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俏彬：化解產能過剩最主要是改變激勵機制

和訊網消息 3月27日，「國有企業改革—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理論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和訊網作為特邀媒體全程報道。

在以《產能過剩之痛》為主旨的演講中，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部教授馮俏彬表示，當前在討論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中，大家不約而同的認為化解產能過剩必須和國有企業改革聯系起來，這是一個基本的出路。馮俏彬強調，對當前化解產能過剩來講最重要的應該是，化解產能過剩要改變它的激勵機制，分兩個方面，一個是GDP和干部考核制度，第二是財稅體制改革。

以下為文字演講實錄：

馮俏彬：各位專家，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題目是《產能過剩之痛》。在化解產能過剩，追求供給側改革非常熱，我們也參加了很多供給側改革方面的會，也講了很多課，總的感覺，現在供給側改革提出的五大任務，很多方面解讀為供給側改革的本身，作為我們來講不是太贊同這種看法，因為供給側改革既有短期問題，也有長期問題，包括去產能在內的五大任務是「十三五」期間的重點任務，重點是清除過去刺激政策過頭的一些政策後果，真正的供給側改革還是在五大要素改革方面。不管怎麼說，現在各方面開會討論最多的是去產能的問題，討論去產能時就涉及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所以，不同角度都指向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

在討論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中，還是人的問題，債務的問題，以及資產重組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回過頭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就體會到產能過剩在我們國家到底是怎麼形成的，現在一般都公認我們國家的產能過剩當然也有市場方面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還是體制性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這方面有很多數據可以說明，前兩天我們看到一個數據，我們國家有兩百多個行業目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全行業的，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大家關注的化解產能過剩指向國有企業之外，實際上在國有企業之外，大量的民企和大量現在並沒有提上我們化解產能過剩五大行業名單當中的，也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的問題。。

看待產能過剩有時要看它到底在什麼地方，目前大家最關注的，第一個主要集中在資源和能源行業，這些行業可能也是國有經濟比較大的方面的一些行業。才智的研究中發現，僵屍企業目前主要出現在中等發達地區，而不是我們講的最不發達的地區和最發達的地區，主要集中在中等發達的區域。國有成分在僵屍企業中占的比重是比較大的，整個比重大概達到40%以上。所以，這個是當前在討論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中大家不約而同的認為化解產能過剩必須和國有企業改革聯系起來，這是一個基本的出路。

我們注意到的問題，不只是在國有企業，實際上在產能過剩的行業，這個產能過剩是包括很多民營企業他們所在的區域，實際上都存在着產能過剩，這當中就說明產能過剩這個問題並不見得只是一個國有企業的問題，可能其中還有更復雜的問題，我認為這和我們經濟主導，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相關，就和我們長期以來我們國家本身是一個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和這種模式直接相關的。這種模式實際上無所謂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只要是在我們這種增長模式下面，它所形成產能過剩的機理本身就是客觀存在的。

此前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關於產能過剩的一個專題的研究，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就發現形成體制性產能過剩主要是因為政府采用一系列的措施扭曲了要素投資價格信號，形成了一個政府價格信號，這個政府價格信號就是在投資的時候由政府給出的信號，而不完全是市場本身的信號，當然有一些概念上的界定，也有一些特征方面的說明，這種說明的意思，這個信號的基本特征是低於市場價格的，在這種低於市場價格的扭曲形的價格信號的引導下形成了全社會的投資過度。在形成價格信號的方式上有很多方式我們把它總結為7條，包括財政補貼、銀行信貸、低廉的土地價格、資源價格、電價、水價補貼、稅收優惠，在我們原來的研究中有很多例子，有一些比較生動的例子，像土地價格，2004年大家討論鐵本事件，當地政府就以低價出讓土地的方式為企業提供了大約18億元的投資補貼，資源價格，有一個資源大省當年規定在當地投資超過40億元每投資20億就可以為它配備一億噸煤炭儲量的開采，有的企業可以投資40億元獲得600億元的投資補貼。政府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價格信號，這就是我們平常經常聽到政府官員對企業家的一句話「你們不僅要研究市場，還要研究政府，還要研究政策」，當時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對我的觸動非常強烈，企業家不能只研究市場，要研究政府，要研究政策。原因是什麼？就是我們政策當中就是利潤空間，而且非常大的利潤空間，這種利潤空間比辛辛苦苦研究市場、研究需求會帶來更大的利潤，這是它的基本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正是因為我們形成了一個低於市場價格的政府價格，所以，造成企業家集體失智。明明知道這個行業已經產能過剩了，但是還有人前赴後繼的進入。從全社會的角度形成一個投資過度，這個當然就是產能過剩產生的根源。我們想表達的意思就是產能過剩表現大家討論更多的和國有企業改革相聯系，但是產能過剩的背後有更深層的原因，這種深層原因是政府對於我們社會資源的動員能力、掌控能力過於強大所形成的一套低於市場價格的政府的特殊價格所形成的一個基本的現象。所以，這種基本的現象形成以後，到了一定的時候它會超過一定的限度，到這個時候就進入了化解產能過剩。

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和近期做這方面研究的時候非常明顯的感到這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和企業是政府通過政府價格信號刺激出來的，但是在化解產能過剩的時候，我們采用的方式同樣也是行政化的方式。比如當年我們放低環保質量方面的要求，現在我們標准就是反向操作，我們要把一些企業擠出這個行業的辦法就是提高標准，以前是同意貸款，現在是停止放貸，以前我們給這個企業批土地，甚至免費低價供地，現在不供地。還是一種行政化操作的方式，這種方式就非常的明顯。

現在的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基本就可以看到產能過剩的問題就成了一個周期性的問題，但這個周期問題不是市場周期，而是體制周期，有人做過研究，產能過剩的問題每隔多久我們討論一次呢？大概每隔十年到二十年，十年是一個產業擴張期，十年以後我們就開始討論產能過剩的問題，這個問題在90年代的時候討論的是紡織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到現在我們討論的是鋼鐵、水泥等等行業的產能過剩的問題。當時使用的方式是行政化的方式，甚至極端的方式，現在化解鋼鐵產能使用的方式是高爐炸掉，有些生產線直接關掉，都是比較極端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前段時間大家討論一個問題，90年代討論紡織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今天討論鋼鐵、水泥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如果我們體制性的原因不消除或者不減弱的話，再過十年我們要討論的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熱衷於發展的新能源汽車、大數據產業，包括我們講的有些地方特別先進的機器人(300024,股吧)，我們就會在十年以後再來重新討論這些行業出現的產能問題。所以，這就是一個循環。我們在討論產能過剩的問題的時候，除了要看到它所形成的體制性的原因，這種體制性的原因不僅僅在國有企業上有體現，而是在全社會，各個行業，各個領域都有體現。因此，我們要反思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問題。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它肯定是有利有弊的，我們短短三十年從世界排名倒數進展到世界第二，這就是我們體制的一種特點，我們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干成大事，能夠在短是的時間內取得非常重大的發展，這是它的利。回過來看它的弊，我們看到全行業、全領域的產能過剩，這些問題沒有好好得到進一步探討。任何事情當然都是有利有弊、有成本有收益，但是問題是我們怎麼使成本能夠更小一些，使我們的收益更大一些。所以，這方面就有兩個非常矛盾的心情，一個方面我們這個體制有我們的好處，實現了高速增長，而且把中國在短短三十年時間內帶到了世界經濟體量第二的令人眩目的位置上。另一方面我們付出的代價就是我們每隔十年二十年就討論產能過剩這樣一些問題。這當中的平衡點到底在什麼位置是一個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

講到供給側改革的時候大家有個共識，現在我們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之一就是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也正在由投資拉動型經濟向消費驅動型經濟，消費型經濟有一種觀念認為目前的消費型經濟正在浮現，換句話說，消費經濟學未來還有很多值得討論的空間。消費經濟學大家知道它的基本特點，在這個時候相對於投資拉動型經濟它可以辨識出的某些投資領域投資需求特征之外，消費型經濟面對的居民的個體是極其龐大。以前政府投資主要是看政府，政府要投什麼，企業就跟着這個信號去生產，現在如果消費型經濟時代面對的數以億萬計的分散的變幻不定的消費者，他們之間多樣化、個性化、差異化的這些消費需求怎麼樣形成最短的反應鏈，在企業這端有反應，而中間不一定經過政府這個環節，我覺得這當中有很多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消費型經濟所內涵的這種復雜性，以及個體和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這種機制非常類似於控制論中所講的復雜系統，准確的說叫復雜的活系統，在這個活系統中個體相互反應的程度，需要足夠的信息，需要一個簡單的規則，需要基本的信息平台，但是作為這個系統的管理者本身它並不需要對每一個個體多加關注，對每一個個體的行為，甚至對結果完全的進行控制，它只需要設定一些基本規則。所以，我感覺這當中的問題，我們現在經濟系統本身也越變越復雜，無論是我們前一階段看到的股市的異常波動，還是我們近期所看到的房地產市場的情況都說明再一個復雜系統當中個體不完全理性的個體之間相互行動可能產生出一種巨大的沖擊力，這個過程中管理經濟的方式本身要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這方面的思考可能才開了一個頭，還沒有完全得到闡述。但是有一個基本的看法，在面對這樣的復雜活系統的時候，政府本身確實有一個調整職能的問題，這個職能我們歷次在中央文件闡述的政府要履行的四大職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對投資行為，對市場行為要設定規則、提供信息，提供基本的形態，然後這些不同的個體之間相互的自發的識別、反應和相互連接。這樣的情況下談論供給側改革，化解產能過剩確實要高度重視我們講的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這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建議，但是在所有的建議當中我個人覺得對當前化解產能過剩來講最重要的應該是我的第四條和第五條，化解產能過剩要改變它的激勵機制，兩個方面，一個是GDP和干部考核制度。第二是財稅體制改革。我們和一些地方領導接觸的過程中，提出五大創新理念，大家也都在學習，但是真正的你看各個地方政府的規劃，比如他們的「十三五」規劃，大多數時候還是以項目為主，以建設為主，很多地方提出的「項目為王」那是說得非常響亮的。我們這種理念要落實到具體的改革實踐當中，它一定有一個背後的具體機制的調整，這種機制的調整我認為就是激勵機制，要把這個激勵機制做對，是GDP和干部考核制度。

另外是財稅所形成的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在這個問題上，今年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是中央和地方事權的調整。近期由於營改增出台，很多地方開始討論重新要劃分中央和地方關於增值稅的分享比例的問題。我理解它的調整方向，應該是提高地方政府在增值稅分享中的比例，現在的分享比例是75：25，下一步應該把地方政府分享的25提高到一個更高的狀態。這個問題我認為就和我們主張的由政治轉變職能退回到在市場經濟管理復雜系統所需要的職能方面是背道而馳的。因為增值稅是一種生產經營，是一種流轉性的稅種，如果提高地方政府在增值稅方面的分享比例很可能矯正不了，改變不了地方政府深深的植根於推動經濟、發展經濟這方面的基本利益。我注意到財政部的表述要出台一個過渡性的調配方案，我們希望最終的調配方案是增值稅的稅種更多的向上面提，地方政府不從中分享。另一方面適應消費時代的到來，消費稅這種特別適合於地方從投資重點轉化為消費重點，轉化為當地消費環境的建設，這種就應該放到地方。這兩方面，在我們財稅體制改革上怎麼和這些大的經濟發展的長遠思考聯動起來，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再進一步深化研究的。有些方面因為還沒有完全形成文，主要還是停留在想法的階段，不當之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