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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國學界在對中戰略上經歷了顯著的範式轉移。學者蔡泓宇在《當代美國評論》撰文指出，隨著傅高義 (Ezra F. Vogel)、芮效儉 (J. Stapleton Roy) 等老一代「中國通」淡出舞台，一批出生於 1970 至 80 年代、於 2001 年後開啟職業生涯的新生代「中國通」正迅速崛起，成為美國對中戰略競爭的實際「操盤手」。這場代際轉換不僅涉及學術背景的更迭，更深刻地改變了美國對中政策的理論根基。
蔡泓宇將這批新生代學者依據其對競爭「目標」與「手段」的立場差異，系統性地劃分為四大陣營：
蔡泓宇分析指出，新老兩代「中國通」在三大關鍵問題上呈現對壘態勢。首先是對「接觸」政策的評價：新生代普遍認為「接觸」已經失敗，未能如預期推動中國政治經濟自由化；老一代則強調該政策在減少貧困、促進全球增長及區域安全上的漸進成效。
其次是對「中國威脅」的認知：新生代視中國為體制性與生存性威脅，並關注「中國崛起見頂論」；老一代則認為中國的行為多源於防衛性動機及國內問題，並非尋求全球霸權。最後在處理對中關係上，新生代強調以「競爭」定義雙邊關係，主張主動反制與提升自身實力；老一代則呼籲在競爭中維持合作，尋求良性互動與互利共贏。
蔡泓宇認為，這種認知差異源於多重因素。時代背景是核心：老一代親歷冷戰與改革開放初期，對中國的轉變抱有更多信心；新生代則只見證了實力強勁且敢於對抗的中國形象。此外，實力對比的變化使新生代產生「戰略焦慮」，其觀察工具從自由主義轉向現實主義。
學術訓練的轉向亦不容忽視：老一代多具備深厚的漢學與經驗主義背景，對中國社會有感性認知；新生代則多受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方法論訓練，以「冷漠」的理性態度將中國視為純粹的研究對象，較難理解中國政策背後的複雜性。同時，美國國內「對中強硬」的政治正確氛圍，也固化了新生代學者的鷹派立場。
這批新生代學者正透過「旋轉門」機制進入政府 (如拜登政府中的拉特納與杜如松)，或透過國會聽證會影響《晶片與科學法案》、《國防授權法》等法案的制定，將其研究成果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條款。
蔡泓宇總結，美國學界的代際轉換已成定局。雖然「共存派」目前佔據主流，但新生代所追求的「合作」已非關友好，而是基於利益考量的不得已選擇。面對這一新現實，中國應主動塑造中美戰略博弈，推動關係邁向新的「穩態與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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