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其實是個農村社會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解讀日本農村

　　1979年，當氣勢恢宏的改革開放開始改變中國，日本大分縣知事平松守彥開始在轄區內倡導“一村一品”運動，這場運動要求各地根據自身條件發展特色產品，這場運動使大分縣農民人均收入在2002年達到2.7萬美元，這一數字已經超過當年美國農民的人均收入。

　　35年后，當中國將城鎮化視為新的發展契機時才發現，如何保護農村土地、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如何增強農業競爭力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問題，而能否解決這個問題將直接關係到城鎮化進程的成敗。我們希望能從日本的歷史中尋找到某種借鑒，但事實真能如我們所愿嗎？帶著這樣的疑問，《環球財經》專訪了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

　　日本農協的神聖信仰

　　《環球財經》：城鎮化被視為未來若干年中國經濟的動力。但在城鎮化過程中，人們也在擔心農業用地會不會被大幅占用。我們注意到日本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比較好，其工業化進程中並沒有出現農村用地的大幅減少。那么，日本的歷史經驗可以為我們所用嗎？

　　劉軍紅：日本跟中國的情況不好直接比較，因為兩國的歷史背景、現實情況都極為不同。日本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其戰后的土地改革實際上是戰時改革的延續。1942年，日本通過了《借屋借地法》規定佃農或者其他無房無地的人在跟地主和房東簽訂合同后，只要這些人不終止合約，地主和房東就不能解約。日本希望通過這種制度穩定后方，從而保證前方戰爭。戰后農地改革也繼承了這一思路，農地的不可侵犯是日本社會的共識。

　　政府主導，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對金融的控制和土地制度都是在戰爭期間形成的。戰后，美國曾試圖按照自己的想法對這些體制進行修改。但最後，美國也只是改變了政治制度，憲政制度因此在日本得以建立起來。但對經濟和社會的改變，美國所做的可以說是遠遠不夠。早在1947年，對財閥的解散就已經停止了。因為當時，冷戰鐵幕已經落下，美國放松了對日本的管制，日本在戰時形成的經濟體制因此得以在戰后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

　　日本也逐漸認識到需要因時制宜地改變法律。1993年修正的《借屋借地法》就賦予了租賃雙方以相對更平等的權力，但對於土地流轉，新的法律仍然只是做出了程度非常有限的調整。例如，新法律開始允許農民合作成立農業公司，但對於城市工商資本進入農村仍要求了兩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必須經營農業且必須經過當地農協、而不能與農民直接進行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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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財經》：農協是一種什么樣的組織？為什么這個組織會在日本社會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

　　劉軍紅：農協名義上是農民自發形成的互助組織，但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全面負責農民生產生活的組織。農民和農協之間的關係就是社會主義，后者代表農民組織農產品(行情,問診)流通、與金融體系溝通，還負責向農民提供市場資訊，也負責幫助農民完成農具、農藥等農業物資的采購，甚至還負責向農民發放政府的補貼。他們絕對不會欺壓農民，這簡直就是一種神聖的信仰。

　　正是因為農協的存在，農民才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從而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每到農忙時候，如果沒有農協，日本的農業生產很難持續，農民權益也很難得到保障。甚至那些符合農業發展趨勢的改革——比如現代生產要素進入農村，也必須征得農協同意。

　　更重要的是，農協強大的能量不是政府借助行政手段賦予的，而是農協依靠自身的服務逐漸爭取到的。這些權力與農業金融聯系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的農村社會，這個農村社會是日本政治力量最看重的票源。因為日本城市選民的投票率並不高，農民才是最積極的政治力量。

　　脫離農民就意味著結束政治生命

　　《環球財經》：可是我們知道，日本經濟並沒有二元結構，它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作為一個工業國，農業在日本經濟中所占比重應該不大，為何農民會成為日本社會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劉軍紅：是的，農業總產值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不過1%。所以，在日本也有很多年輕議員曾提出，為了這么一點產值而占據那么多土地，並因此犧牲了經濟發展空間還給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包袱，這是得不償失，應該廢掉現行土地制度。但一旦改革起步，大家就會發現改革很難推進下去，因為這些GDP后面是農民，再后面是農村，而農村是日本社會的基礎，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變的。在日本，農業產值很小，農民力量很大，農村社會影響非常深遠。

　　《環球財經》：所以，農村在中日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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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軍紅：是的。人們經常低估農村，尤其是工業國中農村的價值。但上世紀80年代，日本伴隨資訊革命浪潮進行產業調整時，很多人因為產業結構的迅速升級和大幅轉型而失業，正是農村接納了這些被淘汰的勞動力，從而令日本經受住了產業結構劇烈調整帶來的沖擊。

　　2013年10月29日，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宣布與日本農業協同工會（農協）合作成立工作小組以加強兩大組織間的合作。農協的萬歲章會長和經團聯的米倉弘昌會長將出席會議，這也是兩大機構第一次共同召開會議，也是自2011年11月以來兩大機構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面。在2011年的那次會議中，雙方就日本加入TPP協議所需條件達成了共識。

　　《環球財經》：農村怎樣影響日本？

　　劉軍紅：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研究日本社會、政治和經濟比較成功的學者，都是從日本農村而非城市開始自己的研究，他們通常也會把最多的時間用於研究日本的農村、農業和農民。

　　長期以來，日本內閣大臣家里都有地，每個國會議員都是由地方選舉出來的，他們都不可能離開農村的支援，因為脫離農民就意味著結束政治生命。在日本訪問時，我們經常在國會大廳看到農民。只要對政策不滿意，這些人就會來國會找他們議員。他們的抗議活動簡單平靜但力量巨大，他們只要組織幾十人繞著國會大廈來次游行就好了。議員一定老實接待並認真幫助這些農民解決問題，因為如果這些農民因為不滿意再來次游行，議員就地位不保了。

　　此外，日本實行長子繼承制，父母在就是父母說了算，父母不在就是長兄說了算。由於長子在農村，家就一定在農村，一個家庭只在城市而在農村沒有根的非常少。除長子外的所有孩子，逢年過節都必須回鄉。日本的高鐵和高速公路網都非常發達，但新干線和高速公路每到新年時仍然堵得一塌糊涂，因為所有人都必須回到農村，這就跟我們的春運是一個道理。

　　我有一個朋友是朝日新聞的事務局長。因為母親在農村，他就準備辭職回到農村。我建議他把農村產業賣掉然后把母親接到城市，但他說不能。因為祖祖輩輩的家業都在農村，這些家業沒賣前是財產，一旦賣了就會因為高稅率讓你破產，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回鄉務農。

　　《環球財經》：但我們知道，日本正在經歷人口的老齡化，那么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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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軍紅：在日本，一個在城市年輕人的年薪不過300萬日元左右，但一戶農家的年收入可以輕松超過2000萬日元。獲得這么高的收入也不需要種很多地，日本很多農民已經幾十歲了。所以在日本，只要家庭還有沒賣掉的土地和一定勞動力，他們就不會賣掉土地退出農業生產。

　　除農協外，日本還有一個跟農業有關的社會力量——國產主義者。這些人知識背景各異，年齡各不相同，甚至宗教信仰也千差萬別，他們惟一的共同點就是對本國農產品推崇至極。日本國產農產品不管品相和價格一定都可以賣得出去，就是因為這些國產主義者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這些國產主義者會因為推崇本國農產品而義務投身農業生產。每到節假日，他們就會主動到農村並盡心竭力地幫助農民，只要農民愿意管飯並讓他們在倉庫里居住就可以。

　　正是在這些社會力量的幫助下，日本才能夠依靠老年人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還有，日本很多農民雖已是耄耋之年，但你千萬不要低估他，因為他們很可能是名校畢業而且很有社會地位。我認識的一個老人是早稻田大學經濟系學生，他畢業后不久就做了農協主席。

　　《環球財經》：但如果是經濟利益的話，我想總是存在帕累托改進（指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的空間。農協和農村金融系統的力量雖大，難道就不可能在城市與農村、工業和農業、市民與農民之間尋找到新的均衡嗎？

　　劉軍紅：舉個例子，日本各地郵政局長是公務員，但局長這個職位卻是世襲的，這些人平時也都真心為人服務。日本人不論身份，都會在新年前給親朋好友寄送明信片，郵局要保證在新年第一天將這些明信片送到目的地，絕不提前也絕不滯后。自民黨看上郵政局長這個職位，就是因為各地選票都是由郵局系統派發並回收，這也是日本社會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很多封建傳統都在日本社會被完整保存了下來，在農業領域更是如此。現在，日本很多組織的生存發展都與農村、農業和農民息息相關，這些組織極具社會影響力但又很難具體化為某個人，它們更多時候都是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農民的心態。比如，各種神社覆蓋全部農村社會，很多改革因此就得不到他們的支援，因為一旦農民都走了，他們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和價值；負責保護文物古跡等資產的文化財同樣是控制日本社會的重要力量，因為它們既控制著大量土地，又控制著那些可以影響精神活動的重要建筑物，它們同樣不愿現有的社會秩序和環境受到破壞。這些機構都是阻礙日本變革農村的重要力量。

　　集體主義經濟模式利弊

　　《環球財經》：所以，日本目前正在實行的市場經濟其實與我們理解中的市場經濟有很大不同？

　　劉軍紅：是的，我們在日本可以看到很多與我們印象中的市場經濟完全不同的現象。例如，員工的職業升遷都在企業內部完成的，日本沒有像廣泛而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日本也沒有大股東，他們的企業都通過交叉持股等方式形成了一種集體主義的經濟模式；大藏省和日本銀行則是日本經濟的最後堡壘，也是日本所有經濟實體的共同后盾；重視出口的日本企業在海外市場追求的也不是利潤而是份額，因為市場份額越大越有助於日本國內就業的解決。

　　這種體制非常有助於幫助實現經濟趕超，因為它讓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服務於國家的長期戰略。但同時，這種經濟體制也會讓企業面臨靈活性不足的弊端。因此，日本近年來對經濟體制進行了改革，其核心思想就是放松管制。但遺憾的是，類似改革並沒有進行到底，勞動市場的改革甚至沒有真正開始，世界級的治理型人才幾乎從未進入日本企業的核心層。

　　泡沫經濟破滅后的20多年中，日本歷屆政府均曾試圖對這種獨特的經濟體制進行調整以刺激本國經濟重新走上發展的軌道。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人能夠真正動搖這些社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