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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虛擬貨幣被抓非法經營罪為何又改為幫信罪?如何辯護?

金色財經

作者:邵詩巍律師

在辦理虛擬貨幣相關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遇到過這麼一種情況:當事人從事USDT場外交易(OTC),因某張銀行卡收到了地下錢莊換匯鏈條中的人民幣打款,被公安機關以涉嫌非法經營罪立案偵查。但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發現非法經營罪的證據鏈存在不足,不足以認定當事人構成非法經營罪。

案件到這一步,按理來說,證據不足就應應當做出不起訴決定。但是,檢察機關做出的決定是,轉變指控思路,不再追究非法經營罪,轉而以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幫信罪)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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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決定轉向幫信罪的邏輯是這樣的:幫信罪要求上游存在資訊網路犯罪。雖然該案上游並非網路犯罪,但檢察機關發現,當事人名下的其他銀行卡,此前曾經收到過網路賭博、電信詐騙等資金而被凍結銀行卡。雖然針對這些凍卡事件,OTC商家當時已經和當地公安溝通並提交了材料,銀行卡也做了無責解凍處理。但檢察機關仍認為,這些記錄正好可以用來作為認定U商構成幫信罪的上游犯罪要件。

邵律師認為,這種強行將非法經營轉幫信罪的做法,很不合理。但卻是司法實務當中的實際情況。所以,這個認定思路是否經得起推敲?幫信罪的「上游犯罪」到底應該怎麼理解?

1 幫信罪的上游犯罪,必須對應被指控的幫助行為

幫信罪規定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核心表述是「明知他人利用資訊網路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網路接入、服務器託管、網路儲存、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

這句話里有三個要件需要同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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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個「他人」在利用資訊網路實施犯罪,這是上游犯罪;

  • 行為人「明知」這件事;

  • 行為人為這個犯罪提供了支付結算等幫助。

  • 關鍵在「為其犯罪提供幫助」這幾個字。「其」指向的是前面那個特定的「他人」,「犯罪」指向的是那個特定的犯罪行為。所以幫信罪的鏈條是一條線——某個人實施了某個資訊網路犯罪,行為人明知這件事,還為這個人的這個犯罪提供了幫助。上游犯罪、主觀明知、幫助行為,三者必須指向同一個人、同一件事。

    這意味著,幫信罪當中的「上游犯罪」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是說「這個世界上存在資訊網路犯罪」就夠了。它必須是一個具體的、與被指控的幫助行為相對應的犯罪事實。

    2 其他銀行卡的涉案記錄,不能補足本案上游犯罪

    回到前面說的情況。當事人A卡收到的是地下錢莊換匯的資金,這是本案的核心事實。檢察機關認為非法經營罪證據不足,轉向幫信罪。但幫信罪需要上游犯罪是資訊網路犯罪,於是檢察機關找到了當事人B卡、C卡之前收到網賭、電詐資金的記錄,用這些記錄來認定上游犯罪成立。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前置問題:地下錢莊換匯所涉及的非法經營行為,本身是否屬於幫信罪所要求的『利用資訊網路實施犯罪』?這個判斷在不同業務場景下結論可能不同,邵律師在《幫信罪的上游犯罪,必須是"利用資訊網路實施的犯罪"——以虛擬貨幣買賣外匯類非法經營案為例(二)》一文中有專門分析。但即使先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僅從事實對應關係來看,檢方的論證思路也存在問題。

    這個論證思路的問題在於:B卡收到的網賭資金和C卡收到的電詐資金,對應的是另外的交易、另外的上游犯罪人、另外的犯罪行為。和A卡收到地下錢莊換匯資金這件事,是完全不同的事實。

    幫信罪要求「為其犯罪提供幫助」,「其」是特定的上游犯罪人。如果本案審理的是A卡收款這件事,那上游犯罪就應該是向A卡打款的那個人所實施的資訊網路犯罪。B卡和C卡上發生的事情,涉及的是不同的交易對手、不同的資金來源、不同的犯罪行為。把B卡的上游犯罪拿來充當A卡的上游犯罪,等於是用一件事的證據去填補另一件事的要件缺失。

    如果B卡收到網賭資金這件事確實能構成幫信罪,那它應該作為一個獨立的犯罪事實來指控——上游犯罪人是網賭組織者,幫助行為是B卡的那筆收款。但這是一個獨立的事實,不能和A卡的事實混在一起。檢方不能用B卡的上游犯罪去補A卡的上游犯罪缺失。

    邵律師在辦理此類虛擬貨幣幫信罪案件時,會重點審查起訴書中指控的幫助行為和上游犯罪之間是否存在對應關係。如果對應關係不成立,幫信罪的構成要件就不完整。

    3 以前因涉案資金凍卡,能證明本次交易「明知」嗎?

    實務中檢察機關可能還有另一種論證方式:檢方可能不是用B卡、C卡的事實去證明A卡的「上游犯罪」,而是用B卡、C卡的事實去證明OTC商家的「主觀明知」。

    邏輯是這樣的:OTC商家的銀行卡之前已經因為收到網賭、電詐資金被凍結過,被公安機關詢問過。他知道自己的銀行卡有可能收到犯罪資金。在這種認知背景下,他繼續用銀行卡收取來源不明的第三方打款,可以推定他「明知」自己可能在為資訊網路犯罪提供支付結算幫助。

    這個論證和前面那種不一樣。它不是用B卡的上游犯罪替代A卡的上游犯罪,而是用B卡的凍卡經歷來證明當事人在A卡交易時的主觀認知狀態。這在邏輯上比前一種更站得住,因為它針對的是「明知」要件而不是「上游犯罪」要件。

    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著沒有辯護空間。邵律師在辦理類似案件時,會根據行為人的實際情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回應:當事人之前的卡確實被凍結過,但正因為有過這個經歷,他後來更換了交易方式、更換了交易對手、加強了資金來源的審核。之前的經歷恰恰說明當事人變得更加謹慎,而不是說明他「什麼錢都敢收」。如果當事人在A卡的交易中確實採取了比此前更審慎的操作方式,比如核實了交易對手的身份、確認了資金來源的合理性、交易模式長期穩定,那「之前被凍過卡」這個事實,反而可以成為辯護的支撐點。

    這個辯解是否成立,取決於當事人在A卡交易中的實際操作細節。所以,辯護律師在介入此類案件後,要第一時間梳理當事人各張銀行卡的交易時間線、交易對手資訊、每次凍卡後的處理方式和後續行為變化,來形成完整的事實還原。

    4 非法經營罪改訴幫信罪,關鍵要審查哪些證據?

    幫信罪的上游犯罪必須與被指控的幫助行為一一對應,不能跨事實替代。A卡的幫助行為對應A卡的上游犯罪,B卡的事實只能用於B卡自身的指控,不能拿來填補A卡事實中上游犯罪要件的缺失。至於B卡C卡凍卡的經歷能否用來推定主觀明知,取決於當事人在後續交易中是否確實採取了更審慎的做法。

    對於正在經歷這種情況的當事人來說,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兩個:

    第一,起訴書里指控的幫助行為和上游犯罪之間是不是同一筆交易、同一個對手,有沒有被混用;

    第二,之前凍卡的經歷被檢方拿來證明什麼——是在證明上游犯罪還是在證明主觀明知,這兩個論證方向的應對策略完全不同。

    把這兩個問題分清楚,辯護才有方向。

    來源:金色財經

    發佈者對本文章的內容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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