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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研究】中國智庫的現實圖景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5-09-02 08:19


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智庫建設先后作出重要指示,使中國智庫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嶄新局面。

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健全決策咨詢機制、按照服務決策、適度超前原則,建設高質量智庫。這無疑為中國智庫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又針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到目前為止,這一批示是中央最高領導針對智庫建設所做的指示、批示中指向最為明確、內涵最豐富的一次,而且還將智庫建設提升到了國家戰略和打造國家軟實力的高度。

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明確作出了“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的重要決議,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提供了總體規劃,並智庫要用改革創新精神建設一流智庫。

從2012年到2013年,全國各地一大批新型智庫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如長策智庫、盤古智庫、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中國金融40人、瞭望智庫等。

可以預見,在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中國智庫的大發展大繁榮已可預期,很可能會迎來自己的“黃金時代”。2013年4月17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在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舉辦了智庫與中國發展研討會。結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和習近平總書記對智庫建設的重要批示,面臨新的形勢,中國智庫是否迎來了發展的春天?有哪些機遇與挑戰?中國智庫如何在新時期發揮更多作用?這是國內首次聚集國內外頂級智庫和專家來研討如何建設一流的智庫,交流智庫建設經驗,開展智庫間的合作與交流。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蘭德公司、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清華-布魯金斯中心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等知名智庫的十多位一流專家和學者就此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而專家學者討論的結果顯示,中國確實到了智庫加速發展時期。

(一)智庫數量迅速增加,影響力初現

據《2013全球智庫報告》的統計,截至2013年底,中國被國外認知的智庫有426家。而實際上,由於統計口徑不統一,中國事實上的智庫機構遠比這要多。

目前,國內還沒有專門針對智庫的統計數據,不過可以從關於軟科學研究機構的調查研究中大致了解相關情況。

軟科學研究機構是以實現決策科學化和管理現代化為宗旨,以推動經濟、科技、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為目標,針對決策和管理實踐中提出復雜性、系統性課題,綜合運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的多門類多學科知識,運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系統分析和論證手段,而進行跨學科、多層次的科研活動的機構。

科技部組織了2010年度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統計調查,此次調查設計的軟科學機構主要有六類:企業法人、事業法人、社團法人、非國有非企業法人(民辦非企業法人)、非獨立法人、機關法人。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度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在機構數量、機構經費、從業人員數量、活動經費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首先,機構數量上,到2010年底,全國共有軟科學研究機構2408家,比2006年增加1075家,增加80.6%。其中,事業法人、高校下屬軟科學研究機構以及機關法人三者占到總數的90%以上,而企業法人及民辦非企業法人則在5%左右。其次,機構經費方面,2009~2010年,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的經費總數為239.7億元,其中66.5%來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發投入的13.4%。再次,從業人員方面,2009~2010年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的工作人員為8.4萬,占同年全國人員的4%左右,而且與2006年底相比增加4.8萬人,增長137.5%。最後,在活動經費支出方面,2009~2010年全國軟科學活動經費支出41.8億元,與2006年底的5.6相比增長6倍多。

隨著軟科學機構硬體、人員方面的增長,其成果的影響力也在不斷的增加。2009~2010年度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共完成課題20708項,進行中的課題14334項。軟科學研究機構在這些課題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課題平均經費支出11.7萬元,平均人力投入為2.3人年。這些課題也對國家政策和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據統計,這些課題共獲得5551次領導批示,相關觀點被媒體引用的次數為3萬多次,論文被核心期刊引用在次數更是達到近10萬次。此外,這些軟科學研究機構還參加了10020多次政府咨詢會。在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總體實現較快發展的條件下,軟科學研究機構的分布則明顯的出現了不平衡現象。在2048家軟科學研究機構中有1198家分布在東部省市,占到總數一半以上。中部有670家,占總數的28%;西部有540家,占總數的22%。由此可見,在軟科學研究機構力量方面,東部明顯強於中部或西部地區。

因此,根據關於軟科學研究機構的統計調查,我們還是可以大致推算出中國智庫在數量、資金、人員、課題、分布等方面的相關情況。

(二)智庫研究方向凸顯綜合化特征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智庫關注的內容和研究的角度都發生了一些變化轉變。

建國初期,受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和蘇聯的影響,中國智庫的主要關注點集中在軍備國防、政治熱點分析、政治軍事危機處理等事關國家安全的問題上。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發展經濟成為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智庫研究的重點也逐漸開始向社會發展戰略和重大經濟制度研究過渡。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在與之同時資源、環境、人口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也開始初現端倪。因此,這一時期智庫重心轉向了維持可持續發展,解決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問題,建立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等課題的研究。

21世紀以來,在物質文明得到大發展的背景下,精神文明被提上了發展的日程,智庫在繼續關注環境、資源問題的同時開始關注西部開發、高技術產業發展、科學教育等一系列問題,並將相關的研究成果呈送國務院及政府相關部門,為國家相關部門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三)智庫類型不一,發展模式多元化

關於智庫分類,國外比較有影響的分法是:學術型智庫、契約研究型智庫、倡導型智庫和政黨型智庫,然而,這種劃分顯然不符合中國智庫的實際情況,這是不同的國情決定的。

中國智庫機構數量眾多,其類型和模式不盡相同。由於分類標準不統一,國內學術界對中國智庫的劃分也不相同。最簡單的是從性質上分為官辦智庫和民間智庫兩大類,這種分類方式簡單粗獷,漏掉了一些細節。更進一步的分類方式是“三分法”,即將智庫分為政府智庫、高校智庫、民間智庫。再進一步細化的話,還有分為四類、五類甚至更多的方法,不同主要體現在對半官方(或準官方)智庫、企業智庫、商業智庫、非營利研究機構、咨詢機構等的界定上。

(四)智庫國際性特征初現,開始嘗試全球化

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智庫不具有國際化影響力,尚無真正的國際化智庫。但是,近年來具備國際化特征的智庫開始涌現。其國際化表現主要表現為:

第一,研究開始向國際議題擴展。

高校智庫是最早進行國際化領域研究的智庫組織。目前,北京、上海、武漢、南京等地的研究型大學,紛紛成立專門的政策研究機構,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軟科學研究所、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江蘇發展研究院等機構紛紛成立。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這兩個中心具有人脈廣、對現實問題敏感、專業根基厚實等特色優勢,具備國際化智庫建設的條件與基礎。2009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最大的“超級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也是國際性經濟研究、交流和咨詢服務機構,專注國際議題的研究,增大中國智庫的影響力。

其他較為活躍的民間智庫如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已經形成了關注智庫的出版物--《國家智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編寫了我國第一部國際人才系列專著《國際人才藍皮書》。書中提出的海歸創業支援計劃、中國綠卡完善、人才簽證、便利外國人居留政策、簡化人才出入境手續方面的建議,已經被采納並實施,其他建議也多次獲得領導批示。憑借國際化視角的研究成果,ccg與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世界移民組織、國際獵頭組織、加拿大大都會移民研究網絡等國際智庫組織實現了多次合作,並成功在美國國會舉辦中美投資研討論壇,增加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

第二,獨立性增強和資金經費的國際化。

接受國際基金會資助,是部分中國官方智庫在事業單位改革中經歷的主要變化。從現在的運行效果看來,外資資助中國智庫,對其獨立性影響不大,甚至還可能起到增強其獨立性的作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是最初依靠福特基金會的資助籌建的。外資支援國內智庫機構的同時也將國外智庫先進的管理經驗引入了中國,中國社科研究機構和大學研究機構的學術評價機制和激勵考核機制幾乎也是追隨西方體系建立的。比如,一個研究者和研究機構的評價標準,往往與其在國外刊物發表文章的篇數、參加國外會議的次數、在海外機構受邀擔任的職務等掛鉤。這些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推進了中國智庫的國際化進程。

智庫的獨立性是評價智庫是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詹姆斯·g. 麥甘教授主持《全球智庫報告》的時候指出,中國本土智庫依然存在自主性不足問題。實際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這種民間超級智庫的成立,代表著這種情況已經大為改善。十八大之后,政府對智庫發展的支援,表明了政府支援中國未來智庫發展的決心。隨著中國智庫獨立性的提高,外資對中國智庫認可度的提高,其資金來源的國際化程度還會增加。

第三,國際合作的增多。

中國國際問題領域智庫機構的國際合作情況相對良好。像世界與中國研究所、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常年舉辦國際研討會,提升了國際知名度。海外智庫機構對中國成長中的智庫關注度也開始提升,不少機構已經開展了與國內智庫的合作。如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與清華大學合作開展研究。但是,受制於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現實,目前,包括高校智庫在內的社會力量在公共外交起到的作用還相當有限。中國智庫在外交政策決策上的影響,一般僅限於資訊溝通者和“納諫者”的角色,國際知名度和認可度還有待提高。

第四,體制內智庫的國際化。

2008年金融危機后以及近年來關於提升中國話語權的討論,促使中國官方智庫開始著手縮小與西方智庫的差距。體制內智庫鑒於其服務官方政策的屬性,他們的國際化改革多集中於管理方面。中國科學院從2007年起,就在探索科技評價體制改革,希望摒棄單純依靠sci論文數量為評價指標的評價方法,建立一種國際化的評價體制,。2013年,中科院所屬的研究所中,有19個研究所進行了評估改革試點。針對評價體系的改革,中科院馮清了114位國內外專家進行了現場評議,中科院意外的專家占95%,其中還有64%的海外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作為中國官辦智庫的典型代表也開始對國外智庫的管理體制進行探索研究。2012年,他們走訪了全球38個智庫,與他們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並將建設亞洲一流智庫作為了自己的發展目標。

本文選自《大國智庫》,王輝耀、苗綠著,人民出版社

(本新聞來源: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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