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保定何以逆襲？

經過一輪媒體曝光、發改委辟謠后，保定成為北京功能疏解地的新聞終於有所確定。26日，《河北省委、省政府關於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出臺，明確河北保定將“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業功能疏解”。仿佛“保定將成北京政治副中心”的傳聞快成真了。

此訊息也引來“為啥是保定”的質疑。小城市保定會逆襲嗎？

先來看這次的京津冀一體化，最初起源於治霾。當然了，也順便通過構建京津冀城市群，作為城鎮化推進的一個典范，和長三角、珠三角一起成為經濟增長的三極，而且是習主席親自推進的，所以推進的速度很快。構建京津冀城市群的想法從一開始就是非常確定的，但城市群的核心在哪里？除了北京、天津之外，剩下的總不能是整個河北省吧。

放眼經濟不算發達的河北省，曾舉全省之力發展了好幾年石家莊，但說實話，石家莊的發展至少在外人看來並不理想。

保定作為河北省的省會城市，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清政府在全國設立的八大總督衙門，素以直隸為首，特別是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期間，清政府與國外的很多條約，都是在保定起草擬定的，其實在清代，保定就是名符其實的政治副中心。

保定歷史上的地位高於石家莊，所以石家莊取代保定的省會地位后，打心底里是害怕看到發展起來的保定。一直以來河北省有這么一個說法：北發展唐山，南發展邯鄲，唯獨不提位置優越的保定。在我們熟悉的不少石家莊人看來，保定是個有潛在威脅的窮小子，廊坊是個有海外關係的小姑娘。或許石家莊寧可廊坊來做副中心，也不愿意是保定。

對於這么一個有海外關係的廊坊來說，旗下的燕郊和固安都是跟北京關聯度最大的地方，眾多北京人都是工作在北京，睡覺在廊坊。所以廊坊一直認為自己才是根紅苗正的打京津牌的城市，這時候突然半路殺出個保定，心理肯定是失落的。至於離北京也很近的涿州，一向不太認為自己是保定的，有種沖動向定州看齊。真要弄個什么副中心，涿州是最希望落在自己頭上的，在涿州看來，涿州是涿州，保定是保定。

至於唐山、邯鄲，地理距離太遠，本身排除在外，作為城市群中的一員可以，但作為副中心的位置還是不夠。承德和秦皇島則過於偏旅遊了。張家口雖然離北京較近，但從它到現在跟北京都沒有通動車來看，跟北京的互動可算是夠少的。

至於保定自己，可能也是因為各方面不夠支援的原因，自己也覺得底氣不足，當然能力也不足。前幾天政治副中心的新聞一出，保定趕緊自己出來辟謠。有人說過，保定之前沒把自己的定位定高，只是想著當當菜籃子什么的，或者是想著為北京的北漂服務，做個睡城什么的。

但為什么最後還是保定？或許從地理位置上看，保定確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與北京、天津三角相倚，相距均為140公里左右，處在首都經濟圈的核心地帶，又具備足的空間距離，可以通過功能轉移有效緩解京津的資源環境壓力。

從另外一個地理位置角度來看，既然保定距離北京及天津的距離都不過百余公里，同樣距離河北省會石家莊，也差不多同樣的距離，可以說正好是在三個主要城市所在圓弧的圓心位置上，而且同城化交通體系基本建立。從區域經濟角度來看，這樣倒可以最大程度的對於區域周邊形成輻射。而且保定具備較強的承載能力、產業發展基礎較好、京保合作基礎廣泛等。

同時保定又處於京廣線大動脈之上，如果搞好了，那么意味著這一功能緩沖區將輻射全國，最大限度的發揮對北京分流的作用。簡單的舉個例子，假如北京的功能疏散是往京西的大山而不是樞紐地區，那么結果肯定是徒勞無功，資源仍然會向便利的地區進行聚集。

北京現在確實是急著需要疏散出去。從城市職能的角度來說，北京現階段可謂是兼職界的模范——不僅是政治中心、經濟中心、還是文化中心、對外交流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更不要說還是知名的旅遊城市。大量列車從北京始發，許多重點大學建在北京，全國人民看病都來北京，辦了奧運會又申辦冬奧會。這在全世界來說都是難得一見的。

[NT:PAGE=$] 功能的過於聚集，導致的就是北京市人口的難以控制。北京人口2069萬，每平方公里1261人。天津人口1413萬，沒平方公里1183人。河北人口7287萬，每平方公里386人。

交通狀況呢，北京到天津33分鐘，北京到石家莊1小時19分，天津到石家莊呢，5小時。至於教育醫療，全國112所211大學，北京獨占26家，天津4家，河北只有1家。至於全國793家三甲醫院，北京獨占50家，天津31家。

目前的北京人口及產業狀況早已經突破了上述預期，第三產業的比重也是嚴重超標。不要小看第三產業的過重，這其中包括著比如小商品批發，服裝貿易等大量的低產值產業，光這一塊的就業人數就達到百萬之巨。

功能疏散成了一個最重要的課題，這也是北京在早些時候快速展開外移動物園等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原因。對比美國紐約以及歐洲發達城市的功能疏散問題，實際上類似低階制造和服務業的外移僅僅只是城市功能疏散的一個起點。關鍵性的環節，實際上在於教育、醫療等功能的外移。

這在國內來說是很難想象的——大城市教育不如郊區？實際上美國卻恰恰是如此。無論是師資質量和教學手段，還是圖書資料和設備等，美國的中心城市都遠遜於郊區。從其中心城市功能疏散的初期極端開始，1994年，紐約市郊區平均每年為每個學生支出達9700美元，而中心城市為8200美元；郊區學校平均每名學生配備的圖書數量平均為20本，中心城市為9本。1996年，60%的郊區學生可上互聯網，中心城市的比例不到50%。

其實國外首都城市進行疏散，或者成立多個“副中心”的例子還是挺多的：

比如韓國。到了1960年代后，首爾曾一度以“公害城市”聞名。出現了房價奇高、交通擁擠、環境質量下降等等等一系列“城市病”。於是韓國決定在燕岐與公州地區建立新政中心。新政中心地處忠清南道，位於美湖川和錦江匯合之處，位於首爾以南約120公里，是原百濟國舊都，韓國專家紛紛奉此地為“風水寶地”，所以最終新政中心被命名為“世宗”，意為“世界第一”。

世宗市於2007年開工建設，2012年9月開始，韓國政府16個中央部門、16個政府出資研究機構、1.3萬名公務員分批遷往世宗市，分擔國家的行政職能，成為“行政首都”。但韓國總統府以及包括國會在內的外交、國防、統一等核心機構繼續留守首爾。

將“副中心”利用得出神入化的莫過於同樣被擁堵、污染這些城市病困擾的法國首都巴黎。

為了減輕來自辦公、商業和交通等對巴黎中心區的壓力，巴黎在近郊原有基礎較好的地點建立了九大新的商貿、服務、交通“副中心”：德方斯、聖德納、博爾加、博比尼、羅士尼、凡爾賽、弗利澤、倫吉和克雷特伊，旨在實現巴黎市內人員和貨物的分流。

這些或許給打算借助京津冀城市群來治堵治污的北京一絲希望。

回到國內，想要教育和醫療資源外移，而它們卻又直接與相應的政府部門掛鉤，這就成為了進一步疏散功能的問題所在。想要推動教育、醫療等資源的外移，首先要松動這些握有資源的部門。因此，政治功能的疏散，不僅僅在於緩解北京政治中心壓力——實際上，北京想要保留的恰恰是政治中心的地位，然而疏散其他功能，卻又需要政治先行，未來的保定，很可能成為北京有選擇性的騰挪政府部門的目的地，而原因則是為后續的功能疏散鋪路。

所以我們傾向於認為，保定的功能疏散，如果單純的理解為政治副中心或者第二首都就有點過度解讀了。保定的政治疏散，最大的意義在於未來進一步疏散北京非政治、科技等功能，更直白點說，這相當於京津冀聯合發展中，高層一步以退為進的大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