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租房"民意何在?

每月花多少錢，可以住上“公租房”？廣州、上海、北京，都陷入了一場“不可知”的爭論當中。先是北京推出了與市場接近的租賃價格，在媒體如潮的辯爭之下，官方聲音轉變為“公租房租金聽民意”。

但無論如何，曾經在唐家嶺居住的“夾心層”距離“公租房”是越來越遠了。2008年唐家嶺的打工族，一度被納入“公租房”保障目標：作為經濟適用房、兩限房、廉租房之后的又一個保障住房種類，起初被稱為：“政策性租賃房”，其后以一個響亮的公共名詞“公租房”正式落地，覆蓋人群包括畢業大學生、外來人口等，均為暫時買不起房，但需過渡性居住人群。

但在公租房即將面世之際，其使用范圍卻收窄為：供應對象為已通過政策房審核的家庭，限定為本市戶籍。也就是說，那些輪候等待經濟適用房、兩限房、廉租房的人們，也加入到了“公租房”等候行列，且外省人士與此無關，也就是說唐家嶺人群已然與公租房無緣。

那么“公租房”的個性意義在哪里呢？不過是經濟適用房、兩限房之外的又一個名稱不同的政策性住房。

住房保障部門給出的理由是經適房、兩限房輪候人數過多，為使輪候家庭等待時間不至于太長，他們也可以選擇“公租房”。在輪候人數不斷增多的同時，保障房卻自身難保。2009年北京市政策性住房新開工850萬平方米，竣工200萬平方米。從公開資料表明，此前數年，均呈開工面積碩大，竣工面積“矮小”的狀況，比如在2005年，開工面積為783.4萬平方米，竣工面積為325.6萬平方米。也就難怪“公租房”剛有眉目，卻不得不承擔政策性住房欠下的舊賬。

迄今為止，地方平臺融資總額已至7.6萬億，但多數地方政府卻沒有將保障房建設納入這個資金序列中。顯然，如果土地被“招拍掛”大廳里的拍賣槌來回敲打，可以敲出巨額收入，而用于保障房建造，則是凈投入，投資收回遙遙無期。因此，就出現了北京市“公租房”，不得不破土開建，但公共產品卻無法由財政資金獲得撥款，而是向銀行、公積金中心貸款建造。

這造成了一個邏輯困境，一個必須完成的目標，卻因為實現路徑變得越來越模糊，而致使結果與目標難以吻合。本來應當是公共財政負擔的事情，卻轉由市場化金融資金負擔，銀行當然不僅要本金，還要利息，那么這個“公租房”還能租給誰呢？只能是那些能負擔起建造費用及銀行利息的人群，這些人還是“夾心層”嗎？

如果公共產品失去邊界，那么其本來訴諸公平公正的初衷，也就不復存在。北京市建委官員稱公租房租金要聽取民意，民意租金是什么水準？如果難以滿足償還銀行本金及利息怎么辦？官員的回答是，政府可以每年從財政中拿出一部分錢來，逐步償還公租房的貸款本金。在近期公租房租金爭論中，這是建設主管部門在“財政承擔”問題上的唯一表態，問題是財政局同意了嗎？這些支出有多大？需要支出多長時間？都是含混不清，一帶而過。

在政策設計與實現之間，實在太不匹配。地方財力有限，保障房實現需要一個過程，這當然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因為像完成“軍令狀”一樣，不管三七二十一而倉促上馬，最終導致目標越走越遠，那這個“軍令狀”意義何在呢？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連年欠賬，供應缺乏，于是“創新”出了一個“公租房”，但最終卻因修邊去幅，被稱“高租房”，這又何苦呢？少一些說法，多一些行動，是一句老話，卻是衡量“承諾”質量的不變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