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的真諦：培育自由開放的競爭市場體系

書名：《繁榮的真諦》

作者：路易吉·津加萊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8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路易吉津加萊斯生於意大利，曾親眼見證了裙帶資本主義、腐敗盛行對一國經濟的致命傷害。20世紀80年代，他來到美國學習經濟學，並致力於研究什么樣的制度能帶來持續的經濟繁榮。那時候的他發現：在美國，成功並不是靠運氣或出身，而是源於努力的工作。美國獨特的歷史和資本主義模式，使窮人也能跨入在全球來看相對富有的行列。

但是，如本書揭示的，過去十年，游說集團和政界內部人士相互織成關係網絡大撈好處，而掙扎中的中產階級無奈地看著畢生儲蓄因為房地產泡沫破裂而湮滅。銀行利潤屢創歷史紀錄，卻要花費納稅人的巨資去救助。贏家通吃型經濟擠壓了中產階級，惡化了收入差距和社會流動性。美國正在逐漸滑向南歐式裙帶資本主義——扶持企業而非扶持市場，關注朋黨利益而非民眾機遇的腐敗政客操控了政治和經濟。

如何打破這種局面，重現經濟繁榮？關鍵是找到繁榮的真諦：培育“民治、民享、民有”的自由開放的競爭市場體系。

作者簡介

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美國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企業家精神和金融學robert c. mccormack講席教授。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歐洲公司治理委員會研究員，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1992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

引言 你是否受到過死亡威脅？

在美國，至少對守法居民來說，死亡威脅是非常罕見的事。可我的一位朋友卻遭遇過。他在哪里越界了？2008年金融危機前，他是如今已臭名昭著的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簡稱aig）的一位咨詢師。aig對於我這位朋友在數學風險模型設計中的成就非常滿意，於是給他提供了一份競業禁止合同：用一大筆獎金換取他答應不會直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或開創自己的對沖基金。這是企業為挽留人才所采取的非常普遍的做法，但對我的朋友來說，不幸的是這筆收入將在2008年底才支付，而那正好是在金融史上最大規模的政府救助行動之后，美國政府以優惠條件借款2230億美元給aig，以防止其破產。如果感到這個數字的規模難以理解，你可以想象是所有的美國家庭每戶都給aig提供了2000美元借款。因此當訊息曝光說這家保險公司盡管業績糟糕至此，卻依舊給高管們支付了165億美元巨額獎金之后，社會上群情激憤也就並不令人意外了。

我這位朋友的競業禁止合同是那筆獎金中的一部分。甚至在丑聞爆發前，當一家報紙提及他曾經為aig的金融產品部門工作過時，他就已收到過幾次死亡威脅。后來他更加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列入那筆被揭發的獎金的接受者名單。於是盡管沒有法定的義務，他還是把這筆錢退回了公司，希望這個行動能讓他的名字免於公之於眾。出於對妻子和兩個十幾歲女兒的安全的擔憂，他還為她們安排了疏散計劃。

你對這個故事有何感想？從理論上講，大家無疑會認為不管一個人做過什么事情，像這樣去進行恐嚇都是錯誤的。但我愿意打賭說，假如你是屬於今天的大多數美國人的類型，那么你內心中至少有一部分會認為我這位朋友活該倒霉，特別是我還要告訴你，他所負責測算的風險是aig所承保的信用違約掉期交易的基礎。雖然他的合同並沒有與業績掛鉤的條款，但許多人會認為這無關緊要，他畢竟是那家給國家帶來深重的經濟浩劫的公司的一員。然而這個故事以及我們得到的整個體制被操縱的感受，所帶來的啟示卻不只是針對任何人或任何企業的財富。在歷史上，對財產權利的尊重、對合同的保護以及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念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發展，不但給那些生於這片土地的幸運兒帶來了繁榮，還幫助了千百萬被美式自由和希望所吸引、從世界各地來此的移民。

可是，我們對於自由市場的信念正在褪色。在過去10年，中位家庭的實際收入下降了7個百分點。

今天的20多歲的普通男子即使有幸找到工作，其實際收入也要比當年同一年齡段的父輩少19%。更多的年輕人還處於失業狀態。從統計數字上看，我們會發現從一無所有到致富的機會在減少，美國夢的前景正變得暗淡。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人會懷疑所謂神聖的契約精神不過是以納稅人為代價來保護富人利益的遮羞布。畢竟如果政府沒出手救援，aig就會破產，這些獎金就會和aig的其他債權人的權益一樣只能得到極少的補償。那為什么要用我們的錢給這些人全額補償呢？愿賭服輸難道不正是自由市場制度的真諦嗎？

鑒於政府借出去的大部分資金最後都得到了償還，我們或許會認為這些問題將逐漸平息。不過在2011年秋天，救助行動過去3年之后，成千上萬示威者到紐約市的祖科蒂公園乃至全美各地的許多公園宿營，以表達其憤怒。這些示威者未必能代表社會大多數人，但他們至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公眾支援。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在2011年12月的調查，贊成示威者提出的問題的美國人超過了反對的人：48%∶30%，當然很多人並不支援用這種方式來開展示威。示威者提出的某些議題得到的支援度更高，例如，目前有61%的美國人認為“國家的經濟制度不公平，偏向富人”，77%的人相信“少數富人和公司在這個國家的權力過大”。對美式資本主義的捍衛者而言，這些數字足以令人憂慮。

美國特色

我認識的移居美國的大多數意大利經濟學家（他們人數很多）是作為極左派而來的，有些人甚至是活躍的共產主義者。盡管不喜歡美國的制度，他們還是來到此地，只因這里有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我還注意到，一旦進入美國之后，這些人往往會逐漸轉變為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轉變要歸功於之前積累的經濟學知識。不過我認為更為重要的因素是他們通過親身經歷認識到，自己從理論上學到的自由市場能夠帶來的許多好處在美國成了現實。獎勵更多是根據成績，而非政治歸屬來分配，競爭給人們帶來了物更美而價更廉的產品，產業進入的低壁壘——在美國創立一家企業平均需要4天，日本是26天，意大利是62天，印度尼西亞達到128天——鼓勵新的創意涌現，給社會階層的流動提供了機會。

后文的第1章將談到，歷史、地理、文化與制度因素的幸運組合讓美式資本主義與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各種資本主義模式有所不同。例如，民主制度在美國先於工業化出現——至少對產生了強勢大企業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而言是如此。因此當這些大公司在19世紀末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美國人已經形成了良好的傳統，足以限制大公司的政治影響力。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其實是民眾對於大公司帶來的政治腐敗的反抗的成果，而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為了減少壟斷造成的經濟扭曲。

在美式資本主義開始發育時，政府在國內生產總值（簡稱gdp）中所占的份額也非常小。企業家們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在市場上獲得認可，因為財力有限的政府難以提供幫助。這與后起的工業化經濟體的情況相去甚遠，例如，亞洲四小龍（香港地區、新加坡、韓國和台灣地區）的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創造出來，而且從早期階段起就出現了對政治權勢集團有利的產業政策。需要人們依靠政治關係，而非市場業績來致富的資本主義，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種不公平和腐敗的資本主義。

美式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其興起過程受外國影響較小。相反在法國、巴西乃至加拿大，人們對於美國企業控制本國經濟心懷恐懼，給本國的商業精英提供了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來尋求特權和保護的借口。這自然也加劇了裙帶主義。

最後，美國還受益於新教的倫理觀，把財富視為努力工作的正當回報，而不是幸運的禮物甚至原罪。在一項聚焦國際比較的研究中，調查對象要回答對下列觀點的相對支援度：“為了鼓勵個人努力上進，我們需要拉大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應該更為平等”。新教徒大多數支援前一種觀點，而天主教徒多支援后一種，穆斯林則更甚。

由於上述各種緣由，美國形成了一種對經濟自由和開放競爭的可行性與前景抱有信念的文化。受到激烈爭論的“努力工作將獲得回報”的觀點，依舊是大多數美國人所奉行的生活準則。這種態度減輕了美國的反市場壓力，使資本主義制度更為穩定、更深入人心。美式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普遍繁榮反過來又鞏固了民眾的支援。

對資本主義的信心危機

隨著時光流逝，上述的許多因素卻已悄然改變。政府所掌控的gdp的份額在1990～2005年間增加了超過7倍，通過不斷擴張的監管規範，政府的影響力提升得更快。企業界已經學會了與這種與日俱增的政府影響力相伴而行，並借以牟利。例如，企業界沒有反對2009年的刺激政策組合，而是致力於撈取最大的利益份額。

事實上，企業界在榨取政府的資金方面的確已變得比之前更加老到。美國國會從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通過對特定受助對象的專項資金來影響企業的成敗。本書第5章將介紹，這種專項撥款一旦啟動，就出現巨量增長。人們對強化這種撥款的增長的普遍支援實際上是被誤導，誤以為公共資金能夠以“公私合作”模式促進私人經濟的發展。其實這些措施都在幫助企業利益集團擴大市場權力，而隨著它們開始更多地控制政治議題，民眾對自由市場制度的支援也會因之減退。

如上文所述，民眾的支援還需要依靠資本主義制度能夠帶來的普遍繁榮和公平感。但令人遺憾的是，本書第2章將會談到，這些優勢也已褪色。經濟增長率和社會流動性在過去10年的降低損害了自由市場能給每一個人帶來繁榮的形象。把來自納稅人的數億美元財富獎勵給經濟災難制造者，讓人們對這個制度的公平性產生了質疑。

資本主義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把作家從為政治服務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通過圖書市場，知識分子能夠自由地為大眾寫作並以此謀生，而不是僅僅效忠於富有的庇護人。這個過程對通才型的知識分子較為有利，但對更為專業型的人才卻不然，核工程師很少會站出來反對核電站項目，金融學家也很少反對金融衍生產品。專家們對於自己學科的傾向性部分來自其選拔過程，只有那些對某個領域有熱情、愿意成為其擁護者的人才會選擇從事這類專業。不過這種傾向性同時也與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專業化引起的自然俘獲”有關。這里所說的“俘獲”意指負責監管或評估某些企業的個人或機構最終為這些企業的利益說話的現象。一個人的人力資本的專業化程度越高，其思想觀念的市場受眾就越小。如果我是位核工程師，那我會發現依靠寫一本有關核能的普及讀物是很難維持生計的，我的才能的最有價值的利用是為核電企業工作。因此如果反對核電站，自己的人力資本就會嚴重貶值。例如，布朗—威廉姆森煙草公司的前任研發部門負責人杰弗里維岡（jeffreywigand）就因為揭發了煙草行業的某些做法，把自己的30萬美元年薪弄成了區區3萬美元。

在某個專業領域的潛在雇主越少，專業技術人員就越不自由、越缺乏獨立性。這種現象在報紙雜志行業中表現得很突出。《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和《紐約時報》在提供基金投資建議方面比專業性更強的媒體更為客觀，因為他們擁有組成人員十分廣泛的咨詢專家團隊，而專業性媒體卻過分依賴少數不敢得罪自己的人物。類似問題並不限於報刊業，而是遍及各種行業：最有能力的人同時也是最缺乏客觀態度的人，因為他們往往是專業化程度最強的人，不敢對極少數潛在雇主有所不敬。這種現象造成了專家與普通民眾的脫離，加劇了不信任感。

不管人們是否有所意識，俘獲現象一直都存在。不過在近年來，幾個趨勢導致這個問題嚴重惡化。第一個趨勢是專業化的加強，20世紀初的醫生可以輕松掌握各種醫學知識，如今只能在非常細分的學科上勉強跟上最新的文章和發現。這樣極端的專業化增強了企業對於知識界的影響力。《英國醫學季刊》（britishmedicaljournal）的一位前任編輯甚至說，“在某些醫學專業領域不可能找到沒有利益衝突的人”。

第二個趨勢是產業集中度的提高。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抵押貸款巨頭在很多年來一直有著俘獲、打擊或者收買任何試圖質疑其做法的研究人員的實力。這些企業所擁有的巨大財力和勢力，會讓反對它們的人付出沉重代價。類似的是，其他大型金融集團也能夠俘獲專家，並通過游說來決定政治議題，控制思想論壇。

要想了解這些企業的龐大勢力，我們可以看看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改革措施。從這個進程之初，大銀行就明確表示希望受到美聯儲的監管，其原因不在於美聯儲有著解決此類問題的最佳紀錄，或者說它是最符合邏輯的監管方（因為出於維護穩定目的而監管銀行與保護消費者這兩個目標可能存在利益衝突），而是由於美聯儲已經深受大銀行的影響，這些銀行決定著紐約聯儲局的理事會組成人選，並且美聯儲的行動所需要的資訊也大部分來自它們。反對這項提議的人極少，因為不管是在私人部門還是在政府機構，希望在銀行界從業或為其提供咨詢的專家們都必須和大銀行或美聯儲打交道。美聯儲的說客和朋友圈以及大銀行的說客與朋友圈之間進行的討論都圍繞著同一論點，即美聯儲是執行銀行監管的最佳機構，而全然不顧美聯儲過去曾犯下的重大監管錯誤，例如在本輪危機前沒有強制執行抵押貸款標準等。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act）把這項責任最終賦予美聯儲，在我看來是毫無意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