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劍輝：要建成改革創新型國家

訪談實錄：

和訊網：我知道，對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原因，您提出有幾個觀點，包括內生機制和外生機制兩個方面，那么您認為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內生機制是指哪些方面？

黃劍輝：最近“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召開了2049戰略的第一次圓桌會議，專門研討了改革開放35年的經濟學原理解釋。國內外對過去中國改革開放35年到底奇跡為什么會發生，也有過很多研究和討論。根據我個人的研究，綜合起來，用一句話說，關鍵還是在“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兩個詞。

“改革”的核心是說，對過去制約生產力發展的不合理制度進行調整，因為馬克思經濟學按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改革之前，也就是不適應的，落后的一些制度制約著生產力的發展，改革就是要把計劃經濟的傳統管理模式，生產力比較低下的模式，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模式調整為越來越市場化，通過市場化的改革提升資源的設定效率，要素設定的效率，然后來激發經濟的活力。比如小崗村由過去的人民公社改成包產到戶，實際土地還是這個土地，人還是這些人，通過這樣一個制度的改變就釋放出來很多的生產力，國企的改革也是同樣的原理。

外生方面，主要體現就是“開放”這兩個字。

通過開放我們認為，一是把生產力的要素，包括資本通過引資能夠引進來；二是人才能夠通過開放引入；三是技術和管理也是通過開放來引入。通過開放實現生產力要素國內國外兩種資源的運用，尤其是外部資源的運用。通過開放使得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空間能夠實現全球化的一種分布，而不是局限於自給自足，光局限於國內市場，因為有了全球化的市場以后，就會產生經濟學上講的規模效應，單位成本就會下降，產品就會實現大規模的生產，像中國低階的，包括鞋、襯衣早期的，也是全球很大的規模。高階的，像高鐵現在也在向全球進行輸出，這樣會大大地降低單位的成本，會使我們產品市場，能夠拓展市場空間，我是從這兩方面進行分析。

具體從我們經濟學原理報告分析里，又分成了19個要素，簡單地來談幾個方面：

第一，從中國的文化，因為我們國家的儒家文化是比較強調入世，抱著積極的心態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不是被動地等待，是這種原理，而且鼓勵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傳統。強政府，秦漢時期就是強政府，有力地政府也是推動的重要因素。

第二，中國處於比較有利的地理位置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這方面關注的人就不是很多。因為有一些學者有過研究，其實全球80%的人是居住在北緯20—60度這么一個維度上，因為是溫帶，氣候比較適宜。像美國和中國都大概處於比較適宜的緯度，這是緯度中國比較適宜。我們國家整個是個c型的地理環境，北、西、南都是陸地，東面是海洋，這種陸海兼備的特點實際也是不多的，這有什么好處呢？我們可以實現陸上和歐洲，古時候陸上絲綢之路對貿易是比較便利的，這一兩個世紀海運、船運比較發達以后，海運運輸的量比較大，單位成本比較低，也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改革開放前這個優勢為什么沒有發揮呢？這和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前閉關鎖國比較有關係，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建交以后，我們整個國際環境改善了，所以，把陸海兼備的優勢發揮出來了，也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很重要的一方面。

第三，制度的變革，市場的開放，國家這種混合所有制，最近三中全會提出來要大力倡導混合所有制，其實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也是不斷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過程，過去是公有是共有，私有是私有，民營是民營，總體方向都是往混合所有制發展。按我個人的研究，應該國企、民企雙進步，而不是把國企和民企那么簡單地對立起來，因為這兩者之間各有各的作用，比如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民生銀行(600016,股吧)在整個國民經濟和發展戰略中各有各的作用，國家開發銀行也沒有必要變成民生銀行，民生銀行業沒有必要變成我們國家開發銀行，因為它們是發揮不同的作用，但過程中，股權結構可以各自都有所優化，發展成股權比較多元化的，有利於公司治理，有利於效率的提高，這也是很了一方面。

其他的因素我們還是可以找到若干，比如我們國家作為一個大國，有規模優勢也是很重要方面。比如我們一個省就相當於西歐一個國家，歐洲搞了很多年才形成了歐共體和歐盟，消除了邊界、關稅。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后，秦漢以后總體都是一體化的國家，這樣它區域之間交易成本就比較低，河北和山東之間就不存在邊界、關稅的問題，這也是中國能夠實現發展的很重要一些因素。

總體來講，對中國改革開放過去30多年發展歷程，我們覺得要給予中國的歷史、文化、地理、國情多方面因素去分析，而不是說一兩個因素，光從某些學者談的，僅僅是引入西方的管理和技術，還是有些學者談的縣域競爭，張五常教授提的。這是個因素，可能還不是主要的因素，中國的文化、歷史、地理、國情，我們很好地利用了過去三十多年比較良好的國外環境和戰略機遇期，比如80年代通過中美建交以后，和日本發展貿易，港澳臺資本的進入，運用好了這么一個戰略機遇。90年代，蘇聯解體以后，小平同志南巡，推動了新一輪的改革，繼續推動開放，這也是抓住了一個機遇期。90年代末及時地加入wto，過去這十幾年，我們加入wto，通過開放促改革，也是對中國過去這十幾年的高速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主要想從這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和訊網：您的分析是很全面，未來中國的發展還有挖掘的潛力嗎？還有哪些能夠推動我們經濟發展的因素？

黃劍輝：這是非常好的問題，也是很多社會各界人士比較關注的問題，我是這么看，從內省因素來說，過去比較依托要素驅動型，就是通過人口、投資、資本、自然資源的投入，要素驅動型的增長模式驅動力已經有所減弱，從這幾個方面看，因為人口也面臨拐點問題，資源現在經過這么多年高強度的消耗也有所減弱，資本方面尤其2008年應對這場危機，我們負債的空間也減少了，財政的空間和貨幣的空間都有所減少。

從這個角度講，老的這幾個因素支撐經濟發展的有所減弱，就是從內生因素看；外生因素，也有所減弱，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2008年之前，歐美都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比較寬鬆的貨幣，尤其應對2008年這場危機，美國搞了三輪qe，經過這幾年實地的運行實際它的空間也有限了，因為美國qe也在積極退出，預計今年底就會退出；它的財政也沒多少空間了，因為杠桿比較高。外需的角度，歐美很難有2008年之前高速增長的外需空間。這是出口方面。

第二，早期因為我們的產業處於中低階為主，經過這幾年產業也有所升級，中國現在主要產業的技術水平正在接近於高階，在接近以后，因為過去直接引進外國的技術，引進設備，這種成本是比較低的，現在進入到了一個需要創新和研發的階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也面臨一些新的瓶頸。

美國搞再工業化，他啟動tpp新的貿易規則也會使我們原有依托wto空間下的貿易空間也會有所減弱，這些都會面臨著比較嚴峻的挑戰。

和訊網：關於中國的經濟增長，還有一種觀點，他們認為中國之前存在的人口紅利已經不怎么存在了。

黃劍輝：有所減弱。

和訊網：老齡化的挑戰對中國比較大。

黃劍輝：對老齡化我覺得不必多慮，因為首先要看，所謂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從數量的角度來看，還要關注人口的質量問題，準確地講，應該是叫人才紅利才比較準確一點。

談人口紅利，改革開放前，人口也很多，為什么沒有紅利？有人說印度現在人口比較年輕，非洲人口也比較年輕，因此就有紅利，這可能是個認識的誤區。因為人口多不見得是紅利，搞不好是巨大的包袱，你只有把你的人口經過很好的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變成能夠適應農業現代化，工業、制造業、高階服務業所需要的人才，那么才能是一種有利於生產、促進發展的紅利，而不是按照人口年齡的多少和占比來看這個問題，這是我覺得需要深思的一個問題。

第二，目前中國的青壯年占人口的比例，可能5—10年內還是會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比例，因為農村人口的轉移還會提供不少年輕的勞動力。現在三中全會以后適當放開二胎也會一定程度上，因為中國人的文化，大家還不會像北歐、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完全不愿意生，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可能不太會出現，放開二胎還一定程度上會改善人口的結構。

第三，我還有個思考，必要的時候我們國家思想再開放一點，比如學習美國的模式，適當放寬一點外國人的準入，必須歐美一些留學生，也是給個類似於綠卡的機制，亞非拉的人才還是可以適度地引進，這種情況下也可以適當地改善一下老齡化結構。因為現在思考中國的問題就不能夠完全按照邊界，局限於中國來思考這個問題，而是要把資源、人口、市場放到全球化進行雙向流動的環境，不能固化來考慮這個問題。

和訊網：您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還是有很強的信心，那么您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速度會是怎樣的？會持續多長時間？

黃劍輝：我們在開展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時候提出來一個新型分析宏觀經濟的框架，把經濟發展首先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來考慮，過去談的比較多的：

首先，概念上，從經濟增長轉型為經濟發展，因為內涵要比那個增長豐富一點。那么發展什么概念呢？分裂成兩個方面，一是總量，過去gdp屬於經濟總量；二是看質量，總量就意味著生產力，生產力的大小是總量。質量是用競爭力來衡量，這也是我們新供給，最近我主編的一本書叫《中國關鍵——提升經濟國際競爭力》，我們的核心觀點是，要更加注重經濟的增長質量和競爭力，因為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是用三句話來概述這本書的。

第一，國際競爭力是衡量某一個國家，包括衡量中國綜合國力和實力的新視角，新標尺，你過去是拿出口、消費、投資總量來衡量綜合實力，未來我們要引入競爭力這個概念，來衡量你這個總量里的質量怎么樣，因為談到今年甲午戰爭120周年，很多人談在甲午戰爭那幾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還是時候的3倍，但是為什么敗了？除了政治因素還有當時政府的治理能力比較低下以外，很重要的一條，我們那時候的經濟總量質量不行，我們都是由絲綢、農產品(000061,股吧)瓷器，農耕文明為主，手工業為主的產業構成的gdp。日本人的gdp那是由近代工業，飛機制造、輪船制造，他是由近代工業，它的gdp質量要比我們高，而且他用農耕文明的結構和實力去對應一個近代文明，接近工業文明的國家，不在一個時代上。所以，我們很需要思考我們國家未來經濟增長的質量、結構，一句話：國際競爭力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綜合實力的新視角、新標尺。就跟人一樣，你不能光看他的身高體重，還要看他的真正的實力、體質，還要看質量，還要看學識水平，不能光看一個指標，這個人長得很高，這是不夠的。

第二，國際競爭力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和生命力，我們只有看到和其他強大的經濟體歐美日的差距，質量、技術、管理方面的差距，才會我們很強的危機感、使命感，而不能想我們已經全球第二了，好像就已經飄飄然了，這就會喪失機遇，而且沒有生命力。從這幾年手機的快速演變能看到競爭力的重要性，五年、八年前大家基本都用摩托羅拉；三五年以前用諾基亞比較多，人手諾基亞；兩三年以前是蘋果iphone，這一兩年大家用三星比較多一點，最流行的是三星；最近這半年流行的是華為了。所以，未來不是一個產能和總量問題，如果產品不能夠及時地去更新，很快，你整個產業就沒有生命力了，就會倒掉，所以，國際競爭力是推動我們國家持續發展的核心動力和生命力所在。

第三，如何去提升，在這本書里我們也闡述了一下，要以高質量的制度供給，就是要用新的制度安排來作用於微觀主體，就是企業端、居民端，來激發大家的創新意識和能力，這樣來提升要素設定的效率、創新能力，同時拓展我們的市場空間。歸納成一句話，中國未來應該始終要保持解放思想，不斷地改革，不斷地開放，開放才有新的思想，新的要素進來，把中國定位為改革創新型國家，就是未來不要隔一段就討論一下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而是始終都要不斷地改革，始終都要不斷地創新，這樣才能使我們國家由那種落后、僵化的局面不斷地推陳出新，從制度、技術方面去實現我們持續的更新，這樣才比較有生命力。

和訊網：我很想了解，未來制度改革方面，哪一些是可以改革，能夠給我們經濟發展提供更進一步的動力？

黃劍輝：我們是從這么一個分析框架來考慮，整個經濟增長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要素驅動。也可以從學術上稱為斯密增長，亞當斯在《國富論》里提到，通過要素設定效率的提升，對外的貿易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就是斯密增長。這個階段基本上人均gdp 2000、3000元以下的時候，通過要素設定的優化和對外貿易，基本上相當於中國80年代、90年代初的階段，通過土地制度的變革，企業制度的變革，使得資本設定效率，人力資源設定效率都得到了相應的優化來實現增長。

第二個階段：人均gdp到6000—8000元。就是中國現在這個階段，進入到了一個總體上熊彼特增長，就是靠技術創新，通過技術創新，因為到了這個階段，你的產業結構逐漸地走向了高階，你不靠技術創新已經很難實現新的增長。比如華為在手機方面能夠創新，它就超越三星，能夠推動新一輪的增長。這個階段是說，技術創新主導型的，主要是通過效率的提升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第三個階段：人均gdp 1.7萬美元。進入到創新驅動為核心，靠企業制度的創新，組織方式的創新，因為進入到了產業比較高階的階段，你必須要企業內部的治理，相關的制度安排，政府的外部環境創造，包括信用環境、法制環境創造，比較良好的營商環境，比較高質量，有活力的企業來推動增長。觀察我們國家，總體上2013年，人均gdp是6800美元階段，總體到了效率驅動為主的階段。因為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區域差別比較大，貴州、西南、西北地區可能不少的省份還在要素驅動的階段，中部地區和比較多的省份是在效率驅動這個階段，像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的濱海新區、江蘇蘇州工業園區這些省市已經到了創新驅動的階段，人均gdp達到1.5萬美元以上。也引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未來中國的宏觀政策還要注意不同區域的差異性，而不能一刀切，因為它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問題不一樣，所以，你的對策肯定不一樣。

我們現在想讓貴州說創新驅動很好，要實現創新驅動，實際它沒有到那個階段，教育水平、人口素質、制度安排這是難以跨越的，只有經濟實力上到一定程度，你的高等教育、醫療水平、政府治理才能達到相應的水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思考。

和訊網：關於中國的制度增長，它在哪些方面需要突破呢？

黃劍輝：制度方面？很多人擔心中國經濟的速度問題，我認為未來15—20年，中國大體上保持7%左右的增長速度應該沒有問題，為什么能有這樣的信心呢？我是基於幾方面的考慮：

第一，我們國家很多的領域總體上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這個空間怎么去看？很重要的，把我們國家目前的發展水平和發達國家進行對比，前不久我發表一篇文章叫中國經濟增長的9大潛在空間，比較詳細地闡述了這個問題，都是基於量化分析和國外的對比角度，因為當我們現在人均gdp只有6800美元，日常生活中還感覺到出行很難，小孩上幼兒園很難，上學很難，就醫也很難，這些難其實都是供給不足所導致的，就是好的學校也不夠，幼兒園總量也不夠，質量更不夠。

每到國慶一票難求這種局面其實是供給不足造成的，也就是發展空間。現在談產能過剩比較多，其實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結構性問題，所謂產能過剩的那幾個領域，和2008年這一輪保增長，啟動的房地產有密切的關係，因為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把那部分需求透支性地擴得比較大，相應地有了比較高產能的水泥、鋼鐵、電解鋁這些東西是對應於高增長房地產的，那個政策不可能長期持續，幾年下來那個需求又比較有限了，已經形成一個產能擺在那個地方，我們就會看到好像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

第二，剛才談到的鐵路，每百平方公里鐵路里程數很落后，還有很大的升級空間。我們的農業現代化水平和以色列、加拿大、美國相比還是處於比較初級階段的農業發展水平，就是產品質量、包裝、后期加工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剛才談到我們的地區差異性，說明梯度升級的空間也很大，如果能夠西部的省份達到目前東部的水平就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第三，制造業升級的空間也很巨大，城鎮化空間，發達國家80%左右，我們現在按照常住人口只有53%左右，也還有幾十年的增長空間。國防領域，現在東海問題，南海問題，在美國、俄羅斯、歐洲國家的法國、德國，國防工業也是它很重要的支柱，我們國家在這個領域，未來要實現強國富民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第四，民生領域，包括生態，大家很關心環境問題，對環境問題過去從理論方面我認為認識還有明顯的偏差，過去是把環保作為負擔，作為支出，安排支出作為環保，最近習總書記對這個問題都做了很好的闡述，“青山綠水也是金山銀山”。李克強總理也都談過“要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的環境”，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供給，優質的空氣，優質的水，食品，其實都要作為一種產品供給里考慮，所以生態應該作為一個產業來發展，這方面我們有巨大改善的空間。

第五，海外投資，過去我們比較強調gdp，未來需要關注一下，日本ngp比較大，gdp比我們小，按gnp好像比我們還略大一點，一兩年前還做過這方面的分析，海外投資，我們國家4萬億外匯儲備，現在海外直接投資的占比4%、5%左右，大量是買美國的國債，歐洲央行的債券，日本的債券也有。如果說中國過去是實現在給國外打工，形象地說“打工仔”，中國如果能實現由“打工仔”變成“老板”，藍領變白領，也是我們應對老齡化很重要的舉措，現在積攢的比較強大的資本，能把這4萬億用好，在亞非拉國家投資建廠，既支援了當地經濟的發展，解決了當地的就業，也形成了我們未來對老齡化的應對，能夠分享國外發展的成果。這方面空間也還非常得巨大，這點也回應到前面講到，思考中國經濟發展問題，要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也是密切相關的。基於這些方面，我覺得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第一空間很巨大，第二如果我們能夠全面地落實三中全會的精神，建設改革創新型國家，不斷地改革制度，推動技術的創新，制度的創新，推動要素效率的提高，不斷地拓展國內市場空間，加大民營的進入，其實國內也還需要有個開放的問題。對國外，過去是引進來，引資為主，請外國人來我們這邊辦廠，未來我們更多地走出去，區市縣由打工仔向老板的轉變，那么整個經濟的格局應該還是比較樂觀的。

和訊網：您在國開行工作，國開行是中國政策性銀行，尤其是對於中國對外投資是比較關注的。您剛才談到了對外投資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對外投資領域里會不會走之前都是遭受很大的損失，未來怎么能避免出現這樣一些情況呢？

黃劍輝：你問到這個問題我認為很重要，也是我個人比較有體會的一個問題。按照我到開行研究院工作這幾年的體會，因為在我們院也設立了幾個國際研究的處，包括亞洲處、非洲處、拉美處、歐美處。

在過去這些年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損失，主要是對海外的情況研究不深，要跨越一條河，要涉河而過，對水流、水溫、水深都沒怎么去研究，沒有研究好的情況下一腳就踏僅需了，必然會有很大的損失，被沖走的可能，還有被淹死的可能，交了大量的學費。開行方面，前任的陳董事長，現在的陳元副主席，現任的胡懷邦董事長都高度重視研究戰略規劃工作，就是說在要安排一部分力量，千軍萬馬過這條河之前，就像解放戰爭的時候過長江之前，先要把對岸的情況分析清楚，把長江水溫、水溫、流速、氣候情況都要摸清楚，摸清楚情況下才制定總體的戰略，這樣就會大大地減少損失，要集團化作戰。研究好了以后，把相關的戰略研究擺在很重要的位置。

這方面開行設定了很多的資源，也做了很多工作，亞洲、非洲、拉美這些國家也都做了很系統的研究。有了這些研究也是我們行這幾年在海外貸款，支援能礦開發，包括中國石油(601857,股吧)管線，土庫曼斯坦天然氣管線這些很重大的戰略性項目，應該講目前主要的項目還是比較成功的。我們的相關研究也為中央有關部委的決策提供了很好的支撐，因為研究過程中也不是光我們院內自己的這批研究人員做研究，而是組織國內相關領域一流的專家，比如非洲的能源問題，我們會請華北電力大學，發改委能源所，就是國內比較一流的機構來研究。

航空問題，最近克強總理訪非提出“三網”，鐵路網、公路網、航空網的發展。中國參與非洲的航空建設，包括機場、航空城、航線的建設，我們也都和民航科學院進行了很系統的研究，有了這些研究以后，基於對方的需求，對方的規劃，研究中國怎么參與，風險模式怎么控制，投融資主體怎么構建，會遇到什么樣的問題、對策都會有所研究，把可能做的項目里把國別研究，項目風險等多個方面，篩選出來比較適宜的項目，這樣就會大大地減少損失，少交很多的學費，這是我們核心的一些心得。

和訊網：我們這樣的機構對於我們對外投資可以起到引領和咨詢的作用？

黃劍輝：要戰略規劃，研究先行，這樣就避免走很多的彎路，而不是說對河對岸的情況也不清楚，河流情況也不清楚，隊伍就開始拉到河邊上，馬上坐船過去，這種情況肯定會很盲目，損失是必然的。如果你研究好了，因為經濟方面也是一種需要很好地謀劃，對於我們要去投資合作的國家也是一種尊重和更有效的合作，因為如果我們受了損失，其實對對方的經濟發展也是不利的，我們也耽誤了他的時間，也消耗了當地的資源，對對方解決就業問題，解決經濟發展問題都不好。所以，很重要的，基於對方的需要，雙方很好地去配合，做好整體方案的研究，基於中國這30多年構建了很多，搞基礎設施、開發區多方面的經驗，都可以結合所在的國情進行適當的優化、改造，就像我們國家的蘇州工業園區也是學了新加坡的園區模式，結合國慶進行改造，后來就在全國設了很多的開發園區。

大家可以在生活中觀察到，我們國家這10、20年搞的京滬高鐵、北京大天津的高鐵、電廠、高速路、機場，我們可以看到的，眼睛親眼目睹的項目基本都是成功的，比較少的在這10年、20年聽說這個項目投了很多錢，完全打了水漂，早期還是有。所以，我們國家有豐富的搞基礎設施、工業園區，推進工業化的經驗。發展農業方面，雖然中國目前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不是很高，但對於某些發展中國家，目前這種技術，種子技術、耕作的技術對他們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和訊網：現在印度發展還是比較紅火的，而且印度人口青壯年占一半以上，很多人就認為印度未來會趕超中國，您對這樣的觀點是怎樣的看法？

黃劍輝：我對這樣的觀點需要重視和思考，但我認為印度要超越中國結論是很困難，這個很困難是從兩方面來看：第一從印度來看，第二要從中國來看。

要實現這么一個樂觀的結論，先從中國自己看。我們國家首先要變成改革創新型國家，不斷優化制度，把我們好的方面，穩定的社會環境，優質的基礎設施發展，培育更多的，把人口紅利轉型為人才紅利，促進企業家的建設，金融市場的優化和改革，人才市場的優化與改革，就是要多方面不斷改革和創新，我們國家能做的事情不能簡單擔心對方能追上來，就像兩個人跑步一樣。

首先，我們自己要強身健體，保持信心。目前我們的經濟規模是它的幾倍以上，它只有1萬多億美元，我們已經有9萬億美元，2013年，我們56.7萬億人民幣，9萬多億。遠超印度保持領先位置，我們需要做的是，不能止步不前，但可以適當地氣定神閑一點，已經遙遙領先於你，但我們不能睡大覺，不能固步自封，這是從中國方面需要主動思考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等著他追上來。

第二，需要觀察下印度，他能不能追上來，有多大的實力追上來，這需要分析它的制度改革，因為前面提到經濟增長的三種方式，我們總這三種方式，經濟學的根本原理來分析它能不能敢上來，而不能模糊地去看。要素驅動的階段：

第一要素就是制度變革能不能跟上來，這方面我覺得印度可做的事情還很多，比如它比較低效、腐敗的政府機制，能不能有明顯的好轉，我不太樂觀。

第二要素是它的基礎設施，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力發展是它的基礎設施，基礎設施的發展需要很強大的資本能力，還有建設施工能力，還不是你簡單地有這個錢就行，其實整個規劃、設計、施工，比如說以高鐵而言，世界上要找第二個達到中國設計施工技術能力的國家基本上找不到，因為這么大的國土面積，日本它只修了一條新干線，台灣也就是比較短的一條，台北到高雄的捷運，就是經驗、施工能力、配套能力是比較有限的，只有我們國家這樣的國土面積比較大，幾縱幾橫的鐵路網，豐富的制造經驗，強大的制造能力，這點印度也很困難，他自己沒有這個技術，沒有制造能力，要引進的話成本就會高得多。所以，在它的基礎設施改善，我覺得短期內很困難。

基礎設施為什么重要呢？我們分析文明的形態，早期農耕文明時，一家有幾畝地、十幾畝地，有幾頭牛，后來有拖拉機，是這種生產方式，還有小作坊，小手工業，它的產品銷售半徑，因為原料是近距離的，農耕的時候你是近距離的，種子也是很近距離獲得的，產品也是近距離，基本上有研究在5公里以內的原料半徑和銷售半徑。當代工業革命以后，你的原材料，包括石油、能源、原材料、礦產很多都是跨國的，全球的，產品也是全球的。這種情況下，如果你基礎設施不行，鐵路、公路、港口如果跟不上，因為飛機以運客人為主，運貨比較少一點。你的港口、鐵路、公路如果不能，不能支撐的話，原料也運不進來，產品也運不出去，或者周期很長。我這兩年訪問非洲某一些國家，他一車輪船到了港口外面卸貨要等一個多月，好不容易卸下來，它的公路、鐵路不行，運到所在國，因為有些是內陸國家又是很長時間，整個運輸成本和周期非常得長，這方面如果印度基礎設施不支撐，工業化要實現，你要有足夠的競爭力就是空話，不是說你有足夠多的青壯年就能實現工業化的問題。

當然，它現在搞軟件比較容易，因為開發軟件，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等很快就能發送過去，這不需要基礎設施。但工業化沒有基礎設施就萬萬不很了。一個作為印度這樣的大國，非洲整個大洲，工業化是繞不過去的，沒有工業化，你的農副產品怎么深加工。很多生產型服務業都是和制造業密切相關的，你的就業就上不來。沒有工業化，你的服務業價值鏈也是比較短的，這也是它的短板。

第三個因素，文盲率過高。如果你的中小學基礎教育上不來，我前面也談到，所謂你青壯年占比比較高，所謂的人口紅利就變成了人口包袱，人口紅利不是必然的，必須有教育的支撐，你要生產出、供給出具備基本素質的藍領工人、技術工人，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來做設計和技術管理，人才這個鏈條結構你必須全部具備，才能成為支撐你工業化的需要，還有手機制造業、高階制造業的需要，它的人口即便好像比我們年輕，你能不能轉成生產力，有很大不確定性。如果基礎教育上不來，必然是人口包袱，而不是什么人口紅利。

從這幾方面看，因為它現在人均gdp只有2000元左右，還是一個要素驅動的階段。如果制度方面、基礎設施，基礎教育上不來，銀行體系、儲蓄也比較低，自身的資本不夠，觀念又比較保守，因為印度它不怎么太開放，貿易壁壘很高，你制度又不優化，不改革，對外搞貿易保護，也不怎么加快對外開放，這種情況下，印度要實現趕超中國首先差距就已經很大了。

如果不在這方面進行優化，我們國家現在已經進入到效率驅動為主，比如上海、北京。

和訊網：印度這些方面能夠轉化過來嗎？

黃劍輝：我認為難度很高，前面我提到中國改革開放35年經驗時有幾條要素是必須要高度進行關注的，比如文化的因素，佛教強調的一些理念和儒家強調的一些理念，比如儒家提高知識分子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像我們這些人都很大程度上有這種使命感、責任感，古往今來多少仁人志士，去激勵中國的一些領導干部、知識精英都對我們有很大的憧憬。所以，中國能發展還是有一批很努力的，各行各業都有大量的情景在為此努力。印度的文化可能在這方面不見得特別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這是要關注的文化因素，價值觀的因素。天天燒香拜佛可能效率方面，我也不是說那些東西不好，也很尊重，但是我們只從促進生產力發展角度不見得很有利。

第二，要關注它的地理環境，中國有比較有利的地理環境，我們c字型的地理環境，面對的是東南亞地區，太平洋(601099,股吧)美國、加拿大、南美。印度這個方向面對的是印度洋，對岸是非洲，所以，它的地理環境沒有中國這么有利。它的國土面積比較小，只有不到400萬平方公里，大概385平方公里，人口又馬上要超越中國，這種情況下，人這么多，土地資源各方面比較有限，地理環境又不是特別得有利，所以，也會對它造成一定的硬性制約。

政府的治理能力，恐怕要趕上中國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恐怕很困難，就是它不是上來一兩個人的問題，因為中國這套政府治理其實有很深的，從秦漢以后的傳統。中國是曾經發達過的，我們是從近現代以來這一百多年才開始落后的，就跟踢足球一樣，德國、巴西是拿過幾次世界冠軍的，他一登場在世界杯上是有底蘊的，可能最後幾分鐘能扳回來，我們國家從來沒拿過冠軍的，你就算未來中國發展比較好，到了16強、8強，缺乏底蘊的情況下要想趕超冠軍是比較困難的。

為什么中國各方面的精英、社會各界大家對於中國的未來比較樂觀，比較有信心？因為很重要的一條是別的國家不可比的，我們是曾經發達過的，在這塊土地上曾經強大過，曾經發達過，而且思考過的很多問題，政府的治理可以以史為鑒，發展教育可以以史為鑒，很多國家怎么會有這種經驗，教訓也不多。所以，中國歷史上曾經很多年都維持在世界的no.1，這是支撐中國強國富民很重要的關鍵，而印度好像就沒有這樣強大的政府，也沒有一個維持很多年世界上強國的地位，因為它曾經很長時間都徹底淪為殖民地，這個因素也是要納入考量的范圍，我覺得這是它比較難跟我們比的。

結論來看，只要我們中國自己不犯太大的錯誤，不要在原地徘徊。我們中國新供給啟動一項大型的研究，簡稱“中國2049戰略”，國家歷史上還沒有人研究這么長距離的戰略，就是服務中央提出的“兩個一百年”，因為過去就是搞五年計劃，五年規劃，現在剛啟動“十三五”，固然是很有必要的，但看得還是有點太近了。就像我們開車、騎車，如果能先抬頭看遠一點，先把方向看清楚，那么再開始騎車，再開始開車，哪怕這個速度比較平穩，但方向很正確，你每一步都是在正確的方向上，而且未來我個人建議就不要動輒剎車，動輒踩油門，你開車最好的水平比較平穩，方向很對，不要老忽左也不要忽右，也不要猛踩剎車，也不要猛踩油門，坐在上面都不舒服，13億人坐在忽左忽右，忽踩剎車忽踩油門的這輛車上，是我們智庫部門和政府治理部門比較無能的表現。應該讓大家安居樂業，坐在一輛方向很正確，前途很光明，很平穩的一車列車或汽車上，不同的比喻都可以。只要我們能夠做到這一條，已經是遠遠把印度甩在后面了，好像就沒有什么可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