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面對中國科技的行動手冊！CSIS解析美中科技競爭六大迷思與2026戰略行動藍圖

當美國掌握九成 AI 晶片、中國控制九成稀土加工，科技競爭已不再是單點突破，而是整體生態系的長期博弈。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Tech Edge：美國技術長期競爭行動手冊》指出，勝負關鍵在於技術靈活性、供應鏈韌性與盟友網路。2025 年是警示，2026 年將決定行動方向。

在全球科技與地緣政治競逐日益升溫之際，兩組對比鮮明的數字凸顯當前戰略格局：美國掌握全球約 90% 的人工智慧（AI）晶片市場，並擁有數量最多的頂尖 AI 模型；中國則控制超過 90% 的稀土加工能力，鋼鐵產量更超越全球其他國家總和。

分析指出，美國與中國的差距不僅是產業實力的對照，更揭示了全球科技競爭背後的結構性風險。

對此，CSIS 近期也發布旗艦報告《Tech Edge：美國技術長期競爭行動手冊》，對美中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實力進行系統性「淨評估」，為美國政府決策層提供一套迄今最全面的戰略診斷與政策藍圖。

這份逾百頁的報告由 CSIS 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主任 Navin Girishankar 主導撰寫，並獲 CSIS 總裁 John J. Hamre 支持。

報告拒絕以專利數量或市佔率等靜態指標衡量競爭力，轉而提出「生態系統」分析框架，強調技術領導力來自企業、研究機構、政策體系與盟友網路的動態協作，而非單一突破。

其核心主張明確指出，美國必須在多種技術類型上建立「技術靈活性」，而非僅追求個別領域的壓倒性優勢。

打破六大迷思 重新認識競爭本質

報告首先點出長期主導美國政策辯論的六大迷思，認為這些錯誤認知導致美國的資源錯配與戰略失焦。

首先，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的技術進步主要依賴不公平手段，例如補貼、匯率操作或竊取智慧財產權。報告指出，這種解釋過度簡化現實，忽略中國在基礎科研、原型開發效率以及大規模製造能力上的實質累積。

當政策回應過度傾向懲罰與執法思維，形成「多請律師、少養工程師」的傾向，美國反而在標準制定與產能擴張等關鍵環節逐漸落居劣勢。

第二種誤解則把中國創新體系描繪為封閉孤立，認為其在單獨追趕美國，進而推論美國可以縮減對盟友與開放體系的依賴。

然而報告強調，即便中國高舉「自主可控」旗幟，其經濟與科技活動仍深度嵌入全球市場，並積極拓展與歐洲、東亞、東南亞及「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網路。

報告指出，科技競逐的關鍵，並非誰能單打獨鬥，而是誰能構築更龐大且更具黏性的國際生態系。

第三種觀點則習慣以「自上而下」對比「自下而上」來區分中美制度優劣，但 CSIS 認為，這種二分法過於僵化。

中國結合激烈市場競爭、中央戰略規劃、地方扶持與民間企業活力，形成高度混合且動態調整的體系；反觀美國，也面臨產業集中化、進入門檻升高與新創規模化困難等問題。

此外，美國自身歷史上亦長期運用產業政策工具，包括定向研發資助、公私協作與政府採購機制，並非純粹放任市場。

第四項迷思認為，只要牢牢掌握 AI、量子運算或合成生物學等尖端科技，美國便能確保勝局，這種思維預設美國可自由選擇賽道並創造市場，同時默認機床、金屬加工等基礎產業的流失已無法挽回，無需努力。

然而，報告指出，從金屬加工、電子封裝到稀土材料等「基礎能力」，都是支撐尖端技術發展的根基，也關乎產業安全與就業結構。若不處理基礎製造能力空洞化的問題，尖端優勢將難以持久。

第五種說法則質疑國家安全風險被過度放大。報告則以具體案例反駁：部分美國雲端企業曾參與訓練後來被應用於中國軍事監控體系的 AI 模型；美國國防供應鏈對中國生產的成熟製程晶片存在依賴；某些半導體設備出口亦加速了中國製造能力提升。

這些實例顯示，安全風險並非假設，而是已發生且持續演變的現實，且現行出口管制往往追不上技術與產能變化的速度。

第六種觀點則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中國終將在科技競賽中全面超越美國。報告指出，這種論調源於過去對中國經濟規模超越時間表的推測，如今演變為對高科技霸權的宿命式判斷。

CSIS 指出，儘管中國在綠色能源、電動車與電池等領域取得突破，但在其他長期優先投入的產業，例如商用噴射引擎，仍未實現商業化飛行的關鍵跨越。與此同時，美國在各州與民間企業層面持續湧現創新成果，並非一味衰退。

報告指出，這六種迷思彼此交織、相互強化，形塑出決策層的認知盲區。當政策制定者誤把表象當成根本問題，以短期應急措施取代長期戰略布局，過度著重防守既有優勢而忽略培養新能力，最終將導致政策邏輯自相矛盾。

CSIS 認為，唯有先拆解這些錯誤前提，才能為科技競爭建立更清晰且可持續的戰略方向。

四種技術類型　各自運作的生態邏輯

CSIS 提出一套關鍵分析框架，將所有具戰略意義的技術依「應用範圍」與「製造複雜度」兩個維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這不僅是理論上的分類，更直接對應到不同的政策工具與治理思維。換言之，不同技術需要不同生態系條件，無法以單一戰略一體適用。

首先是「堆疊型技術」（Stack Technologies），包括 AI、先進半導體、量子運算與高階電信系統。這類技術具有高度分層結構與廣泛外溢效應，上層應用建立在下層基礎之上，優勢會層層放大，但風險也會同步累積。

報告評估，美國目前在此領域仍居主導地位，掌握全球約 75% 的 AI 算力。2024 年，美國發布 40 個具影響力的尖端 AI 模型，中國為 15 個，歐洲僅 3 個。

不過，這種優勢並非牢不可破。美國主要 AI 企業在晶片製造方面高度依賴台積電 (2330-TW) ，供應鏈集中帶來潛在風險。

此外，顧問機構麥肯錫公司數據顯示，僅約 7% 的大型美國企業真正完成 AI 全面部署與整合，意味著技術領先尚未完全轉化為經濟效益。

第二類為「精密型技術」（Precision Technologies），如商用噴射引擎、半導體光刻設備與衛星系統。這些產業依賴長期累積的隱性知識、穩固的供應商關係與嚴格認證制度。

以美國航空引擎產業為例，奇異公司與普惠公司的優勢，建立在數十年與美國聯邦航空總署認證制度、長期維修合約與軍民兩用研發協同的基礎上。

這種「工業護城河」不僅來自技術門檻，更來自生態體系中的信任與制度積累，難以短時間複製。

第三類是「生產型技術」（Production Technologies），例如高階機床與工業機器人。這類技術廣泛應用於各產業，但製造流程相對線性。

報告指出，美國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曾主導全球機床市場，隨後在資本市場短期壓力與政策偏誤下逐步失去優勢。中國雖持續投入，但仍多集中於中低端市場；高階機床領域目前仍由德國與日本掌握，仰賴長期工匠傳承、學徒制度與供應鏈網路。

這說明，生產型技術的競爭力往往需要跨世代的耐心投入，而非短期政策刺激即可見效。

最後則是「基礎型技術」（Base Technologies），包括稀土元素、電池材料、鋼鐵與鋁。這些產品的製造技術複雜度相對較低，但因生產高度集中，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重要籌碼。

中國掌握全球大部分稀土加工能力，並於 2025 年 10 月實施罕見的稀土與永磁體出口限制，凸顯其戰略槓桿地位。報告強調，這種優勢並非僅靠行政命令建立，而是多年專業教育體系與科研投入的結果。

CSIS 指出，四種類型彼此環環相扣：沒有稀土，晶片製造將受限；沒有高階機床，精密零件無法量產；沒有晶片，先進 AI 模型無從訓練。技術體系並非孤立存在，而是交織成相互支撐、亦可能相互牽制的網路。

因此，若戰略僅聚焦單一領域，即使短期取得突破，也難以形成持久優勢。真正的競爭力，來自在四個象限中同步打造差異化且穩固的生態系能力。

戰略處方：速度、規模與盟友

針對前述結構性診斷，CSIS 提出一套三位一體的政策架構，並將其定位為可隨競爭情勢滾動調整的「行動手冊」。

首先，是在四類技術領域全面建立「靈活度」。報告以「彈奏所有琴鍵」形容這一策略，意指不能只押注單一技術板塊。

建議行政部門與國會重新分配《晶片與科學法案》資金，將更多科研資源導向基礎型與生產型技術的薄弱環節，避免政策過度集中於尖端領域。

同時，透過設立「技術靈活性基金」，整合商務部、國防部與盟國資本，共同投資本土產業能力。

在原材料與關鍵製造方面，報告建議動用《國防生產法》為稀土分離、精煉與磁體工廠提供政府信用支持，降低私人資本的長期投資風險。

在精密型技術領域，則倡議建立類似冷戰時期巴黎統籌委員會（COCOM）的新多邊協調機制，以統一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標準，同時避免以國安名義鞏固國內既得利益，導致市場壟斷。

第二個方向，是提升政策執行的速度與規模。報告指出，美國在部署能力上存在系統性遲滯：新礦場從勘探到投產平均需時 29 年，資料中心建設積壓期長達 3 至 5 年，各州監管分歧進一步拖慢進程。相較之下，中國可在約兩年內完成超級工廠從動工到量產的轉換。

為此，報告建議對礦業與重大基礎設施引入具法律約束力的「限時審批」程序，並由商務部主導重整製造業試點計畫，設立面向特定產業的「擴散加速器」，縮短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時間。

此外，應建立全國性的 AI 人才聯盟，以統一標準化認證機制，取代目前零散且效率不彰的職訓體系，確保技術投資能轉化為實際生產力。

第三，是「守護創新網路」。報告對現行出口管制策略提出批評，指出過度寬泛的禁令可能將美國企業排除於中國市場之外，反而讓競爭對手獲得收入與規模學習機會，削弱美國自身實力。

因此，報告建議改採更精準、以具體行為為對象的管制模式，例如打擊傾銷、強制技術轉讓與掠奪性投資，而非全面性產業封鎖。

同時，報告主張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查權限，加強大學研究安全規範，並對智慧財產權竊取行為施以更符合「戰略損失」程度的民刑事處罰，而不僅限於商業層面的損害評估。

在整體架構中，盟友被視為不可或缺的一環。報告直言，美國近年貿易政策的反覆與關稅措施，使德國機床製造商、日本精密設備企業、韓國電池廠商與荷蘭半導體設備商等關鍵夥伴產生疑慮。

這些國家與企業是供應鏈韌性與創新能力的倍增器，而非可隨意交換的談判籌碼。

因此，報告建議推動「友好貿易協議」，以可驗證的產業合作里程碑為條件，設計階段性關稅減讓機制，將盟友納入更緊密的供應鏈協作框架之中。

行動窗口正在收窄

最後，CSIS 的《Tech Edge》報告援引美國歷史經驗指出，生態系優勢並非天生，而是經由制度設計與長期投入所重建。

其中，網際網路源自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的早期資助；生物技術革命受到 1980 年《拜杜法案》的制度激勵；農村電氣化則仰賴政府、私營部門、大學與勞工團體的協同推進。

報告指出，這段歷史並非用來鼓舞自滿，而是為了說明：成功的政策路徑曾經存在，也可以再次被構建。

然而，CSIS 同時坦率指出，當前挑戰的複雜程度已超越過往任何時期。美國今天面對的，不再是相對封閉的蘇聯，而是一個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同時具備創新能力與產業規模的中國。

競爭已不僅是軍事或意識形態層面，而是跨越材料、製造、算法、人才與市場的全方位博弈。

報告也提醒，美國優勢並非一勞永逸。聯邦研發支出占 GDP 比重長期下滑，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削弱了全球人才吸引力，國內政治極化則使跨屆、跨黨派的長期戰略難以延續。技術領導地位若缺乏制度性保障，將在結構性侵蝕下逐步流失。

因此，報告提出一個明確的時間框架：若 2025 年是警示之年，2026 年便必須成為行動之年。

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面臨的選擇十分清晰：要不是圍繞技術領導力形成穩定共識並推動制度改革，就是陷入關稅對抗與政治內耗，削弱自身難以複製的制度優勢。

CSIS 表示，這只是滾動式研究的起點，未來將針對 AI、電池、量子運算、晶片等關鍵領域分別推出深度評估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