，當希拉斯·菲爾德第一次提出鋪設橫跨大西洋(600558,股吧)海底電纜的時候，他不得不從歐洲的投資者那里籌集所需的大部分資金。為了制定電報技術的國際標準而成立國際電信聯盟（itu）的時候，美國為了防止外國的干涉而拒絕加入該組織。而美國於1911年實施的《無線電法》（radioact）中唯一一項涉及對外的條款也只是為了限制外國對美國通信公司的經營管理。美國實行的這種保護主義政策，導致國際通信網絡領域基本上被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各國瓜分占據。

美國所展示出來的這種傾向於國內的姿態，正好與其在對外傳播方面表現出的保守態度相呼應。1871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后，為了重振大國雄風，於1883年設立了法語聯盟，旨在推動法國語言和文學在國外的普及。意大利和德國等歐洲各國也緊隨其后，紛紛效仿。當時的美國仍然將外交視為政府之間開展的正式關係，認為越過他國政府而直接與其國民橫向交流的行為毫無必要而且有失妥當。因此，美國並沒有對是否應建立對外文化機構進行商討。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美國的文化戰略

將美國拖入國際資訊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戰爆發以后，英國通過對美國的社會輿論施加影響，試圖使美國贊同協約國所主張的大義。典型的例證是，當時掌控著國際通信網絡的英國馬可尼無線電報公司切斷了美德之間的電報往來。另外，英國還將目光瞄準美國的政界、商界、教育界以及媒體界有影響力並且對社會輿論的走向有引導能力的人，積極地對其采取懷柔戰術。作為反擊，德國雇用了美國記者威廉·海爾，他曾經撰寫過伍德·威爾遜總統的傳記，並且對其當選總統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在紐約和首都華盛頓舉行派對、演講會和記者招待會，批判英國對於德國的封鎖。但是由於通信網絡受到限制，德方發表的反抗言論所產生的影響自然也是有限的。

美國在戰爭的前三年始終保持中立姿態。威爾遜明確地將不參戰作為連任的承諾。但是，隨著路西塔尼亞號事件、德國再度實行無限制潛艇戰以及齊默爾曼電報事件等的相繼發生，美國國內輿論日益高漲，紛紛譴責德國的行徑。還有一些人擔心，一旦英法戰敗，美國將無法收回向它們提供的貸款。因此，威爾遜於取得連任兩個月后的1917年4月，在議會表示將援助協約國並對德宣戰。

僅一周之后，美國即成立了第一個宣傳機構“公共資訊委員會”（cpi）。委員長由威爾遜的親信，記者喬治·克里爾擔任。因此公共資訊委員會又被稱為“克里爾委員會”。委員中除了社會輿論研究的先驅——沃爾特·李普曼以及享有“近代公關之父”美譽的愛德華·伯奈斯之外，還包括一些能說服大眾並能操縱輿論的代表性專家。

公共資訊委員會制作了以論述美國的理想主義和戰爭大義為主要內容的宣傳冊。這些宣傳冊共計約30種，在美國國內分發出約7200萬冊，同時還向國外寄送了數百萬冊。此外，公共資訊委員會還召集了共7.5萬名演講志愿者。由於他們演講的平均時長約為4分鐘，因而被稱為“4分鐘演說員”。他們在國內外累計演講超過100萬場次。這些反德的愛國演講的聽眾人數多達4億。將“德國泡白菜”（sauerkranut）改稱為“自由卷心菜”（liberty cabbage）或“勝利卷心菜”（victory cabbage）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的事情。

逐漸成為電影產業新興據點的好萊塢也積極聲援宣傳活動，他們制作了大量的諸如《小美國人》（the little american）、《德國佬的靈魂》(the hun within)、《皇帝》（the kaiser）、《役畜》（the beast of burden）、《德國佬的魔爪》（the claws of the hun）等帶有濃厚反德色彩的影片。

當時，英國有路透社，法國有哈瓦斯，主要強國中唯獨美國沒有屬於自己的通訊社。於是，公共資訊委員會設立了對外部門，以糾正外國人心中扭曲的美國人形象。對外部門由外國媒體局、無線—有線服務局、外國電影服務局共同組成。每個部門都在三十多個國家設置了辦事處，並開設讀書室，負責發布威爾遜總統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並且富有高雅情調的演講。負責中南美洲事務的伯奈斯，則一邊與大企業進行交涉，說服它們在中南美洲設立分支機構，開設商店，一邊向顧客分發公共資訊委員會的宣傳冊，並在櫥窗上張貼海報和照片。

談到戰時宣傳的效果，《美國的海外宣傳》（american propaganda abroad）一書的作者菲茨休·格林這樣寫道：“如果有人懷疑公共資訊委員會對美國所產生的影響的話，那么，他應該就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與德國開戰的原因，向那些受過教育的美國人請教，這樣他們的疑惑馬上就會消失。你將會得到類似的回答：‘這是一場為了結束一切征戰而進行的戰爭’；‘那是為了實現民主主義，拯救世界’；‘為了推翻挑起戰爭的德皇……’。美國人被克里爾洗腦了。”

但是，1919年戰爭結束后，美國立即解散了公共資訊委員會。

克里爾在對公共資訊委員會的資訊活動進行說明時並沒有使用“宣傳”（propaganda）一詞，而是使用了“傳播”。原因在於，自17世紀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建立天主教傳教聖部以來，信奉新教的國家都認為“宣傳”一詞中含有輕蔑之意。而且，“宣傳”一詞容易與德國資訊活動的虛偽和腐敗聯系起來。與此相對，美國試圖給公眾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公共資訊委員會的資訊活動是實事求是、光明正大且頗具教育意義的。

但是，從美國的建國史中可以看出，美國的地方分權現象十分嚴重，因而聯邦政府很難實現中央集權，采取強有力的行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地方對於中央政府實行的資訊和文化管理政策懷有強烈的抵觸情緒，對於建立類似歐洲中央集權國家中的文化部、對外文化交流機構等也持消極態度。公共資訊委員會這一宣傳機構煽動了大眾的狂熱情緒，但是發展了一段時間以后，議會和國民開始對它表示質疑。另外，在戰后的“爵士樂時代”，空氣中充溢著向往繁榮與和平的樂觀情緒，公共資訊委員會則顯得愈發不合時宜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場全面戰爭。它告訴我們，取得戰爭勝利不僅要依靠軍事實力，“宣傳”作為掌控本國和敵國大眾心理的手段，是戰爭中更加不可或缺的部分。美國參議院議員海勒姆·約翰遜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戰爭爆發時，首先犧牲的就是真相。”雖然公共資訊委員會的活動只持續了短短兩年，但它以“宣傳”和“傳播”之間的微妙區別以及政府在資訊和文化方面的職責為中心開展活動，這標志著美國邁出了探索國際文化戰略漫長征途中的第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情報機關與對外宣傳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幾乎沒有在海外開展過任何宣傳活動。但是，德意兩國在中南美洲展開了具有挑釁性的宣傳活動，引起了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擔憂。於是，1938年，應大學和財團的要求，美國國務院增設了科學合作委員會(scc)和文化合作部（cu）兩個部門。這是美國在和平時代設立的第一個對外文化宣傳組織。但是歸根結底，設立這些組織的目的仍然在於促進民間層面的海外交流活動，它的職能相對固定，只是負責處理一些協調性的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當時處於和平時代，加之國內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希望政府過多地參與海外事務。

但是，到了1941年，羅斯福毅然決定在國務院設立外國情報宣傳局（agency for foreign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這是美國第一次在政府機構名稱中使用“宣傳”一詞。

另外，羅斯福還同意在威廉·多諾萬上校所領導的美國情報協調局（coi）中設立國外情報部門（fis)，負責海外情報活動，並任命劇作家羅伯特·舍伍德為部長。舍伍德說過：“一切海外情報活動都必須符合羅斯福總統演講內容。”他指令下屬必須以羅斯福發表的著名演講“四大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崇拜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免除恐懼的自由）”的內容為行動指南。

國外情報部門將辦事處設在紐約，從1942年2月開始向德國進行短波廣播，取名“voice of america”(美國之音，voa)。即便是關於國內罷工和種族問題等，美國之音也會毫不隱晦地進行報導。敢於公開本國的黑暗面是證明一個國家作為自由國度的最好方式，這是英國廣播公司的一貫主張。而美國之音的這種行為，正好與英國國際廣播電臺的這一方針相契合。

另外，為了強化在中南美洲的情報活動，1941年，羅斯福采取了在國務院設立美洲局（iaa）,在委內瑞拉進行石油開采等措施，並委任熟悉當地情況的納爾遜·洛克菲勒（后在福特政府中擔任副總統）主持相關事務。洛克菲勒下令，廣播節目必須全天24小時無間斷地放送。同時，他還成功地說服好萊塢方面，使好萊塢電影不在播放納粹宣傳電影的影院上映。當時，好萊塢巨作《亂世佳人》（gonewith the wind）風靡全球，世界各地的電影院爭相播放，而納粹電影則被擠出了電影院。

珍珠港事件發生半年后的1942年6月，羅斯福下令將當時所有的戰時情報活動機構並入新建立的戰時資訊辦公室（owi），任命記者埃爾默·戴維斯為局長。多諾萬的軍銜由上校升級為少將，任情報協調局解散后新成立的戰略情報局(oss)局長。

與總統直接控制的戰時資訊辦公室不同，戰略情報局屬於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管轄范疇。它與陸軍和海軍一樣，不僅要向國內報導戰況，還要參與面向海外的宣傳工作。兩者之間更大的不同在於，戰時資訊辦公室使用的是公開情報，出處明確、有事實根據，負責白色宣傳活動；而戰略情報局使用的是諜報和假情報等秘密情報，負責黑色宣傳活動。戰時資訊辦公室和戰略情報局分別是后來的美國新聞署（usia，1953年）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1947年）的前身（一般認為，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為了刺探敵軍情報而進行秘密活動的喬治·華盛頓和本杰明·富蘭克林等開國元勛是美國諜報活動的始祖）。

雖然這兩個機構之間存在著上述不同之處，但是相同的是，它們都擁有大量一線的研究者和專家。僅在文化人類學家之中，就有約半數的人是專職的，兼職人員約占四分之一，他們都參與了戰爭。

米德是這樣概括人類學家所發揮的作用的。“我們堅信，如果人類學的知識得到正確利用，就可以做出重大貢獻。例如，我們做出了不強硬逼迫日本天皇退位的正確決定，因為這是結束二戰的重要前提。另外，戰后對歐洲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應采取怎樣的占領政策、各國怎樣才能實現國家復興、當然還包括如何解決美國國內的道德問題等。這一系列問題都屬於人類學知識的適用范疇。戰爭時期的體驗讓我們對於人類學家所肩負的責任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我們著手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英國諜報機構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戰略情報局里，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地理學、博物學等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和專家負責向敵國提供假情報，以混淆視聽。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流亡者、敵國國內的反對勢力和內應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於黑色宣傳活動有深入研究的山本武利這樣說道：“馬爾庫塞提議向德國散布謠言，謊稱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結核病正在德國工廠的勞動者中間蔓延開來。諾伊曼還想借納粹黨要求將棺材標準化這一契機，散布流言稱棺材的標準化與納粹黨所宣傳的德意志精神的標準化具有理論上的聯系，它與在衣食住行方面實行的標準化一樣愚蠢。他們通過策劃這種黑色宣傳活動來宣泄自己對於祖國政權的不滿，從中獲得少許滿足感。”

戰后，共有8位美國歷史學會(aha)會長和5位美國經濟學會（aea）會長曾經在戰略情報局供過職。另外，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合作的基礎上，冷戰期間形成的“地域研究”這一新的學術領域為當時美國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撐。這里附帶提一下，美國於1951年成立了美國研究學會（asa）。

與威爾遜政權時期的公共資訊委員會一樣，戰時資訊辦公室也將好萊塢電影作為有力的宣傳手段並大加利用。好萊塢方面受愛國情緒和利益的驅使，采取了合作的態度。因拍攝《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mr. smith goes towashington，1939年）、《生活多美好》（it s a wonderful life，1946年)等電影而為觀眾所熟知的著名導演法蘭克·卡普拉拍攝了以《戰爭序幕》（prelude to war）為開篇的系列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沃爾特·迪斯尼在政府提供的大量資金支援下，應邀拍攝了大量諸如《唐老鴨參軍》（donald gets drafted，1942年）、《元首的面孔》（der fuehrer s face，1943年，獲奧斯卡金像獎）等帶有強烈反獨裁和反日色彩的電影。積極加強與民間的合作是美國文化宣傳戰略的一大特征。

1944年，國務院成立了國際情報局（ini）。它與已經建立的戰時資訊辦公室，以及洛克菲勒執掌的（下屬國務院）美洲局一起負責情報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的對外情報機關包括戰時資訊辦公室、戰略情報局、美洲局（下屬於國務院）、文化合作部（下屬於國務院）和國際情報局，另外還有在歐洲和太平洋戰線上負責打心理戰的（美國陸軍的）心理戰部隊（pwb）。戰略情報局和心理戰部隊展開了大規模的黑色宣傳活動。它們向德國進行關於盟軍已經登陸的虛假報導，也向日本散布流言，以達到消磨軍隊士氣和分裂其內部的目的。

作者介紹

渡邊靖（yasushi watanabe），目前擔任慶應義塾大學sfc環境情報部教授（人類文化學、文化政策論、美國研究）。2005年獲得日本學士院學術獎勵獎。著作包括：《跟隨美國——波士頓市民的腳步與“文化政治學”》（應慶義塾大學出版會，2004年。獲三得利學藝獎、美國學會清水博獎），《美國地方自治團體——國家與個人的交叉點》（新潮社，2007年），《美國家庭：跨越階級差別》（普盧托出版社和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5年）。他還另有編著：《軟實力超級大國——日本和美國的文化和民族資產》（m.e.夏普出版公司，2008年）等。（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書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