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樓門”和“罷工門”暗示中國製造業正面臨危機

分析認為，壓低成本如果成為“中國制造”維持利潤的唯一出路，人口紅利消失后的轉型，代價可能是經濟增速回落和物價上漲。富士康“跳樓門”、本田工人罷工或在暗示，中國制造業將面臨危機。

據證券市場周刊6月13日報道，營業收入下降，壓低成本成為維持利潤惟一出路，人口紅利消失后的轉型，代價可能是經濟增速回落和物價上漲。

不管是富士康還是本田停工，管理模式機械化，員工工資低，新一代農民工價值觀變化……一系列問題暴露出來。對此，工會、警方和政府紛紛介入調查問題所在。

為什么在經濟最為困難的2009年，反而風平浪靜；而經濟復蘇向好的2010年，勞資問題卻不斷出現。連續的跳樓、大規模的罷工，或許在暗示，一直引以自豪的中國制造業將面臨危機。

外需的沖擊，國際資源成本的上升，人口紅利在逐漸消失，制造業光鮮的利潤報表背后存在難以言說的痛。治標的辦法只能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為此將不得不付出經濟增長減速的代價。

擠壓人工成本謀生存

一位本田汽車零部件公司員工曾在網上公布了自己的工資單：基本工資（675元）+職能工資（340元）+全勤補貼（100元）+生活補貼（65元）+住房補貼（250元）+交通補貼（80元）—養老保險（132元）—醫療保險（41元）—住房公積金（126元）=實際到手工資1,211元。

更為嚴重的是，工資的增長微乎其微。本田汽車零部件公司薪酬體系分為五大級別，每個級別分15小級別，每提高一個級別只增加30元。按照上述員工提供的工資單，一個員工順利升級，年工資增長率也僅為2.5%，工資增長還不足抵消通貨膨脹的上升。

富士康的基層員工除了9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外，要想獲得更多的收入只能通過加班。月收入要達到2,000元，每月至少加班100個小時以上。

低工資不一定就意味著公司對員工的壓榨。

根據2009年上市公司數據，制造業2009年利潤增長37.3%，相比2008年利潤-42.9%的增長，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金融海嘯使得我國制造業利潤大幅下滑，員工為了保住難得的飯碗，工資低、工資增長少相對容易接受。但2009年，中國經濟強勁復蘇，制造業利潤也是巨增，員工工資仍然原地不動，這就容易引發不滿了。

雖然制造業2009年利潤暴漲了37.3%，但營業收入卻是負增長，為-3.44%。而且自2007年以來，制造業營業收入增長就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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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業收入負增長的情況下，要維持利潤，無非擴展其他利潤渠道，或者壓低成本。的確，制造業企業在通過其他的非營業渠道擴充利潤，價值變動凈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從2006年的10.2%，提高到了2009年的20.7%，足足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2009年制造業營業利潤增長了42.5%，不壓成本恐怕難以實現。即便如此，制造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僅為9.5%，仍低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13.7%。

不管是全球需求下降，還是國際競爭市場的激烈，在營業收入下降的情況下，壓低成本幾乎成為唯一的出路。

14－24歲人口大量減少

上世紀末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內在動力源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中國在20世紀50-70年代經歷長達20年的生育高峰期，這導致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勞動力優勢集中爆發，直接將中國送入經濟高速增長快車道。

人口紅利使得我國制造業創造了無數的輝煌，但“民工荒”、本田罷工、富士康連續跳樓，似乎預示著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發生轉折性的變化。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曾指出，從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趨勢看，中國一般的勞動年齡人口（16歲－64歲）在2010－2015年將處于峰值。“目前，我們正處于‘劉易斯拐點’的過程中，隨后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不斷下降。”

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轉變，被稱為“劉易斯拐點”。在此拐點到來前，勞動力無限供給，則存在“人口紅利”。

蔡昉考察的是所有勞動年齡的人口，而制造業的勞動人口年齡大多集中在20歲左右。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數字，中國14－24歲的人口比例在2005年就已經出現了拐點，在2010年之后將會加速下滑。這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已經在逐漸消失。

不能轉型的怒火

人口紅利、出口導向和經濟高增長是近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但這些條件在逐步發生變化，矛盾也在顯現。

一方面，金融危機使得全球需求大幅下降，全球經濟的復蘇將進入一個緩慢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發達國家。2009年發達經濟體GDP增長為-3.2%，IMF預計2010年其經濟增長也僅維持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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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中國制造業的國際需求要想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恐怕比較困難，未來制造業營業收入維持低速增長可能會成為常態。在國際原材料成本上漲的情況下，它們要維持利潤的增長，必須擠壓勞動成本。

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紅利在逐漸消失，以往無限的勞動供給將一去不復返，企業必須提高工資才可能吸收到更多的勞動力。

據Jassin-O Rourke Group估計，中國紡織業的勞動成本優勢已經不大。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成本為1.08美元/小時，幾乎是孟加拉國的5倍，即使是在金磚四國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僅低于巴西，與俄羅斯相當，比印度高出了一倍。

兩方面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使最近的勞資糾紛不斷升級。富士康已兩度上調員工薪水，本田罷工員工也在加薪中與公司和解。這顯然是富士康和本田被逼無奈，被動調整的結果。

假如按照Jassin-O Rourke Group的估計，中國制造業勞動薪水都像富士康那樣提升30%的話，中國的成本優勢將會被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超越。如果勞動成本提高一倍的話，將與巴西相近。

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副總干事羅懷家近期表示，由于中國工資水平的提高，該組織正鼓勵臺灣電子產品制造商在越南、印度和印尼等勞工更便宜的亞洲國家建立新的工廠。

為惠普和戴爾等生產筆記本電腦及其它電子產品的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言人張志明說，公司已于近期在越南完成了其筆記本生產工廠的建設，但這家工廠還未開始大規模生產。

由于越南、印尼等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政局不很穩定，且勞動力的供應量未必能滿足需要，制造業生產商大規模搬家的行為在短期內還是很難出現。

不提高工資，雇不到充足的員工，甚至會導致罷工和跳樓；提高工資，利潤被壓縮，競爭優勢會被別國取代。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調整經濟結構。人口規律無法改變，唯一可以改變的就是轉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提高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

經濟增速必然回落

人口紅利的消失在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曾經出現過。其他國家是如何轉型的，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鑒。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末也面臨過同樣的問題，“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后，內需不足、資源成本上升，日元面臨升值壓力。但日本從1960年開始實行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1967年，GDP迅速翻了一番，國民收入也提高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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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15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落后于企業利潤，甚至低于財政收入的增長。從1995年－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長了17.7倍，財政收入增長了8.8倍，而城鎮居民收入僅增長了2.7倍，農民收入增長僅為2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盧峰教授曾在《我國工資與勞動成本變動及國際比較》（1978年－2004年）中指出，自1995年到2004年，中國制造業年均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大約低5個百分點，比同期服務業工資增長低了近20%。

這種現象有它的合理性。改革開放初期，資本是稀缺的資源，勞動力供給的過剩，必然導致財富分配中勞動所占的份額要低。但如果人口紅利消失，這種分配格局就必須改變。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指出，中國可以借鑒“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如果年均工資增長在15%左右，5年就能翻一番。

《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聯合成果情況說明》指出，中方將繼續努力，增加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方將完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漸增加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

顯然美國已經看到，光靠人民幣升值不能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只要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不變化，普通居民收入得不到有效增長，中國的過剩產能就只能在海外尋求市場。

提高國民收入在短期內并非毫無代價，工資成本的提高會壓縮一部分企業利潤，并使通脹壓力加大。我們不可能永遠依靠制造業，美國、日本都曾經完成了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在未來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情況下，制造業的優勢可能會被諸如印度等國家所取代，而產業升級則將成為必然的路徑。

在日本人口紅利消失后，經濟增速比之前下滑了一個檔次，這似乎意味著中國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經濟增速也可能從目前的10%左右的高增長回落到6%－7%的水平。

(王月霞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