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西方對中國內政外交的五大誤讀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得西方世界對中國政治感覺到巨大的不確定性。的確，十八大以來，無論在個人層面還是在體制層面，中國政治外交引入了諸多變化，改變了以往的運作方式。在中國經濟進入一種新常態的同時，政治也已經進入了一種新常態。正因為是政治新常態，西方一些人對現行政治充滿了猜疑。各種猜疑的背後就是西方一些人對中國政治的誤讀。在很大程度上，種種誤解和誤讀已經開始影響到一些國家的對華政策。

概括地說，西方的誤讀主要表現在五個大方面。

第一，十八大以來政治的集權趨向。十八大之後，集權的趨向很是明顯，例如成立了包括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和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在內的領導小組，迅速改變了十八大之前頂層權力比較分散的局面。近來高層又進一步回歸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政治核心」概念。這些變化迅速影響了西方對中國政治的看法，人們擔憂中國政治是否因為集權而再次走向個人專制，政治體制是否會回到從前的高度神秘狀態，決策不透明，難以預測。

這里的問題並不是中國高層新的集權方式本身，而是人們對集權的判斷。在觀察中國政治過程中，人們往往對分權賦予積極的意義，把分權和民主化聯系起來，而把集權賦予負面的意義，把集權和專制聯系起來。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毛澤東時代個人集權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人們對集權談虎色變。這種心態不僅流行於西方，也流行於很多中國人中間。不過，實際上，從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來看，集權並不包含這樣的道德判斷涵義，集權需要做更多的理性分析。

改革需要權力的集中

十八大之後，集權為什麼變得需要？簡單地說，從前的頂層權力分散的運作方式難以為繼，如果繼續下去就會損害到執政黨的生存與發展，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這種情況。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分布過於分散，每個成員只負責各自的領域，並在該領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終的發言權，並且各個成員之間的有效協調並不存在。這種體制類似於頂層「分封制」。正是這種制度特征才造成後來的「周永康現象」，即「團團伙伙」現象，或者政治學上所說的「寡頭政治現象」。周永康、令計劃、軍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屬於黨內寡頭政治。黨內「團團伙伙」的形成使得頂層權力不再正常運作，而是過度的制衡。更嚴重的是，黨內「團團伙伙」的形成直接威脅到了執政黨的生存和發展。這種威脅遠遠超出了今天的經濟腐敗行徑所能帶來的威脅。此外，改革的頂層設計、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礙、推行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等等，都要求有權力的集中。沒有有效的權力集中，所有這些方面的情況都會惡化，直到最後危機的爆發。

近來提出新的「核心」概念，問題的核心不是是否要回到十六大之前的體制，而是政治責任問題。鄧小平曾把核心的必要性說得非常清楚。不過，人們總是把核心和「個人專制」聯系起來。實際上，鄧小平這里所強調的並不僅僅是核心的權力，更是核心所要承擔的政治責任。任何政治體制下，都必須有人承擔主要的政治責任，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都是如此。承擔政治責任是任何一個體制有效運作的要求。在十八大之前，中國形成了人們所說的「集體總統制」。但在這個制度下，經常出現集體決策導致無人決策，集體負責導致無人負責的局面。十八大之後，政治責任落實到位。權力與責任是一個職位的兩個方面，因此，在人們看到權力集中的同時，也必須理解政治責任承當的重要性。

再者，權力的集中化並沒有增加西方一些人所認為的中國政治的「神秘性」。公開透明度是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盡管這方面仍然有巨大的空間，但總體趨勢呈現出更多的公開和透明。十八大之後成立的這些領導小組和以往的領導小組不同，以往的都是非正式的、不公開和透明的，人們不知道小組是否存在、成員是誰，如何運作的。但十八大之後設立的小組都是正式、公開、透明的，小組的活動都公諸於眾。

西方所擔憂的第二個頂層政治變化是政治的制度化問題。一些人認為斯大林當時的集權也是有依據的，即之前的相對分權的狀態不可持續性，如果持續下去就會威脅到蘇共的生存和發展。不過，斯大林的體制最後因為權力缺少制約而走向了個人專制，給蘇共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一些人認為，十八大之後的變化剛好說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制度化低水平，低水平表明這個制度很容易遭到改變，從而回歸到個人專制。

很顯然，這種看法也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誤解和誤讀。首先，十八大以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領導層已經脫離了鄧小平以來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制度規則，包括領導人任期制度、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等。其次，十八大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對現行制度的調整和改進。對具有責任感的領導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實際上，隨時對體制進行調整是中國制度的一大優勢，而非劣勢。如果不能對體制進行調適，既得利益就會主導體制的運作，就會產生體制內外的巨大沖突。把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變化和非制度性的個人專制聯系起來，並沒有經驗根據，而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的預設。

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

第三，反腐敗和制度建設之間的關系問題。西方世界對十八大以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從一開始就加以關注。一些西方企業盡管在它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守規矩，但到了中國，它們也開始腐敗起來。反腐敗運動對這些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難理解。當然，對更多的西方企業來說，它們希望中國清廉起來，具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反腐敗運動總體上在西方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增強了西方企業的對中國體制的信心。不過，一些人擔憂反腐敗停留在運動的水平，而不能轉化成為制度建設。這方面，西方也有誤解。隨着反腐敗運動的推進，制度建設也一直是中國所追求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方案的主題詞就是「法治」，是一個全方位的制度建設方案。反腐敗的制度建設表現在國家制度和政黨制度兩個大的方面。就國家制度來說，主要是要減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義，這方面包括建立跨區域法院、巡回法庭、強化司法專業主義和通過主要領導人司法責任終身制，來管控他們對司法的政治干預。在政黨制度方面，執政黨大大強化了黨紀制度的建設。黨紀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來，黨紀的「細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與進步。西方的一些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層所執行的路線不是在促成中國的進步，而是相反。他們引用的經驗證據是中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媒體（包括互聯網）、人權律師等方面的控制。毫無疑問，在這些領域，政府和這些社會群體存在着緊張的關系，甚至是沖突。不過，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說，這種沖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避免，原因在於中國必須探索管理所有這些領域活動的制度。任何一個國家，對這些領域都存在着規制制度。對中國來說，這些領域的發展都是相當近來的事情，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確立一套有效的規制制度。不過，總體上看，西方所說的「倒退」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並不符合西方所預期的方向。這方面，西方學者們倒是很明言，表示盡管十八大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並不是他們所預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簡單地說，這些變化反映的是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而非西方的邏輯。

第五，國際上的擴張政策。一些西方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完全放棄了鄧小平時代所秉持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條國際擴張路線。他們所引用的證據包括東海、南中國海問題，和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中國外交政策。不過，西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顯然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和立場問題。說其是意識形態問題是因為美國和西方往往從自身的歷史經驗看中國，總以為中國崛起之後會像西方早期那樣，走上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路線。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國「搭西方的便車」，沒有能夠承擔足夠的國際責任，但當中國創始「一帶一路」等議程來承擔區域和國際責任的時候，他們又擔心中國會走他們的老路。至於東海、南中國海問題，中國並沒有主動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國家挑起事端，中國才做出了反應。中國如果沒有有效的反應，政權的合法性就是一個大問題了。但中國的反應被西方認為是具有挑釁性甚至侵略性。這主要是美國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國選擇了站在「盟友」這一邊。同時，中國本身缺少國際話語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這樣說並不表明中國的內部體制建設和外部外交政策並不存在任何問題了。相反，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存在着很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需要中國做持續的努力。西方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反應表明，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內部建設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聯合早報)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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