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一種民族激情的"符號"

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熱情，是一個奇特的現象，自從電視普及以來，它已成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場牽動數十億人的神經，打破他們平靜生活的漫長狂歡，僅僅用人們對體育運動的喜好，是難以解釋的；事實上，投入這場狂歡的人群中，有許多并不喜歡足球，平時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別說踢過足球了。

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許歐洲五大聯賽和冠軍杯的比賽水平更高，也更好看；從專業角度講，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務才臨時召集起來的國家隊，職業俱樂部能夠跨越國界搭建最優秀的團隊，有著更連貫周密的訓練計劃，更多的實戰配合經驗，更從容的狀態調整空間，而國家隊中，除了巴西、阿根廷這樣的頂級豪門之外，很難組建和調整得像冠軍杯參賽隊那么全面、均衡而專業。

但兩者在吸引觀眾的表現上卻恰好相反，2006年德國世界杯平均每場收視人數達到5億，而同期冠軍杯即便重大比賽收視人數也不過一兩千萬，差了一個數量級；造成這一反差的，無疑是民族激情的巨大號召力，如同奧運會一樣，世界杯是展示民族符號，宣泄民族激情的一場盛宴，人們揮舞國旗、高唱國歌，把手捂在心口，把國旗顏色投射到球衣上、涂抹在臉龐、胸口、三角肌乃至屁股上。

在每一種文化中，民族激情都是如此容易被激活，而一旦激活便成為影響集體行為的壓倒性因素，這背后必定有著牢固而普遍的心理基礎；這一基礎，大概源自于人類狩獵采集時代的團伙和部落對抗；在那個漫長的時代，作為基本社會單位的部落常由擁有血緣關系的數十上百個家庭組成，其中成年男性組成團伙出門打獵或擄掠其他部落，構成了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內容。

因而對于男性來說，在團伙中成為好戰友，甚至好首領，便意味著有更多機會分得戰利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擄得的女人）；為此，他們發展出了許多適應性能力：勇敢、忠誠、服從、堅忍、領會、溝通、組織、計劃、指揮等等，而其中一項獨特的能力在日后有著深遠的影響，即，借助某些外在特征迅速識別敵友并作出適當反應的能力。

一個好戰友，是那種能被共同的文身樣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點、揮動的圖騰、沖鋒的號角、戰友的吼叫，激起強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來自敵方的類似信號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這些反應必須與底層的情緒系統綁在一起，必須表現出難以遏制的臉紅心跳氣喘，因而不可避免的會導致實際的戰斗行動，才是可信的。

很明顯，民族國家的那套符號就是部落戰斗符號的現代翻版：國旗源自旌麾，國徽源自圖騰和盾紋，制服源自文身發式等身體裝飾；然而，盡管它有著古老的心理基礎，但民族激情本身卻是近代的產物；民族，既不是血緣集團，也不是文化和語言集團，它是近代主權國家崛起過程中，國家權力所能達到的邊界，而所謂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國家憑借權力為這一虛擬部落所擬構的符號體系。

在文藝復興前的歐洲，沒有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語、日耳曼語、凱爾特語和斯拉夫語的各種方言，而在學術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臘和拉丁這兩種世界語；是民族國家借助印刷術、統一課本和義務教育，創造和推行了民族語言，對上取代了拉丁語，對下消滅了方言，同時，官方的歷史和文學編纂，為民族創造了共同的神話、歷史、英雄、惡魔、苦難、經典、圣地和紀念日。

盡管部落是虛擬的，但構建民族的努力卻是非常成功的，通過語言和文化的改造，國家成功的把這套符號體系植入了人們的集體記憶；這一成就，已經成為現代國際創建制度、推行政策、實施控制和對外交往的基礎；然而，民族激情在賦予國家以統治能力的同時，也成了戰爭與殺戮的催情劑，在它的強大驅動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們毫不猶豫的涌向征兵站，去殺死那些所謂的敵人，僅僅因為后者佩戴著另一套符號。

今天，當人們涂滿油彩擊鼓鳴號涌向球場時，其情緒、姿態、裝扮和隊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運的是，那里只有號角，沒有槍炮，只有歡呼，沒有殺戮，而最終將他們放倒的，不是子彈，而只是啤酒；或許我們該慶幸，當初被從潘朵拉盒子里放出的這只妖精，如今被關進了競技體育場這只籠子，改造成了無害的取悅于我們的寵物，激情在此燃燒，卻不會去推動那部危險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