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必須要有三個取消

和訊網訊息 為更好梳理中國經濟，使大家能夠準確判斷、把握當前所面臨的經濟形勢和發展環境，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報告會》二月談3月27號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為：主題“政府的邊界在哪里？”這個三月，說政府如何放權；這個三月，聽企業暢談政企關係。面對改革大背景，“混合經濟”新政策，他們正在思考什么？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表示，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必須要有三個取消。第一取消行政干涉，政府政策出臺太多政策，太多變，對企業經營過多干預，所以要取消行政干預；第二個要取消行政審批，企業的行為有他自己負責，不需要你審批，只要登記、備案就可以了，絕大部分的審批項目都應該取消。李克強總理做的非常好，已經提出時間表，最終我們要取消行政審批；第三個，要取消行政收費，現在企業之所以那么艱難，我們調查，在企業身上各個部門行政收費的項目牽扯到30多個部門，70多種收費，這是高額的稅收之外強制的附加給企業的，我認為是非常不合理的，應該要取消行政收費。

以下為發言實錄：

我來自溫州，改革開放第一線，並且有媒體記者把我稱為最接地氣的經濟學者，因為溫州就是處理這兩者關係最積累經驗的一個城市。

溫州不找市長找市場

所以我想從溫州的實踐來講一下市場跟政府的關係，在溫州的老百姓口里有句新民謠，這個新民謠怎么說呢？叫做“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溫州人是唱在嘴里，我覺得這句話最好的詮釋了市場跟政府的關係，是一種最通俗的講法，也是溫州人在發展市場經濟中，根據切身的體會凝結起來的一個共識，說不著市長、找市場，大家對溫州都不陌生，在座可能有溫州同學，溫州是改革開放以后崛起的一座城市，在改革開放之前溫州是中國最落后貧窮的一個城市，這個城市很獨特，溫州人說我們溫州人是國家的棄兒，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國家在溫州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投資，我們都知道在計劃經濟的時代，一個城區域要發展就依賴國家的投資，但是1949年到1980年國家在溫州11個縣市區一萬多平方公里里面，投了多少錢？5.6億，3、4年時間在11個縣市區1700多平方公里只投了5.6億，現在民營企業動不動就幾百億的產值，在改革開放之初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象樣一點的領導，哪怕是一個部長到過溫州，這個地方像是被拋棄的兒子，第二老天爺對溫州不厚愛，在溫州地底下沒有任何資源，並且溫州還缺土地，人均不到三分地，因為我們在農耕社會，土地是人們賴以生存最重要的物質基礎，沒有土地意味著你沒有生存的權力，加上溫州的地方很偏僻，東海之濱的一個角落里面，溫州話特別難懂，認為是“蠻話”，野蠻的話，因為是沒有進化的，大家都聽不懂。就在這樣一個地方，改革開放以后溫州人率先走向了發展市場經濟的道路，經過30年的努力、溫州人徹底改變了溫州的面貌，溫州人創辦了40多萬家民營企業，到今天為止40多萬家民營，凝成了38個國家級的制造業基地，溫州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據不完全統計，溫州人手里占有的財富有多少，投資在固定資產上估計有1.5萬億，在溫州人手里還有8千到一萬億的流動資金。

市場對資源的決定作用是必然趨勢

我們都知道這兩年溫州遇到了一些危機，但是就是遇到這么大的危機，去年溫州銀行的存款余額突破了7600億，這些財富都是溫州人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通過創業累積起來的。溫州人不僅在溫州創業，還在溫州區域之外中國的其他城鎮創業，溫州在區域之外創辦了1.5萬加工廠，創辦了6萬到7萬家商貿企業，兩項相加在溫州區域之外還創辦了10萬家企業，還有在海外創辦了很多企業。溫州人是靠什么，就回到我們這個主題，溫州人是靠政府嗎？政府沒有給它任何投資，在改革開放30年，國家對溫州基本上是處於一種沒有投資的狀況，也沒有怎么去管它，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叫做無為政府，任民營企業自生自滅自我發展，所以溫州人習慣於通過市場依靠市場來解決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么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並且溫州人善於從市場中搜集市場的資訊，依靠市場來獲取各種各樣的資源。通過市場來推銷自己的產品，所以溫州人，才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不找市長、找市場。這是他們一個切身的體會。剛剛召開的十八大三中全會，指出我們經濟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及解決，政府跟市場關心問題，這個問題很對，又是市場在資源中做好，要更好發揮我們政府的作用，溫州人在市場經濟生產過程中之所以習慣於找市場不找市長，我認為是對市場經濟強大功能有深刻的這種體驗。有人說市場對資源設定的決定是十八大三中全會做出的，十八大三中全會確實做出了這個決定，但是我們認為市場對資源設定的決定作用實際上是由各位市場主體的自主選擇選擇中實現的，政府只不過在一個合適的時機做出一個合適的決定，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市場對資源決定作用是已經是必然的趨勢，必須會走到這一步，所以我們認為是由各類市場主體的自主選擇實現的，當然，中央很英明，適時作出了決定。

[NT:PAGE=$] 生產者要贏得消費者的信任要通過優質服務

那么這里面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消費者的選擇，在市場上消費者擁有充分選擇，我要什么產品我不要什么產品，他有選擇的權利。第二個是生產者的選擇，市場經濟下，生產者經營者是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經濟組織，有權力決定自己生產的方向，生產的數量、生產什么產品、不生產什么產品，要對經營成果承擔責任。所以在市場競爭跟消費者擁有充分選擇權力的情況下，生產者要贏得消費者的信任，不能靠強制和欺騙手段，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通過優質服務，優質的產品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所以消費者的選擇產生市場需求變化引起的價格的漲跌，而向生產者發出調整生產的信號，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市場決定資源是必然的一種趨勢，溫州人在實踐中，都是從這樣的選擇中一步步走出來了，所以它不是靠政府來引導，所以溫州人還有句話，在溫州是市場推著政府走，而不是政府設一個框架引導企業走，所以我認為市場起決定作用的，這是一個客觀的必然。

政府行政干預過多溫州會出現問題

溫州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不找市長找市場，充分體現了市場這個看不見手的作用，當然了我們也不能否定，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也要發揮一定積極的作用。那么政府做什么？在溫州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經過了許多挫折，但是劉永好先生的演講，他的故事，實際上就是溫州人創業的縮影，溫州人有千千萬萬的劉永好但沒有他那么成功，沒有做到他那么規模，但是溫州人走過的路跟他是一樣的，非常的艱辛，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改革開放初期那是左的思潮比較嚴重的時候，有姓社姓資的爭議，那么中央一些極左的力量，就想把溫州打成一個資本主義的樣板貼，屢次派龐大的調查組來溫州檢查，欲找出溫州的罪狀能夠把它打到。但是我們的地方政府非常好，就把溫州的個體民營企業，典型的私人企業，叫工商局注冊成集體企業，戴上一個紅帽子，把它保護起來，這個就是政府應該做的。

上個世紀80年代，溫州的股份制合作企業出現了問題，什么問題啊：一年合伙，二年紅火，第三年就上火。到第三年就上火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挺身而出，幫助民營企業制定規範化的章程、健全他的管理制度，提供標準性的樣本，推動民營企業走向規範化的道路，向現代企業制度靠攏。當溫州上個世紀80年代末，出現假冒偽劣產品的時候，溫州產品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們皮鞋是新奇鞋，買來的是時候樣子很好看，穿上了一個星期，口也開了跟也掉了，質量很差，就是假冒偽劣產品，在這個時候我們政府挺身而出，提出質量立世，品牌興業的發展戰略，引導民營企業家走質量的道路。那么經過努力我們改變了溫州的面貌，溫州的民營企業抓質量，我們產品質量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政府適時在不同的階段能夠幫助民營企業解決在發展中的一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不是你去干涉民營企業生產經營的具體的過程。正是政府這只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有機的結合所以煥發出了神奇的力量，溫州這樣一個城市居然成了中國最富的城市，成了民營企業之都。我們的起步最早，規模最大，貢獻最大，所以成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風向標。

當然大家也會問，溫州這兩年不是出問題了嗎？中小企業陷入危機，出現了一些企業跑路，出現了一些企業家跳樓自殺，2010年達到高峰，有時候一個月里面若干個知名企業家自殺，好多企業跑路，驚動了國務院，驚動了溫家寶總理，溫總理一個月兩次來溫州。那么溫州現在出現了問題，我認為恰恰是因為現在政府過多的干預了經濟，因為溫州民營企業發展了、有錢了，這時政府的部門開始越來越龐大了，越來越龐大了要找事做了，要所謂規範了，要規範就得去干涉企業，要引領企業，要去罰款要增加一點灰色收入，要找企業，就開始出現了權力尋租，我認為溫州牽扯的問題固有它自身的問題，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細講。我認為正是政府行政干預過多，政府審批項目過煩，政府行政收費過高造成的。

政府應努力做到三個創造三個取消

所以我覺得十八大三中全會確實是非常英明偉大，要厘清政府和市場邊界的關係，要讓市場，在資源設定中起決定性作用。根據溫州的實踐我得出一個結論：要處理政府跟市場的關係，只要政府努力做到三個創造，三個取消，我認為這個關係就很正當，政府的職能：它之所以要存在要創造三個環境，第一個要創造一個法制的環境，要公平對待我們共和國的每一個企業，而不要分你是國有的，你是集體的，我認為法制環境最重要，第二點政府要創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要讓各類企業公平競爭，要打破一切壟斷，讓民間資本能夠進入他想要進入的法律沒有禁止的任何領域。第三個要創造良好的服務體系，政府不是一個管理機構，政府應該是個服務機構，政府一定要從管理型政府要轉為服務型的政府，這個就對了。我們看國外的政府，我們接觸了很多國外的政府，他們都是服務型的政府，企業家不需要去找政府，不去陪他上天上人間，不需要陪他吃飯，甚至跟他見面的機會都沒有，也不需要和他見面，他是有一個法制環境、有個市場的環境，他們有很好的服務意識，這是服務政府。

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我覺得必須要有三個取消，第一取消行政干涉，政府政策出臺太多政策，太多變，對企業經營過多干預，所以要取消行政干預；第二個要取消行政審批，企業的行為有他自己負責，不需要你審批，只要登記、備案就可以了，絕大部分的審批項目都應該取消。李克強總理做的非常好，已經提出時間表，最終我們要取消行政審批；第三個，要取消行政收費，現在企業之所以那么艱難，我們調查，在企業身上各個部門行政收費的項目牽扯到30多個部門，70多種收費，這是高額的稅收之外強制的附加給企業的，我認為是非常不合理的，應該要取消行政收費。只要這三個都取消了，我覺得政府跟企業的就理清了，我們政府真正做到把權力貫徹到籠子里，真正從管理型的政府轉化成服務型的政府，我相信中國民營企業的春天才是真正來臨了，我們的經濟也才能更加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