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1)

編者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近年來中國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後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總有些人習慣於從西方經濟理論中尋找依據。供給側結構改革提出後，一些人馬上提出，改革的理論基礎來自於西方的供給學派。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藉機製造負面輿論。」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指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背景是中國所面臨的是經濟發展階段轉換過程中的中長期增長和結構調整遇到的瓶頸制約，而西方供給學派的背景是美國經濟於20世紀70、80年代突發的「滯脹」。兩個政策的產生背景迥然不同。此外，賈康指出，無論是從兩個政策的產生背景還是從經濟學學理支撐的角度，或是從兩個特色與主張有別的宏觀政策要領的視角，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西方供給學派都是迥然不同的。以下刊發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蘇京春的約稿文章以饗讀者。作者：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蘇京春

在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是相反相成而並存的一對關係。需求管理是總量管理，側重於在反周期概念下，各個年度短期視野內調節宏觀經濟運行中銀根的松和緊、施行總量的刺激或收縮。供給管理更多地着眼於中長期和全局的發展後勁，考慮不同角度的結構優化，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兼顧一般、協調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給問題，把物質生產力要素與人際生產關係變革打通來尋求優化方案。結合全球經濟實踐，雖然都有從供給側着眼的特點，但我們認為，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也曾出現過的冠以「里根經濟學」之稱的供給學派的主張，與中國現階段下決心推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內涵有重要的區別，不同之處表現在多個方面。本文主要從三個視角簡要分析。

視角一：明顯不同的宏觀經濟背景美國供給學派產生的主要宏觀經濟背景是美國經濟於20世紀70、80年代突發的「滯脹」。針對於此，在里根擔任美國總統之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來刺激宏觀經濟，甚至通過把名義利率提高到20%以上來試圖壓制通脹，但政策結果卻是僅對於滯脹中的「脹」發揮了一些作用，而對「滯」的解決卻毫無貢獻。1981年，里根提出「經濟復興計劃」，聲明與過去美國政府以需求學派為指導思想的政策相決裂，改以供給學派理論為依據，採取了大幅度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經濟增長和減少政府幹預及赤字壓力，並主導了兩次重要的減稅措施的制定與實施（分別於1981年和1986年）。在美國處於高通脹、高利率的不利形勢下，里根經濟政策有效平抑了通脹，並保持赤字大體處於可控制水平。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的主要宏觀經濟背景與美國20世紀80年代所面臨的「滯脹」完全不同，中國所面臨的是經濟發展階段轉換過程中的中長期增長和結構調整遇到的瓶頸制約。過去30多年經歷的高速增長堪稱「中國奇蹟」，但未來10~30年的發展將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減速壓力，經濟可持續快速發展的難度顯著加大。2011年以來的宏觀經濟下行已引出經濟增長「新常態」概念。我們可從兩個視角來理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從內部因素看，與自身技術水平提升、改革紅利、內需擴大、加大投資等有關，然而高速增長作為後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普遍增長形態，會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而呈現出增長速度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水平逐步收斂的態勢，這意味着在經濟發展初期所具備的技術性後發優勢、帕累托式的改革紅利等，將逐漸消失殆盡。

從全球範圍看，拉美地區多國都曾經歷30年黃金增長期，日本、韓國在趕超的過程中也曾經歷先高速增長後逐步放緩的階段。中國經濟正是在2010年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在這種意義上的收斂也已經開始。從外部因素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全面開放條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紅利作用下的全球化市佔率攀升有關。然而，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儘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採取了以寬鬆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但總體形勢複雜嚴峻，中國以歐美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的需求帶動出口進而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可持續。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麼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需要建構經濟增長中轉型升級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機制。

圖為2016年12月10日，江西省進賢縣地稅局第六分局工作人員走進企業宣傳稅收政策，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減負擔萬朝暉/攝

視角二：迥然不同的經濟學學理支撐

首先，美國供給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在供給側，對供給片面強調，甚至主張與需求管理「徹底決裂」。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既不實行需求緊縮，也不放棄需求管理，而是強調在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作用和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着力改善供給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特別是通過改進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構建、塑造和強化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其次，美國供給學派認為，增加生產和供給必須通過增加投資和勞動來實現，特別是投資的增加，而投資是儲蓄的轉化，所以產量的增長間接決定於儲蓄量的高低，這一思路總體仍在需求側「三駕馬車」傳統框架內形成學理認識，分析亦停留在對總量調控的思考層面。鑒於傳統需求側「三駕馬車」框架所強調的消費、投資和出口的需求結構分析應傳導、聯通至消費、投資和出口的供給，及其所蘊含的由需求側「元動力」引發的供給側響應機制的更為展開的結構優化認知，正視如何針對相關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處理好動力機制的優化問題，中國供給側改革合乎邏輯地所強調的是解除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注重以中長期的高質量制度供給統領全局的創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調控為主的凱恩斯主義模式，在優化供給側環境機制中，以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的潛能，提升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以釋放潛力、激發活力托舉新常態的經濟社會「質量升級式」發展，從而穩增長、優結構、護生態、惠民生、防風險。

再次，美國供給學派的學理邏輯是在新自由主義取向下，認為增加政府支出會抑制儲蓄和投資，從而不會增加就業和產量，擴大財政赤字支出還會導致貨幣供給量過多，物價持續上升，最後釀成惡性通貨膨脹，所以應儘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推崇政府的無為。而中國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政府積極全面深化改革，學理邏輯是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亦要求「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更為注重「有效市場」與「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既非要搞新的「計劃經濟」，也非將新自由主義中國化。這也就合乎邏輯地導向以政府理性的供給管理優化推動「規劃先行、多規合一」的頂層規劃的功能實現和合理運用產業政策，以利「守正出奇」地進一步釋放微觀主體潛力，激活中國經濟的增長空間。這些又必須對接黨的十八大以來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的通盤部署，包括在供給側已清晰呈現的制度供給路徑，具體表現為從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體系、現代財政制度到現代政治文明所形成的邏輯聯結。我們認為，供給側改革是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創新，是問題導向下引領新常態的動力體系再造創新，是通盤規劃的系統工程式全局長遠創新，是以改革為核心、以現代化為主軸攻堅克難的制度供給創新。因此，比之美國供給學派，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是開闊宏大得多、不可同日而語的系統工程。

圖為2016年12月15日，在山東省沂源縣歷山街道一塑編企業扶貧車間，兩名農家女在崗位上勞作趙東山/攝

視角三：特色與主張有別的宏觀政策要領

從宏觀政策方面來看，美國供給學派與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區別和聯繫，主要可從對財政赤字、稅收政策及貨幣政策運用等方面加以認識。

首先，美國供給學派認為增加政府支出會抑制儲蓄和投資，不會增加就業和產量，傾向於政府「無為而治」。中國供給側改革則認為貨幣政策主要是對總量調控較為有效的政策手段，而財政政策才是具有「區別對待」針對性的、對結構性調整更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張踐行適大擴大政府支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合理範圍內擴大財政赤字提升支出作用空間。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強調的「去槓桿」，絕非宏觀經濟所有部門的「去槓桿」，而是強調以政府部門支出必要的「加槓桿」服務於全局的「去槓桿」。

其次，美國供給學派主要側重於減稅，不注意全面的政策配套，認為減稅是刺激增長最有效的手段，可以讓勞動者、儲蓄者和投資者儘可能地獲得最大報酬和利益，這種收入的結果是除去各種納稅和由於政府立法所造成的成本費用以後的報酬凈額。供給學派更注重稅率削減，尤其是對累進稅制高稅率的削減。具體措施包括：針對企業實施的加速折舊政策、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資本增值稅、企業研發支出可抵稅等，針對個人實施的對利息及股息收入減免稅、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等。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強調的減稅，則是在多年結構性減稅基礎上配合全面改革和生產方式轉變的進一步調整。隨著2007年新企業所得稅的出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促創新的稅收政策已逐步放寬和落實，此輪從稅種變化到稅基、稅率等變化，目標均在於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發展質量，配合的機制主要是繼續深化分級分稅財政體制改革尋求長治久安，而非僅以減少稅收總量的手段刺激短期增長。

從帶有結構性特徵的內容來看，中國稅制改革現強調：一是繼續切實推行「營改增」，降低間接稅比重，以利逐步提升直接稅比重；二是資源稅由「從量計征」向「從價計征」轉變；三是個人所得稅應在以家庭綜合收入為基準的探索基礎上更多體現累進調節特徵；四是房產稅作為可配套的基層稅基的立法和開徵；五是探索開徵環境稅；六是探索消費稅徵收環節由生產環節向消費環節後移，等等。此外，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也絕非只在減稅一個方面，而是強調穩定宏觀政策下的精準產業政策、靈活微觀政策、現實改革政策和托底社會政策的組合，以有理有利有節的產業政策、促進企業創新創造升級發展，並以切實守住民生底線等系列公共政策，體現結構性改革全貌。

再次，美國供給學派基於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過度干預貨幣發行量，在貨幣政策上主張緊縮，即總量調控上減少貨幣供應，並認為儲蓄是生產增長的重要因素，經濟增長緩慢在於儲蓄率低，試圖通過提升儲蓄率既提高增長速度又緩解通貨膨脹。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強調積極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以帶有靈活適度特徵的穩健貨幣政策既防止通縮又防範通脹，適度降低儲蓄率。同時在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中國更加注重財政政策在結構性調整中的針對性作用，並以國債及政策性金融等有效結合機制，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科學調控。

來源：光明網