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什前顧問：中國經濟風險遠遠不止于國界內

曾任老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michael j. boskin撰文指出，中國對於全球經濟具有系統重要性，因此中國出現動盪所產生的危險遠遠不止於其國界內。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持有者，美國、歐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亞的主要貿易伙伴，也是亞洲內部貿易的關鍵推動者，這部分是因為其巨大的加工貿易規模，中國對於世界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中國政府大手筆遏制最近的股市波動，最新的舉措是禁止賣空和大股東減持，中國的政策並不令人驚奇。中國決策者絕非金融市場、貨幣和貿易管理不當的“先鋒”。比如，20世紀90年代初，許多歐洲政府因為試圖捍衛估值不正確的貨幣而蒙受了巨大損失。

不過，中國經濟仍然是巨大的不確定性來源。事實上，盡管中國股市以及實體經濟表現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但大減速已經開始。這是一個嚴重問題，令全世界財政部長、央行行長、交易界和進出口行業擔心不已。

中國政府相信它可以在從出口和投資推動的動輒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到以國內消費特別是服務業消費為基礎的穩定均衡增長的過程中實現軟著陸。而事實上，中國政府也實施了一些明智的政策和改革。

但高增長掩蓋了許多問題。比如，官員們尋求通過實現短期經濟目標確保升遷，這導致了資源設定不當；基礎行業（如鋼鐵業和水泥業）累積了巨大的過剩產能；而銀行和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也累積了大量不良貸款。

最能體現這一問題的莫過於城鎮化規劃，城鎮化讓大型新城市紛紛投入建設，包括現代基礎設施和大量住房，卻無人入住。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鬼城”與沙俄的波將金村（potemkin village）類似，只是為了給路過的沙皇皇后營造印象深刻的幻覺；但中國的鬼城是實實在在的，也許不僅僅是為了取悅領導人。

如今，經濟增長已經慢了下來，官方年增長率數據為7%，但大部分觀察者認為接近5%（甚至更低），中國的治理問題也變得不容忽視。盡管中國的增長率仍超過當今絕大部分經濟體，但放緩的規模令人擔憂，其所造成的短期動態類似於美國或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從2%的增長變為3%的收縮。

中國對於全球經濟具有系統重要性，因此中國出現動盪所產生的危險遠遠不止於其國界內。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持有者，美國、歐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亞的主要貿易伙伴，也是亞洲內部貿易的關鍵推動者，這部分是因為其巨大的加工貿易規模。

中國對於世界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國政府必須解決減速的短期影響，同時繼續實施旨在讓經濟平穩過渡到新增長模式和擴大市場作用的改革。外國企業正在試圖爭奪中國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算，中國中產階層已超過2億人。但這需要穩定的商業環境，包括增加政府批準的透明度和放松資本管制。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中國政府最近發動了溫和的貨幣貶值，到目前為止貶值了大約3%。這一幅度也許無法讓中國與歐洲或美國的貿易平衡發生重大變化。但它釋放出一個向更加市場導向的匯率變化的信號。投資者、管理者和政府官員所想到的風險是貨幣市場——或者受市場力量沖擊的政府管理的貨幣——常常動能過大，導致基礎價值發生過度調整。

在中國政府使用貨幣政策穩定市場的同時，微觀層面的改革必須繼續進行。中國必須在各行業部署新技術，同時改善工人的教育、培訓和衛生情況。此外，中國需要加強提振國內消費的力度，目前中國國內消費占gdp的比重仍遠低於其他國家。這意味著降低前所未有的高儲蓄率，很大一部分儲蓄流向了國有企業。如果要讓民營企業和家庭取代政府引導的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增長引擎，國家就必須降低在大企業中的股份，允許更多的利潤直接分配給股東，並從剩余利潤中拿出更多給公民。

降低過度國家控制的轉變還應該包括用針對低收入工人的定向支援和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取代給予重點行業的補貼和補助。此外，中國必須減少行政自由裁量權，引入明智的、可預測的監管解決自然壟斷和外部性問題。

回到宏觀層面，中國需要在各級政府間重新分配責任和資源，以利用它們在提供服務和籌集收入方面的比較優勢。經濟必須逐漸降低債務負擔（目前已經超過gdp的250%）。

幸運的是，在面臨前方艱巨的調整挑戰時，中國3.6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以作為不可避免的損失的緩沖墊。但中國也必須避免重回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的老路，當局在股價出現修正走勢時所表現出來的激烈反應，凸顯出這一可能性。這條老路需要徹底拋棄，決不能讓它對中國的長期穩定與繁榮造成更大傷害。

作者michael j. boskin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在1989年至1993年任老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