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實基金黃一黎：財富管理應對“未富先老”

經濟發展帶動社會進步，平均壽命的增長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隨著中國平均壽命的不斷延長，如何養老成為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與此同時，“未富先老” 已經形成對整個社會的嚴峻挑戰。在中國現行的養老保險體系中，作為第一支柱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可以提供的保額較低，而作為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覆蓋面又較窄。顯然，為解決國人的養老問題，打造第三支柱個人養老投資成為必要，而實現這一目標又離不開專業財富管理。在本期專欄中，我們將同廣大投資者一起分析和探討中國老齡化的現狀、投資需求以及財富管理在應對“未富先老”挑戰中可以做出的貢獻。

人口老齡化，指的是一個國家人口中老年人占比超過一定比例。根據聯合國的定義，如果一個國家年齡在65歲以上的人口超過總人口的7%，這個國家可歸類為老齡化社會。按照這種劃分，中國從2000年就開始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在2000年之后，中國的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到2013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已占總人口的9.7%。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趨勢源於以下兩個因素。其一，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實施以來，中國人口出生率從1980年的18‰降至2013年的12‰；其二，隨著醫療衛生條件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壽命逐年延長，已經從1980年的65歲上升到2012年的75歲。隨著出生率的降低和平均壽命的延長，中國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勞動人口占比不斷降低的同時，老年人口的占比仍在不斷攀升。

如何養老是全球老齡化國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同一些“先富后老”的發達國家不同，“未富先老”是尚屬中等收入國家的中國所面面臨的更多挑戰。以日本為例，在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7%，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候，日本的人均gdp為1974美元；而當65歲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10%時，日本的人均gdp已經上升到11297美元。中國在2000年步入老齡化社會，當時的人均gdp僅為850美元；到2013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達到9.7%逼近10%，人均gdp雖然比以往有了大幅攀升，但也僅為6807美元，老而未富。

面對“未富先老”的困境，國人如何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整體而言，挑戰巨大。作為養老體系的第一支柱，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存在替代率偏低的問題。所謂“替代率”是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資收入的比例，所以，替代率可以衡量退休后收入在多大程度上能同退休前保持一致，在中國，這一替代率不足50%，低於國際警戒線水平（55%）。作為養老體系的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的覆蓋范圍和規模都非常有限。截至2012年，全國享有企業年金的職工人數僅占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的2.3%，而企業年金總規模也不到基本養老保險資金規模的兩成。由此可見，僅僅依靠這兩大支柱並不能夠保障退休群體的生活水準。因此，開拓和發展個人補充養老投資作為養老體系的第三大支柱，十分必要。在此背景下，有效地管理養老財富，使個人資產保值增值，成為了廣大投資者的剛性需要。

養老投資從不言晚，提早規劃會讓國人更為從容。就實施方式而言，個人補充養老投資，既可由投資者自行管理，也可以借助專業財富管理機構來完成。術業有專攻，並非人人都擅長管理財富，依托專業服務有以下幾方面優勢。第一，幫助投資者根據需求制定投資目標和投資規則。由於每個投資者的年齡、計劃退休時間、風險承受能力和對退休后收入需求等有所不同，專業財富管理機構可以幫助投資者做出相應的整體規劃和實施方案。第二，幫助投資者合理設定資產，控制風險。投資中，資產設定決定成敗，對養老投資更是如此。相比一般投資，養老投資對風險更為敏感。對於職場新人，由於離退休尚有時日，養老投資的風險承受能力較高，可以多配高風險高收益的資產，如股票或股票型基金等，追求長期回報。而對於接近退休年齡的投資者，資產的安全性更為重要，固定收益類資產會成為主要設定。其中的安排和調整，專業要求很高。第三，根據投資者生活和退休目標的變化，動態調整投資計劃和規則。對很多人來講，生活不是一成不變的，計劃跟不上變化屢屢發生。隨著投資者自身情況的變化，如收入、家庭等，養老目標和可投資額也會跟著發生變化，適時調整必不可少，而專業財富管理的價值將由此得以體現。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在“未富先老”的現實中，養老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只依靠社會基本養老和企業年金。在這一背景下，通過專業財富管理來實施個人養老投資，是中國養老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支柱，也是讓國人過上體面退休生活的重要保障。

黃一黎博士

嘉實基金(博客,微博)董事總經理、投資者回報研究中心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