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美國社會主義的復興能否成功？

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正迎來數十年來最受矚目的時刻。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DSA）會員人數已達13萬人，支持該組織的候選人在國會及地方選舉接連取得勝利，民主社會主義也重新成為美國政治的重要議題。

《紐約客》（The New Yorker）即將於11月16日刊出的文章指出，這股聲勢讓人想起1912年。當時美國社會黨擁有12萬名黨員，全美約有300種社會主義報刊，總統候選人德布斯（Eugene V. Debs）更以結束「工資奴役」為競選訴求。全美有逾千名社會主義者擔任公職，包括56名市長、160名市議員及145名其他地方民選官員。

文章作者、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 Jill Lepore 認為，當年的社會主義運動聲勢之盛，甚至讓人相信，一個新的政治時代即將到來。如今，歷史似乎正在重演，但這次社會主義運動面對的環境已有所不同。

除了如何在民主黨內擴大影響力，當代社會主義者還必須回答另一個問題：當人工智慧（AI）可能改變工作與生產方式，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究竟會是什麼模樣？

從1912年社會黨到2026年DSA

1912年是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最輝煌的年份之一。當時民眾對企業托拉斯、百萬富翁及寡頭壟斷政治權力的不滿日益升高，兩大政黨又被批評漠視勞工權益，加上最高法院接連推翻聯邦所得稅及限制工時的法律，讓社會主義者獲得更多支持。

密爾瓦基報人伯傑（Victor Berger）於1910年當選聯邦眾議員，成為美國首位當選國會議員的社會主義者。他曾與鐵路工會領袖德布斯共同創立美國社會黨。隔年，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市也選出社會主義市長，承諾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盡可能落實社會主義原則，包括降低電車票價。

1912年社會黨代表大會通過的政綱，將資本主義造成的高昂生活成本、勞工惡劣工作環境及財富寡頭剝削列為主要批判對象，並主張鐵路、電報線路、礦山、森林、油井、銀行及貨幣體系等資產應由集體持有。

在勞工政策方面，政綱要求縮短工時、每周工作不超過五天半，建立最低工資、退休金、職災及失業保險制度，並廢除童工。此外，社會黨也主張實施累進聯邦所得稅、賦予女性投票權，甚至廢除參議院、總統否決權及選舉人團制度。

如今，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正重新高舉這面旗幟。DSA目前擁有約13萬名會員，其中包括聯邦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及特萊布（Rashida Tlaib），全美各地也有數百名獲其支持的州及地方官員。

DSA並非政黨，但今年夏天公布的新政綱，與1912年美國社會黨的主張有不少相似之處。該組織將目標定為改造社會、建立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並批評美國現有政黨受到億萬富翁及戰爭販子資助。政綱甚至提出廢除參議院，並以由國會選出的行政及司法機構取代總統與最高法院。

這些主張也引發政治反彈。民主黨內部分人士公開批評DSA政綱，福斯新聞主持人布雷姆（Shannon Bream）曾訪問DSA共同主席羅默（Megan Romer），詢問她是否支持廢除邊境、赦免所有非法居留者、取消五角大廈預算及大幅廢除監獄制度。羅默對相關提議表示認同，並稱這些目標將分階段推動。

不過，選舉結果顯示，這股政治力量並未因爭議而消退。2026年期中選舉中，6名DSA成員在加州、科羅拉多州、密西根州、紐約州及賓夕法尼亞州贏得國會席次，其中兩人成功連任。DSA支持的候選人也拿下洛杉磯、華盛頓特區、密西根州安娜堡及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的市長選舉。

即使未能勝選，社會主義者也從選戰中取得政治成果。DSA成員尼克森（Angie Nixon）挑戰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穆迪（Ashley Moody），最終仍告落敗，但穆迪的勝選差距僅2.9個百分點。紐約市長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則在民主黨州長霍楚爾（Kathy Hochul）的選舉之夜活動上表示，民主黨必須重新成為勞工階級的政黨。

美國為何始終沒有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

美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也從未在兩大政黨中取得主導地位。這與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發展形成鮮明對比，也讓早期美國社會主義者感到意外。畢竟，美國從貴格會教徒到歐文主義者，都有悠久的社群主義實驗傳統。

社會主義真正成為美國政治焦點是1893年經濟恐慌之後。鐵路大亨普爾曼削減工人工資，德布斯因此號召罷工，並於1895年因組織罷工遭到逮捕。探監期間，伯傑帶了一本《資本論》給他。

德布斯原本是民主黨人，直到1897年，富豪資助的競選活動讓威廉·麥金萊當選總統，他才逐漸認定政治權力掌握在富人手中，進而轉向社會主義。

1906年，德國經濟學家桑巴特提出一個至今仍受到討論的問題：「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他認為，美國工人尚未承受晚期資本主義最嚴重的衝擊，生活中的物質享受也削弱了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他甚至以烤牛肉和蘋果派形容美國人對舒適生活的追求，認為這些日常享受足以讓社會主義烏托邦失去吸引力。

美國社會黨確實曾在1912年達到高峰，但此後便逐漸衰退。部分原因是民主黨開始吸收社會黨提出的改革主張。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當選總統後，民主黨推動聯邦所得稅及參議員直選等憲法修正案，最低工資、工時限制、廢除童工、退休金及失業保險等政策，也陸續在各州取得進展，後來更在羅斯福新政期間擴大實施。

另一方面，社會黨內部分裂也削弱了運動力量。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美國社會主義者對革命路線產生分歧，部分人轉向共產主義。社會黨反對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則透過《間諜法》及《煽動叛亂法》打壓反戰聲音，數百名社會主義者遭到起訴，德布斯也身陷囹圄。

1920年，仍在獄中的德布斯以「從監獄到白宮」為口號再次參選總統。到了1925年，他已坦言社會黨幾乎名存實亡。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社會黨繼續因反戰立場及內部分歧失去影響力。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認為，到了1950年，在麥卡錫主義及第二波紅色恐慌影響下，社會主義已不再是美國政治與社會中的重要力量。

此後，學界提出多種解釋，包括美國缺乏封建歷史與既定階級制度、政治制度不利第三勢力生存、社會主義者未能與工會建立穩固聯盟，以及政府對左翼政治活動的壓制等。

貝爾則將衰退歸因於社會主義者內部的分裂，以及始終無法解決的路線問題：究竟應接受資本主義制度，透過勞工運動從內部改革，還是像共產主義者一樣，徹底與資本主義對抗？Lepore指出，這項難題至今仍困擾美國左翼。

社會主義透過民主黨重新取得影響力

儘管社會主義作為獨立政黨逐漸衰退，其政策理念卻持續影響美國政府。從進步主義時期、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新政到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的「偉大社會」政策，社會主義者都曾發揮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哈林頓（Michael Harrington）。

哈林頓曾加入天主教工人運動，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並投入民權運動。他認為，美國社會主義者不應只專注於維持一個獨立政黨，而應推動政治重組，建立能夠結合勞工、自由派及非裔美國人的第二大政治力量。

1962年，哈林頓出版《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將焦點放在繁榮年代中仍生活於貧困的人群。這本書後來受到《紐約客》長篇書評《我們看不見的窮人》推動，逐漸引起政治圈關注。時任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海勒據稱將書評交給甘迺迪，相關討論後來也成為甘迺迪及其繼任者推動「向貧困宣戰」政策的背景之一。

1968年，哈林頓成為社會黨領袖，但他始終認為社會主義不應局限於一個獨立政黨。1972年，他辭去社會黨共同主席職務，隔年參與組建後來於1982年正式更名為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的組織。

DSA在桑德斯2016年競選總統後開始加速擴張。近年來，隨著貧富差距擴大，民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也有所上升。蓋洛普今年秋季公布的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率升至43%，創下新高；此外，約三分之二受訪者支持全民醫療保險。

從歷史來看，社會主義在美國貧富差距擴大時較容易獲得支持，在整體經濟繁榮時則相對衰弱。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所得占比自1970年代以來持續上升，目前已達1920年代以來最高水準。相較之下，平價醫療、住房及高等教育的取得難度增加，也讓社會主義訴求重新獲得關注。

民主黨過去曾在進步時代推動勞工立法、競選資金改革、社會福利及反托拉斯政策，但從柯林頓（Bill Clinton）到拜登（Joe Biden），民主黨在這些領域的改革成果已不如以往。Lepore認為，這也有助於解釋桑德斯在2016年的崛起，以及DSA近年的擴張。

AI時代的社會主義烏托邦

然而，當代社會主義者若要建立新的政治力量，仍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他們究竟想建立什麼樣的社會？

主張經濟由中央規劃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如何描繪未來社會卻往往抱持矛盾態度。馬克思曾提醒人們，不應替未來社會撰寫一套「食譜」，但他也曾想像，在沒有資本主義及勞動分工的世界裡，人們可以上午打獵、下午捕魚、晚上放牧，飯後再從事批判活動。

近一個世紀後，經濟學家凱因斯也曾預測，科技進步將讓人類逐漸擺脫繁重勞動，進入經濟富足、休閒時間大幅增加的時代。不過，他也提出新的難題：當人們不再需要長時間工作，該如何運用增加的閒暇？

近年民主社會主義者開始更積極地描繪理想社會。經濟學家、哲學家及《雅各賓》雜誌創辦人合著的《藍圖：社會主義如何在現實世界中運作》，便試圖提出一套公平社會的具體模式，描繪人們未來可以將更多時間用於閱讀、烹飪、旅行及親近自然。

DSA今年公布的政綱也提出類似想像：在沒有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人們可以早上送孩子上學、辦理日常事務或就醫，下午運動、學習新技能或閱讀，晚上則與親友聚餐、看電影或散步。

Lepore指出，這種未來圖像與科技業領袖對AI時代的想像相當接近。馬斯克及OpenAI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都曾談論一個由AI與自動化帶動富足、降低人類勞動需求的世界。當生產力不再依賴大量人力，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經濟規劃與資源分配，也可能與科技業的發展願景產生交集。

馬斯克認為，未來人們可能不再需要工作，並透過全民基本收入獲得保障。他甚至提出「全民富足收入」的概念。奧特曼則曾提出「全民基本算力」構想，讓每個人都能取得一定程度的運算資源，並自由使用、出售或捐贈。他相信，人們最終會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

馬斯克也曾以種菜為例，說明即使未來人們可以直接到商店購買食物，仍有人會因為喜歡而選擇自己種植。

哲學家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在2024年出版的《深度烏托邦：一個已解決世界中的生命與意義》，則進一步探討後稀缺、後工作社會的可能性。他認為，當物質需求及勞動問題獲得解決，人類將面臨更難回答的「意義問題」：如果不再需要工作，人們又該如何找到生活目標？

這種社會主義與科技決定論的交會，正是Lepore眼中當代美國左翼面臨的新局面。對2026年的社會主義者而言，融入民主黨可能意味著放棄徹底取代資本主義的目標，轉而爭取全民醫療保險及綠色新政等較具體的改革。

但另一股力量也正在改變未來想像。文章最後指出，科技巨頭掌握的資源與影響力，可能比任何政黨都更有能力推動AI時代的社會變革。問題在於，當AI讓人類不再需要工作，究竟會帶來人人共享的富足，還是一個人類因不再被需要而失去社會位置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