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供給學派發展土壤 中國究竟應吸取什么養分

易方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宏觀規則分析師戴險峰撰文指出，在全球復甦持續乏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持續減緩，需要尋找一切有效的辦法來應對。將需求端和供給側對立起來的做法是教條且沒有意義的。各種"學派"或"主義"背后都有長期發展形成的思想精髓。正如西爾克（silk）在1980年所說："經濟理論和政策正在經歷重大變化，經濟學的供給端和需求端獲得更大的結合，使得長期與短期思想獲得更大結合。" 放在今天的中國，實用主義的態度應該是采納各家之長，協調短期需求管理與長期供給側改革，以使中國經濟平穩過渡。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宏觀經濟學一直都是頗具爭議的領域，因為它與政策緊密相關。供給側改革在最近被熱議，並常被與供給學派經濟學相比。這就有必要回顧供給學派及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並厘清相關概念。

宏觀經濟學的爭議與發展

宏觀經濟學研究周期與增長問題，關注的是產出、就業與通脹等經濟總量。因為與政策及各方利益息息相關，宏觀經濟學始終充滿爭議。對此，增長模型的創立者索羅是這樣總結的：宏觀經濟學很復雜；宏觀經濟學背后有很多籌碼；宏觀經濟學的每一個方面都有很多既得利益，宏觀經濟學每天都在影響政策。

宏觀經濟學在近80年的發展歷史中，經歷了凱恩斯的"革命"、貨幣主義的"反革命"、新新古典綜合、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對凱恩斯的回歸，以及隨后的再反思。

現代意義上的宏觀經濟學源於凱恩斯。為解釋大蕭條，凱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認為可以通過增加政府開支來調節周期。這與之前的古典經濟學思想相悖，因此被稱為凱恩斯革命（revolution），並引發了著名的凱恩斯與哈耶克之爭，結果凱恩斯大獲全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決策機構里都是凱恩斯主義者。

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改變了這一切，並導致凱恩斯主義被拋棄。英國首相卡拉漢（callaghan）在1976年說："我們以前認為可以通過花錢來解決衰退，可以通過降稅和政府消費來增加就業。我可以誠實地告訴你，這個選擇已不存在。"而德國總理施密特則說："凱恩斯的時代過去了，因為今天的問題是通脹。"

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及供給學派等因此得以發展，並對凱恩斯主義進行批評。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盧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認為凱恩斯主義的計量模型沒有考慮到人對政策的理性預期，從而犯有根本性錯誤。盧卡斯的理性預期模型則從人的偏好出發並考慮各種約束條件，被認為是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counter revolution）。

但是凱恩斯主義者發展出了新凱恩斯主義，通過工資與價格粘性來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並與新古典學派抗衡。這就是著名的"咸水"（哈佛大學與mit）與"淡水"（芝加哥大學）之爭。

隨后的新新古典綜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則將新古典主義與新凱恩斯主義結合，既使用了新古典學派的動態一般均衡，又綜合了新凱恩斯主義的市場摩擦。它是當今美聯儲等機構制定政策的依據。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凱恩斯主義重新流行，但經濟增長的長期疲弱也讓大家再次反思，非主流的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設也得到了更多重視。

供給學派的實質

大家常說的供給學派產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學術領袖是拉弗和蒙代爾。落實到政策實踐中，供給學派就是減稅。供給經濟學因此就更象一個特定政策的學術標簽，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后來布什在競選時甚至用"巫術經濟學"一詞對之描述。

思想上，供給學派常會追溯到19世紀的薩伊定律，也即"供給創造需求"。古典經濟學中，生產（也即供給）是人類經濟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消費只是結果。從減稅角度，供給學派則將他們的思想追溯到了14世紀的穆斯林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khaldun認為，一個王朝破滅前往往出現高稅率低收入的現象。里根在1981年的一次媒體會上也引用了khaldun的話。

但這些思想落實到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理論中並沒什么創新之處。古典經濟學認為供給創造需求，因此側重供給。凱恩斯認為需求創造供給，因此強調需求。二者強調的分別是長期和短期問題，彼此並不矛盾。針對短期的周期問題，凱恩斯強調用需求管理來熨平周期。他說過一句著名的話，"長期我們都死了"。而長期經濟增長則由供給側因素推動，這也是經濟學家公認的經濟增長理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當時的供給學派沒有帶來任何新元素。他們提出的建立激勵機制來提高勞動參與率並激勵投資，實際上等同於經濟增長理論。經濟活動終究是為了人們的消費並提高生活水平，而這就需要提高生產水平。生產水平則由資本、勞動力及全要素生產力等生產要素決定。這些都是經濟增長理論的范疇。

中國目前所談的供給側更多屬於增長理論范疇的"供給側"。

供給學派發展的土壤

供給學派的興起是美國經濟、政治及制度在20世紀70年代一系列理論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

"滯漲"是供給學派興起的經濟土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發展。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更為各國實行貨幣寬鬆大開方便之門，通脹壓力隨之增加。1973年，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贖罪日戰爭引發石油禁運。原油價格一年內翻了4倍並在整個70年代都在上漲。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很大，導致其出現了1974年到1975年的衰退。凱恩斯主義的赤字政策不但沒起到刺激作用，反而造成滯漲。滯漲違背了凱恩斯主義失業與通脹不相容的核心結論，為供給學派的發展提供了經濟土壤。

20世紀70年代圍繞稅收的政治斗爭則使美國在政治上傾向於減稅，這為供給學派提供了政治土壤。加州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一場圍繞降低房產稅的政治斗爭，並在1978年6月6日通過減稅法案。盡管此次斗爭圍繞的是加州的地方稅，但華盛頓的決策者們感受到了民眾反抗高稅收的巨大力量。而該法案的通過則表明了政府對減稅的政治支援。這就改變了華盛頓在稅法方面的政治博弈，並將共和黨中的傳統派與供給學派聯合起來。

1978年美國國會議員施蒂格（steiger）推行資本利得稅的減稅法案，並引發一場大辯論，吸引了一批重要的經濟學家參與。費爾德斯坦積極撰寫論文對減稅進行論證，並且在國會論證中作證。他強烈認為降資本利得稅可以刺激投資的增加，從而挽回減稅帶來的收入損失。關於資本利得稅的爭論，使供給學派經濟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共和黨內部那些強調降低政府開支的聲音也在支援減稅。他們認為不降稅的話將很難降低政府花費。而加州房地產稅的爭論表明，選民其實也認為減稅是降低政府浪費的有效手段。弗里德曼則說："限制政府花費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限制政府的稅收收入。"

aei（美國企業研究院）、cbo（國會預算辦公室）及jec（聯合經濟顧問委員會）為供給學派提供了制度和機構土壤。aei因為拉弗而成為供給學派的支援者。拉弗將"滯漲"歸於1971年對金本位的放棄。他認為美元與黃金脫鉤使貨幣政策失去約束，從而帶來通脹。由於稅收基於名義價值，人們的稅務負擔也隨著通脹而上升。拉弗因此建議以緊縮的貨幣政策及降稅來重建激勵並增加貨幣需求。1974年aei贊助拉佛組織了一個關於全球通脹的研討會，並邀請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參加。這使得后來被稱為供給學派的思想首次得到傳播。這些思想在會后被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記者萬尼斯蒂（wanniski）總結並發表--他也經常被認為一手炮制出"供給學派"一詞。aei此后便開始為供給學派提供持續的支援。

預算辦公室cbo因為美國政府的預算機制的變化而成立，也成為供給學派的支援者。在70年代，經濟學家取代了會計師來制定政府預算，從而加大了對經濟預測的需求。美國國會因此成立cbo來進行宏觀經濟預測。凱恩斯主義的失效以及新的預算過程的確立讓供給學派的保羅•羅伯特看到機會來提倡供給端的財政政策，並推動cbo支援供給學派思想。

國會的jec是與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相對應的機構，在70年代末也成為供給學派的支援者。jec最初成員主要是凱恩斯主義者。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jec開始越來越強調供給側，認為當時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是缺乏儲蓄和投資動力。到了20世紀80年代，jec已徹底轉變為供給學派。jec的轉變為供給學派贏得了尊重並促使共和黨和民主黨形成共識。

在學術、政治以及公眾都支援減稅的背景下，議員坎普（kemp） 和參議員羅斯（roth） 在1977年提出推行減稅的坎普-羅斯法案（kemp-roth fax cuts），並在1978年引起廣泛關注。1980年里根競選，則采納了坎普-羅斯法案的經濟原則。

這樣，20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時期，供給的核心政策減稅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共識。

如何評價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興起得益於里根經濟學，其支援者認為供給學派的政策消除了滯漲，並帶來隨后的經濟繁榮。他們會援引美國20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的兩次減稅（每次減稅都伴隨這經濟的強勁增長），以及美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的強勁表現作為證明。他們還將德國和日本戰后的經濟繁榮歸於兩國多次實施的減稅。而反對者則斥責供給學派實際就是政客對老百姓(603883,股吧)的欺騙，因為里根執政期間美國政府赤字不僅沒降反而大幅上升。反對者甚至將其歸於供給學派經濟學家在學術上的不誠實，認為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知道減稅實際上無法增加稅收。

對此，供給學派則認為財政赤字的上升是因為軍事開支以及通脹的過快下跌(通脹下跌降低了稅基)，並指出通脹下跌如此之快恰恰是供給學派的一大貢獻。按照簡單的奧肯法則（okun）計算，只有大蕭條才會將當時的高通脹降下來，而里根政府治理通脹的經濟代價則小得多。

關於供給學派政策效果的爭議可能永遠不會有定論，這是其政治屬性決定的。僅就其理論或政策建議來看，所謂供給學派並不獨特。即便如此，供給學派對供給側改革的論證，尤其是更廣泛地被稱為里根經濟學及撒切爾主義的一系列經濟措施及思潮依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20世紀70年代對凱恩斯主義的放棄，實際就是對"大政府"的批評。這似乎又回到凱恩斯與哈耶克之爭，而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則獲得勝利。布坎南就認為凱恩斯應該對戰后的"大政府"現象負責任--各國政府就是因為凱恩斯才消除了對財政赤字的忌憚。撒切爾則對哈耶克推崇備至。"小政府"也就成為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的一個核心。里根推行減稅，隱含的目標就是降低政府支出。里根和撒切爾還致力於放松監管，也是推行"小政府"。弗里德曼就指出，美國政府登記的監管法規的頁數在尼克松執政期間翻了倍，而在里根任期則幾乎減半。通脹方面，里根和撒切爾還都采納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並成功地將通脹打壓下去。

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思潮與其說是拋棄或者取代凱恩斯，不如說是經濟學的進一步演繹，以及概念和理念上的進一步澄清。這其中包含了很多長期發展而得出的思想精髓。對之回顧，大概可總結出如下幾點：政府與市場之間存在界限，市場在設定資源方面最有效率，政府則應該制定和維護規則，並且提供公共物品。貨幣主義治理通脹有效。供給側的改革可以通過建立激勵機制，改變人的行為，從而促進長期的經濟增長。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短期波動，可以通過需求管理來熨平周期。

在全球復甦持續乏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持續減緩，需要尋找一切有效的辦法來應對。將需求端和供給側對立起來的做法是教條且沒有意義的。各種"學派"或"主義"背后都有長期發展形成的思想精髓。正如西爾克（silk）在1980年所說："經濟理論和政策正在經歷重大變化，經濟學的供給端和需求端獲得更大的結合，使得長期與短期思想獲得更大結合。" 放在今天的中國，實用主義的態度應該是采納各家之長，協調短期需求管理與長期供給側改革，以使中國經濟平穩過渡。（文章來源：《中國金融》201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