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財經
作者：bocaibocai.eth
核心觀點：
數字人民幣的問題，從來不是「路線選錯了」，而是被 M0 的定位鎖住了應用空間。在堅持央行發行、主權背書這一根本道路不變的前提下，DC/EP 在過去更像是一項「制度正確但產品克制」的工程。
從 M0 走向 M1，並不是否定過去，而是一次必要的範式切換：讓數字人民幣第一次真正進入高頻場景、資產選擇和市場機制之中。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技術或合規層面，而在於：是否敢在可控前提下，為市場留出足夠的探索空間。如果數字人民幣始終只能依賴補貼和行政推動，它永遠無法形成網路效應；只有學會與市場共處，它才可能像真正的貨幣一樣「跑起來」。
這，才是 M1 背後最值得關注的那條暗線。
本文由菠菜的好兄弟貝龍為第一作者撰寫，貝龍曾參與早期 CBDC 的相關工作。
如果只看結果，很多人會得出一個簡單粗暴的結論：穩定幣已經跑出了規模和 PMF，而數字人民幣依然不溫不火——那是不是說明，中國一開始就選錯了路？
這個判斷，太早了，也太輕率。
必須先承認一個前提：中國和歐美在數位貨幣上的選擇，從一開始就不是在同一條賽道上競爭。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更傾向於把貨幣創新交給市場完成——穩定幣由商業機構發行，在鏈上自由流通，通過 DeFi、交易所和支付場景不斷試錯，先把需求跑出來，再由監管去收斂風險。
而中國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徑：由央行親自下場推進 CBDC。在這條路徑下，主權信用、金融穩定和系統安全被放在優先級的最前面，創新本身反而需要為穩定讓路。
這兩條路，解決的是不同的問題，也註定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發展節奏。
站在今天回頭看，穩定幣的確成功了，但它的成功，本質上是市場機制的成功；而數字人民幣推進緩慢，並不等於失敗，它更像是一個在制度約束下刻意放慢速度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讓一個由央行背書、具備最高信用等級的數位貨幣，在鏈上完全市場化擴張，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顯然不是任何一個金融監管者可以輕易承受的。
所以，這裡並不存在「誰更先進」的簡單對比，而是制度選擇決定了發展順序。
對普通用戶、對創業者來說，這裡有一個經常被忽略、但極其關鍵的結論：不要糾結「哪條道是對的」，因為這不是你能選的。「道」是制度給定的，真正能做文章的，只能是「術」——在既定框架內，把產品做得更好用，把真實需求跑出來，讓貨幣真正進入高頻場景。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討論數字人民幣從 M0 走向 M1，並不是在推翻原有路線，而是在承認一個現實：如果只停留在「路線正確」，卻無法在「術」上落地，再正確的道，也跑不出結果。
這一輪變化說明的不是方向改變，而是階段切換：路線沒有變，但玩法開始變了。
如果要評價 DC/EP（數位貨幣電子支付，特指中國的 CBDC）早期最大的「原罪」，很多人會把矛頭指向技術選型、推進節奏，甚至陰謀論式地歸結為「保守」。但真正的答案其實恰恰相反：DC/EP 之所以從一開始就被嚴格定位為 M0，並不是因為保守，而是因為當時的理論判斷過於嚴謹。
在數字人民幣立項與設計階段，人民銀行所參考的核心理論框架，正是 BIS（國際清算銀行）在其多篇研究中提出的「貨幣之花」（Money Flower）分析框架。BIS 在 Quarterly Review 等文章中指出，可以從發行主體、是否數字化、是否基於帳戶、是否面向公眾等維度對貨幣進行系統分類，而一個極具說服力的結論是：在所有主流貨幣形態中，只有現金（cash），尚未被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化。
存款、轉賬、支付帳戶，早已在銀行體系和網路平台中完成了數字化；支付寶、微信里的餘額，本質上就是商業銀行存款的技術延伸。在這樣的背景下，央行得出的判斷非常清晰：沒有必要重複造輪子。數字人民幣的使命，應當是補齊「現金」這一最後的短板，而不是去替代已經高度成熟的電子支付體系。
在這一 M0 定位的指導下，DC/EP 的產品設計邏輯也就順理成章地指向了「數字現金」。它所重點解決的，並不是「怎麼更好地理財」或「怎麼更高效地參與金融市場」，而是如何在各種複雜甚至極端環境下，保證一種由央行背書的數字形態貨幣依然可用。
因此，我們看到 DC/EP 在實踐中更強調的是諸如「雙離線支付」這樣的能力——即在無網路、無帳戶實時校驗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完成點對點的價值轉移。這類設計在技術上並不簡單，也確實解決了一部分傳統電子支付無法覆蓋的場景，比如網路受限、基礎設施薄弱或特殊應急環境。
問題在於，這些場景本身就是低頻場景。
當網路支付已經可以在絕大多數時間、絕大多數地點以極低摩擦完成交易時，一個更偏向「兜底能力」和「韌性設計」的數位貨幣產品，很難自然進入普通用戶的日常選擇。用戶不會因為「在極端情況下也能用」，就主動改變自己已經形成的支付習慣。
換句話說，M0 的理論是成立的，設計也是自洽的，但它天然把 DC/EP 鎖定在了一個「重要但不高頻」的位置上。這並不是產品失敗，而是定位決定了它很難快速跑出 PMF。
這裡可以插一個當年的小插曲。
在 DC/EP 推進初期，我曾和一位來自「鵝場」的朋友聊起數字人民幣。他當時的評價非常直接，甚至帶點調皮：「他們（指 DC/EP）對我們毫無威脅。」
這句話並非輕視，而是一種極為冷靜的判斷。站在網路支付平台的視角，一個被嚴格定位為 M0、主要解決現金數字化問題的產品，本就不會直接觸碰到高頻支付、帳戶體系和用戶黏性這些「核心戰場」。
也正因為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數字人民幣與主流網路支付體系之間，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正面競爭關係。
這也正是後續反思的起點：當數字人民幣只被允許「像現金一樣工作」時，它確實完成了使命；但如果希望它「像錢一樣被使用」，那僅有 M0 的定位，顯然是不夠的。
先把結論放在最前面：無論技術形態如何變化，DC/EP 的發行方只能是央行本身。這不是策略選擇，而是制度前提。也正因為如此，CBDC 與穩定幣從來不是「同類競爭」，而是兩種信用體系下的不同貨幣形態。
很多關於「數字人民幣為什麼不如穩定幣靈活」的討論，其實一開始就混淆了對象。穩定幣之所以能夠快速擴張、頻繁試錯，是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商業機構發行的商業貨幣：由企業背書、承擔商業信用風險，在市場中通過競爭來換取使用場景和流動性。
而 CBDC 恰恰相反。它依然是央行發行、由央行負債、以主權信用背書的信用貨幣。從貨幣層級上看，這意味著更高的安全性與確定性；但從產品形態上看，也意味著它必須接受更嚴格的邊界約束。任何「過於激進」的設計，都可能被放大為系統性金融風險。
正因如此，穩定幣可以在鏈上自由組合、嵌入 DeFi、參與槓桿與做市；而 CBDC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選擇了謹慎克制。這不是技術能力差距，而是信用責任不同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問題真正開始變得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這裡：當信用等級最高的貨幣形態，開始嘗試向市場機制學習，會發生什麼？
從這個角度看，M1 的意義並不只是「能不能計息」，而在於它是否為 CBDC 提供了一條新的可能路徑——在不改變發行主體、不犧牲法償性的前提下，引入更接近市場需求的激勵結構。
換句話說，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CBDC 會不會取代穩定幣」，而是：在保持主權信用底座不變的情況下，CBDC 能否在靈活性與可用性上，追上甚至部分超越穩定幣。
這，才是 M0 向 M1 轉向背後，最值得關注的那條暗線。
先給結論：只有當數字人民幣被允許進入 M1，它才第一次有機會從「支付工具」，變成一種會被用戶主動持有的貨幣。
在 M0 框架下，DC/EP 更像是一種數字化的現金替代品。現金的核心價值在於結算與支付，而不在於「持有」。你不會因為現金本身而多拿一點現金，現金只是完成交易的媒介。因此，當數字人民幣被嚴格限定為 M0 時，它天然很難改變用戶行為——用戶只會在「被需要」的時候用它，而不會在「可以選擇」的時候選它。
M1 的引入，第一次改變了這個前提。
M1 所代表的，是活期貨幣：可以被持有、可以參與更廣泛金融活動、並且具備基礎收益屬性。哪怕這種收益非常有限，它依然會對用戶行為產生決定性影響。因為對絕大多數用戶而言，真正難以接受的並不是「收益低」，而是「完全沒有收益」。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數字人民幣開始對現有電子貨幣形態形成潛在的擠出效應。支付寶或微信餘額，本質上是高效的支付工具，但餘額本身並不承擔「資產屬性」；而一旦數字人民幣進入 M1，即便收益微弱，它也開始具備被長期持有的理由。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並不意味著數字人民幣要取代貨幣基金或其他理財產品。恰恰相反，M1 的數字人民幣更可能成為一個「底座」：高頻流動性留在 M1，收益增強通過 MMF 等產品實現。這種分層結構，並不衝突，反而更符合真實用戶的資金管理習慣。
從這個角度看，M1 並不是一次簡單的技術升級，而是一次產品定位的根本變化：
從「有沒有現金數字化能力」，走向「能不能參與用戶的資產配置決策」。
這一步，決定的不是數字人民幣「能不能用」，而是它值不值得被留下來。
結論先行：不再需要國務院層面的專項審批，意味著數字人民幣正在從「重大工程項目」，轉向一種更常態化的金融基礎設施。
在此前的階段，數字人民幣更多以「試點—推廣—評估」的工程化方式推進。這種路徑在早期非常必要，它確保了系統安全、風險可控，也符合央行一貫的審慎原則。但代價同樣明顯：節奏慢、場景受限、創新空間有限。
而當審批層級發生變化，本質上釋放的是一種信號：在既定製度框架下，允許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允許更多應用形態出現、也允許一定程度的試錯。
貨幣從來不是被設計出來的，而是被使用篩選出來的。只有當數字人民幣逐漸脫離「示範工程」的語境，進入日常金融基礎設施的角色，它才有可能真正跑出高頻場景。
這一變化，並不意味著監管放鬆，而是意味著監管方式的變化：從事前嚴格限定路徑，轉向在邊界內觀察市場如何自組織。
M0 向 M1 的轉向，並不是一次單點優化，而是一次會在未來數年內持續釋放影響的結構性變化。
一個被頻繁忽略、但其實已經逐漸清晰的現實是：中國並沒有、也不需要在「CBDC 或穩定幣」之間二選一。
在境內體系中，以數字人民幣為核心推進 CBDC，是主權貨幣與金融穩定的最優解；而在離岸與跨境場景中，尤其是在香港這樣高度市場化、國際化的金融樞紐，保留穩定幣的發行與應用空間，反而更具現實意義。
這並不是搖擺，而是一種分層治理：
境內，用 CBDC 夯實主權貨幣的數字化底座；
離岸，用穩定幣與市場機制對接全球流動性。
關鍵判斷：當主權信用貨幣開始具備 M1 屬性時，不生息穩定幣的結構性劣勢會被逐步放大。
穩定幣當前最大的優勢在於可組合性與流動性，但在「持有端」，大多數穩定幣並不天然生息。相比之下，一旦數字人民幣在 M1 框架下具備基礎收益屬性，即便收益極低，也會在長期資金配置中形成明顯差異。
這並不意味著穩定幣會被迅速取代，但意味著競爭維度發生了變化：
過去比的是「能不能用」；
未來比的是「值不值得長期拿着」。
這是最複雜、也最難繞開的影響。
當數字人民幣更接近 M1，本質上意味著央行開始更直接地面對公眾負債。這一變化，會不可避免地觸及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傳統分工邊界。
在現有體系中，商業銀行承擔了帳戶、存款與客戶關係的核心角色；而一旦央行數位貨幣在帳戶屬性和收益屬性上持續強化，如何避免對商業銀行體系形成「虹吸效應」，就成為一個必須被正視的問題。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圍繞數字人民幣的制度配套，遲早會觸及更基礎性的法律問題——例如《央行法》中關於央行職能、負債結構與公眾關係的界定。
一個繞不開的事實是：USDT 和 USDC 之所以能在全球範圍內被大量使用，並不只是因為「美元錨定」，而是因為它們在匿名性與可控性之間，選擇了一種極度偏向市場的一側。
在實際運行中，USDT、USDC 在鏈上層面天然具備較強的「類匿名」特徵：
地址即帳戶，不強制綁定現實身份；
轉賬幾乎無門檻，可被嵌入各種合約與協議；
只要合約允許，就可以被用於交易、抵押、清算、做市等高度多樣化的場景。
與此同時，它們並非完全失控。通過智能合約權限、發行方凍結地址、配合監管執法等方式，穩定幣在「必要時」仍然具備干預與回收能力。只是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管控尺度，被刻意放得極其寬鬆，且更多發生在事後，而非事前。
正是這種「邊界極松、但並非為零」的設計，給了市場極大的探索空間。大量 DeFi、跨境結算、灰色但真實存在的需求，正是在這種寬鬆環境中被發現、被驗證、被放大。
這也反過來提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如果 CBDC 始終停留在高度前置管控、強身份綁定、強場景限定的狀態，那麼它在應用探索層面，將很難與穩定幣形成真正的對標。
因此，M0 向 M1 的轉向，真正的難點並不只在「是否生息」，而在於：央行數位貨幣是否願意、也是否有能力，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嘗試打破過於保守的使用邊界。
這並不是要複製 USDT 或 USDC 的路徑，而是要回答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在保持法償性與主權信用不變的前提下，CBDC 能否為市場留出足夠大的「可探索空間」。
只有在這個問題上邁出實質性一步，數字人民幣才有可能真正進入那些今天仍然被穩定幣占據的場景。
當數字人民幣不再只是「支付演示」或「現金替代」，而是進入 M1 體系，它的潛在應用場景將被系統性打開：
工資、補貼等公共支付
跨機構、跨系統結算
與金融產品、合約型支付的深度結合
這些場景，並不會一夜之間爆發，但它們決定了數字人民幣不再只是一個「展示技術能力的樣本」，而是真正進入金融運行的主流程。
先把核心判斷擺出來：如果希望數字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真正「跑起來」，或許有必要在制度設計上，明確區分「在岸數字人民幣」與「離岸數字人民幣」。
這並不是激進創新，而是一種現實主義選擇。
在岸數字人民幣，繼續服務於國內金融體系，其核心目標依然是可管、可控、可追溯。通過分級帳戶體系、實名要求和場景限定，確保反洗錢、反恐融資和金融穩定的大前提不被動搖。這一套邏輯，在國內環境下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但問題在於：如果將同樣的約束原封不動地複製到跨境和離岸場景中，數字人民幣幾乎不可能形成真實的國際使用動能。
對比之下，USDT 與 USDC 之所以能夠在海外市場快速擴散，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它們在「默認狀態」下提供了更強的類匿名性：地址即帳戶，身份並不前置綁定；監管和干預更多發生在事後，而不是事前。這種設計，並非鼓勵違規，而是為市場探索留下了足夠大的空間。
沿着這一邏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方案是：為離岸數字人民幣引入更強的、數學可證明的匿名性。
這裡所說的匿名性，並非完全不可控，而是通過密碼學手段實現「選擇性披露」和「條件可追溯」：
日常交易中，用戶無需暴露完整身份；
在特定法律條件觸發時，可通過合規流程恢復可追溯性；
管控邏輯從「全面前置」轉向「有限前置 + 事後介入」。
這樣的設計，將使離岸數字人民幣在功能上更接近穩定幣，但在信用層級上，依然保持主權貨幣的優勢。這一點，恰恰是當前任何商業穩定幣都無法提供的。
從戰略角度看，這種「雙軌設計」並不會削弱國內監管，反而可能形成清晰分工：
這不僅不是風險，相反，它可能是一件真正意義上的「大好事」。
把結論先說清楚：數字人民幣接下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不在技術層面，也不在制度合法性上，而在於——是否願意在可控前提下，為市場留出足夠的自由度。
回看穩定幣的發展路徑，一個經常被忽略但極其重要的事實是：USDT、USDC 的成功，並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在一系列並不完美、甚至帶有灰度的使用中，被市場一點點跑出來的。跨境轉賬、鏈上交易、DeFi 抵押、結算仲介……這些場景，幾乎沒有一個是監管部門事先「批准可以這樣用」的，但它們在真實需求中自然生長。
相比之下，如果數字人民幣仍然主要依賴補貼、行政推動或示範工程來擴展使用場景，那麼無論技術多先進、信用等級多高，它都很難形成真正的網路效應。貨幣一旦無法形成網路效應，就永遠只能停留在「被要求使用」，而不是「被主動選擇」。
這也是為什麼，真正的分水嶺並不在於「要不要堅持法償性」。法償性是底線，不是障礙。真正的難點在於：在堅持法償性的同時，是否能夠接受一種更市場化的探索方式，讓部分應用先於規則出現，再由規則去吸收和規範。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岸與離岸的「雙軌設計」，並不是對監管的削弱，而是一種更精細的風險分層：
高風險、強探索的需求，留在離岸體系中試跑；
高確定性、強穩定的需求，繼續在在岸體系內運行。
這不是放任，而是有意識地為創新選擇容錯空間。
如果說 M0 階段的數字人民幣，解決的是「央行能不能發行數位貨幣」；那麼從 M1 開始，真正的問題變成了：一個由央行發行的數位貨幣，能否在不失控的前提下，學會如何與市場共處。
這一步，沒有現成答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不邁出這一步，數字人民幣永遠只能是金融體系中的一塊「安全基石」，而很難成為全球體系中真正流動的貨幣。
回到最初的問題：數字人民幣過去為什麼顯得「不溫不火」？
答案或許並不複雜——它被 M0 的正確理論，鎖在了一個過於克制的位置上。
而今天，從 M0 走向 M1，從工程化推進走向基礎設施化運行，從單一國內邏輯走向在岸與離岸的雙重設計，所釋放的信號非常清晰：
路線沒有變，但階段已經變了。
接下來，數字人民幣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再是「合不合法」，而是：
在保持主權信用和金融穩定的前提下，它能否真正學會——像錢一樣工作。
來源：金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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