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詩巍律師 | 出海≠安全：支付公司技術出海為何仍遭幫信罪指控？

我們來看這樣一個場景：

假設你們是一家支付公司，因為國內競爭激烈，便尋求出海，與一家海外持牌支付機構合作，開展跨境支付與技術服務。在這個模式下，商戶資質審核由該國本地平台完成，你們只對接支付機構，並按照合約收取服務費。

合作持續了兩三年，一切看似合規穩健。但某天，國內警方突然介入，將公司全體員工以涉嫌幫信罪抓捕，並扣押近千萬收入作為「違法所得」。

讓人困惑的是：本案並沒有所謂「被害人報案」，本案已經案發兩年多，但海外合作的支付機構也仍在當地正常經營。

這原本是一個難以定罪的案件，卻在公安偵查、檢察院審查起訴後，被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為由移送法院。地點還是在經濟發達的江浙某二線城市。

這個案例值得所有計劃或已經出海的支付服務提供商、遊戲公司、Web3項目團隊高度重視，它戳中了很多老闆的常見誤區：

只要業務出海，就不受中國法律約束；

只要面向海外市場、不接觸中國用戶，就不會有國內刑事風險。

今天，就結合這個案例，聊聊企業出海過程中的刑事法律風險與防範。

I 本文作者：邵詩巍律師

1

案件介紹：支付公司出海合作持牌機構，卻被罰沒千萬

前段時間，該案的公司負責人找到我，說這個案子馬上一審就要判了，希望能委託我代理本案的二審（為保護隱私，相關內容已做修改）。

通過與當事人的溝通，我了解到，司法機關指控公司為海外賭博網站提供支付結算服務，因此涉嫌幫信罪，對此，我詢問了幾個關鍵事實：

問：既然你們公司是和海外當地支付公司合作的，那相關商戶你們是否審核過？

答：我們只是作為技術提供方，海外支付公司是我們的客戶，所以商戶資訊都是由他們審核。

問：你們合作的該海外支付平台的資質資訊？

答：是海外持牌支付機構。他們一直都在持續正常經營中。

問：他們是否會和涉賭平台合作？

答：他們合作的商戶近百個，具體我們也記不清，我們沒有商戶名單，他們不是我們的客戶，如果有，他們也是和當地持牌合規營運的博彩平台合作。

問：本案公安是否掌握他們合作的商戶名單？是否對該支付機構進行過詢問，調查？針對他們指控的你們與涉賭平台合作，他們做了哪些取證工作？

答：都沒有。他們只是懷疑，開庭的時候檢察官也一直說他是「懷疑」、「推測」。

經過與當事人近2個小時的溝通，我認為這起案件的「證據鏈」並不完整，但公司依然被定性為涉嫌幫信罪。

說實話，雖說本人經手的案子大大小小也有上百起了，但這個案子依然讓我感慨：一個原本合法的海外業務，卻因為司法機關的主觀推定，演變成刑事指控。

幫信罪在刑法中屬於輕罪，最高三年。但這個案件一審居然開庭四次，審理已近一年，足以見得本案的爭議之大。公司業務也因此直接停擺，當事人從資產千萬跌到一無所有。站在他的立場，每一次開庭不僅是法律博弈，更是身心的折磨。

最終，我基於當事人核心訴求（鑒於當事人隱私，相關事實就不再披露）、本案的實際情況、以及現實司法環境的考量，為他提供了當下可以採取的相關行動等合理建議，但並不建議提起二審。二審不僅消耗巨大，達成其訴求的可能性也極低。本着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考慮，我最終沒有接受代理。

但這個案例的意義已經超越案件本身。它提醒每一家計劃出海發展的支付公司、遊戲公司、Web3團隊等從業人員：合規意識必須前置，否則一旦踩到紅線，失去人身自由不說，公司和個人可能也會瞬間清零。

2

業務在海外，為何仍受中國法管轄？

在日常工作中，邵律師為遊戲公司、Web3項目、支付服務提供商、加密資產交易平台等從業人員提供相關法律服務過程中，一個繞不開的問題總會被問到：

「業務已經在海外落地，還需要擔心國內法律風險嗎？」

進一步的問題是：「面向國內用戶和海外用戶，風險差別到底有多大？」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先理解兩個法律概念：屬地管轄與屬人管轄。

屬地管轄。

《刑法》第6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

如果公司的業務本身在國內就屬於高風險，哪怕把服務器放到海外，只要老闆和員工仍在境內，依然會被認定為「犯罪行為地在國內」，刑事風險難以避免。

屬人管轄。

《刑法》第7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即便公司整體搬到海外、員工也在海外，但只要仍然是中國公民，就仍受中國法律約束。法條中的「可以不予追究」並不是豁免條款，司法機關依然可以選擇追責。本文案例中，幫信罪雖是最高三年以下的輕罪，當事人仍被追究刑責，就證實了這一觀點。

所以，對於上述第一個問題，「在海外開展業務，是否還需要防範國內法律風險？」答案顯而易見，出海≠安全，企業不能只盯海外監管，而忽視中國法律的約束。

對於上述第二個問題，「如果業務在海外開展，面向國內用戶和海外用戶，風險等級上有什麼不同？」

對於這個問題，每次當我詢問諮詢者，你們有沒有面向國內用戶開展業務？得到的答案經常是這樣的：「我們是面向全球用戶提供服務」，但其實，如果是這個回答，那麼實際情況大多是，公司主要是面向中國大陸用戶提供服務，且一般不做KYC（Know Your Customer，用戶身份識別），所以也無法區分用戶比例。

在這種情況下，在公司業務被國內定性為高風險行業的情況下（如涉賭、涉黃、虛擬貨幣交易），風險就會直線上升。

那如果服務只服務海外用戶vs不加區分國內外用戶，在風險等級上，對於公司來說，有什麼不同呢？

在此前邵律師給Web3從業者分享的一場法律講座當中，我曾經畫過一張圖：

如圖所示，如果按照風險等級的高低排序，1＞2＞3＞4，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業務具屬於刑法明文規定的涉嫌犯罪的類型（以涉賭犯罪為例，如德撲涉賭、區塊鏈遊戲涉賭、為博彩類平台提供支付結算服務），直面中國大陸用戶提供服務的風險必然是要高於面向國人服務的，因為司法機關在打擊犯罪活動時，還要考慮社會危害性、以及域外取證這些執法層面的現實問題。但是，風險較低並不等於風險為0。這也是本文案例涉案的原因。

可見，業務即使放在海外，也難以與中國法律完全切割。這正是本文案例的警示。對於正在籌劃或已經出海的公司，更需要思考：除了盯着業務擴張，提前布局刑事風險合規防範，是非常必要的。

3

合規啟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作為一名刑事律師，從我所代理的刑事案件的占比上來看，以企業類犯罪為主，大部分都是因公司的經營行為引發的刑事法律風險。但我看到的一個共性是：許多企業並非有意違法，而是一直以為公司是合法經營的。

但其實，公司經營業務的合法性與否，不僅僅是看法條就能判斷的，更多的還是要結合司法實踐當中的辦案人員的實際執法現實。正如本文案例，如果公司能在業務開展期間，做好合規，這個結果未必是必然會發生的。

然而，現實是，大多數企業在風險真正降臨前，很難意識到刑事合規的重要性。低機率事件看似遙遠，但一旦發生，帶來的不僅是經營受挫，更可能引發企業停擺、公司負責人及員工均被追究刑責。司法實踐中，對同一事實的理解和定性也可能存在差異，這讓企業的處境更加不可控。

正因如此，事前防範遠比事後應對更具價值。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無數案件反覆驗證過的現實。

對於遊戲公司、Web3項目、支付服務商、加密資產平台而言，跨境支付、資金流動、虛擬貨幣等領域本身就處在監管高風險區。如果選擇出海，更需要在規劃之初就將刑事合規納入考量，把合規作為企業發展的「必需成本」，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這樣，企業才能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更穩健地走下去。

本文為邵詩巍律師的原創文章，僅代表本文作者個人觀點，不構成對特定事項的法律諮詢和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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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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